一

    文学所的“老人”当中，流传着不少关于何其芳的故事，这些文学所的老人是如此地热衷于讲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竖起毕恭毕敬的耳朵；等到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述——就这样，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学所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也许，这就是黎湘萍先生所说的“烤箱”或“烤炉”吧？你就是再不成器，文学所这个烤炉或烤箱也把你连熏带烤烤成了个什么人物！那时的文学所真可谓大师云集！你就听听这些震耳欲聋的名字：郑振铎、俞平伯、钱钟书……上课？上什么课？不用上课！当学生你就成天价跟上这些大师就行了！听他们自言自语，听上个三言两语，听出个一知半解，时间长了，你自然就悟出来了。
    但是，在众多大师中间，我更想说的还是文学所的第二任所长——诗人何其芳。
说起来，本人与何其芳还真有点缘分：家父于50年代初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级，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结婚时，何其芳是介绍人，还送了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幸福》作为新婚礼物。但是，等到我1995年正式调入文学所，距何其芳去世的1977年已将近二十年，面对院人事局的质疑：“该同志学历较低请再斟酌！”鼎力为我陈情的是马昌仪、程蔷、祁连休、吕薇芬、徐公持、陶文鹏、李伊白、董乃斌、张炯、冯志正、郭一涛诸位先生，而他们中间至今没人知道家父与何其芳多年的旧交情。也许是何其芳在冥冥之中的荐举吧！也许是何其芳曾托梦给这些器重我、提携我、关心我、帮助我的诸位先生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先生们中间多有与何其芳共过事的人。

二

    到了文学所先在《文学遗产》杂志再进民间室，无论做什么，总得从馆藏资料的调查开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藏书，从来没有亲手抚摸过这么多有价值的藏书，那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是我这一生中都不会再有的。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听任书架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经两进两出文学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闲谈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看见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对面不远就是学部 大楼（其实只有三层），那真是热泪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时代进文学所的老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至今，文学所的老人们见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说过，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说，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结束了。
文学所，做梦的地方！
    在高高的书架上翻书，正值图书馆的同志把尘封多年的一箱箱宝卷等民间唱本 登记上架。据说，这些宝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资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机会从全国各地以低廉的价格购置回来的。那时，很少人意识到这些宝卷、唱本的价值，就连民间人士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玩意儿值什么钱：你想买？你想要就送给你！反正我手里还有的用就是了！非要给钱？那你看着给点儿意思意思就行了。但是，所长何其芳特别嘱咐过：购买民间藏本最好还是付钱！就这样，如今文学所馆藏的宝卷在全国各大藏书机构中占居了重要的地位。
    据说，资料室的同志到全国各地收集宝卷的确是根据的何其芳的旨意，当然也是遵循文学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的遗愿，郑振铎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价值的人。何其芳本人虽是五四新诗的杰出诗人，却也并不小觑民间文学，他与公木（张松如）在延安时期合编的《陕北民歌选》至今是中国民间文学采录、整理的典范。文学所从建所之初就有重视民间文学的传统，民间室是文学所最早设立的研究室，当年在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老先生们也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他们自己更是在这个传统中工作了多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别提醒他们：外出时一定注意搜求民间宝藏。
    何其芳本人当然是嗜书如命，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忆昔》），“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偶成》），即使“大泽名山空入梦”，也要“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当年的何其芳家住东单，离王府井不远，那时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还没有改造，旧书店鳞次栉比，据说每到礼拜日，何其芳就去逛旧东安市场的书肆，天黑时才拉上满满一平板车的书回家。据家父说，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脏病以后，还每每从书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书”。 我不知道何其芳当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车车书、一捆捆书当中有多少是给自己买的，有多少是给文学所采购的，而且这一车车、一捆捆的书里面有没有宝卷等民间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会每个星期天都有空闲去逛书店。
当然，何其芳必定是有过一次逛了旧书店以后真的拉回一平板车旧书的经历，但恰巧就被文学所的人撞见了，因此也就被文学所的人记住了，从此，就有了何其芳每逢周日必买一车书回家的传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何其芳未必每次都谆谆嘱咐采购人员出差时留意民间文献，资料室的同志自己就有这样的学术眼光，但资料室的老先生们仍然把文学所馆藏充栋的功劳归于何其芳，也乐得听任文学所的其他同志中间流传这样的传说，而自己则宁作无名之辈，因为他们敬重何其芳、爱戴何其芳，他们有心无意且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赞誉都奉献给了何其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三

    我有时怀疑，何其芳的故事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其中又有多少虚构的成分？文学所的老人们把多少想象的东西赋予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何其芳？于是何其芳就当然地成为了文学所集体精神的象征。在民间故事中，有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在这种箭垛式人物的身上被射中了各种各样的传说逸事之箭，我想，何其芳就是文学所的箭垛人物，何其芳永远是文学所的老人们所理解和记忆中的何其芳，于是，各种丘比特的敬重、爱戴之箭才集中射向了何其芳。
当然，要成为箭垛人物，这个人物自己也一定要具备某种品质，民间文学理论叫作传说故事的“核”，没有这种特殊品质，没有这个“核”，何其芳也不会成为箭垛人物。何其芳的特殊品质是众所公认的，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首先是一名真正的诗人。何其芳是一名真正的诗人，这倒不在于他是“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之一，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何其芳之为真正的诗人。
    1961年，文学所召开了一次以民间文学为论题的学术会议，根据我对学术史的研究，这也是文学所以“所”的规格召开的唯一一次民间文学主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经验”。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倡议最早是由老舍在50年代后期提出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扬的支持，全国性的组织工作最终交给了文学所。1961年召开研讨会的时候，有十几个民族的文学史初稿已经完成，那次会议就是讨论其中白族、苗族和蒙古族文学史的初稿。
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总的倾向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左”的意见占了上风，民间文学被捧上了天，民间文学似乎就要而且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导和主流，谁反对民间文学主体论谁就要冒被质疑其“劳动人民立场”的风险。会议是以文学所的名义召开的，何其芳既然是文学所的所长，就要由他来做总结报告。当然，报告的草稿在会前已由民间室的同志（兴许是毛星先生？）拟好了，结论的措辞也是事前就已经商定的，但会上“左”的意见如此占据上风，而且与总结报告的结论如此的不一致还是有些出乎民间室全体同志的意料，于是，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何其芳。
    何其芳听完各地同志的意见以后，连夜修改了总结报告，不是修改结论，而是针对会上的意见增加了有针对性的内容，于是就有了一篇何其芳式的坚持己见不顾后果固不让步的论争性文章，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第二年的《文学评论》上并收入多种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一篇永远值得纪念的、里程碑式的文献。
今天看来，何其芳当年的总结报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替何其芳考虑，就可以知道当年文学所的上空并非没有政治压力。总结报告的内容我在此不能一一复述，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其芳如何强烈地反对民间文学主体论，他似乎是在用尽量平缓的语气坚决地告诫与会者：民间文学固然伟大，但古典时代那些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家同样伟大，比起屈原和杜甫，我们甚至不能说民间文学就一定有着更多的人民性，尽管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口头创作（这与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是文学所同人的一致立场）。
    尽管这已不是“何其芳的传说”，而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但我仍然打算用传说的观点看待当年何其芳的报告事件，比如所谓“连夜修改”就是我本人的“添油加醋”，但我坚信，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文学所的人一定愿意认同我讲的故事：那一定都是真的！何其芳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说话率真的真诚的诗人！

四

    文学所的人“服”何其芳的故事当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就是：《何其芳评职称》，我从文学所的老人们那里听说过不止一两个甚至三四个版本。那是“文革”以前文学所唯一的一次职称评定，现任文学所所长杨义先生每逢年终评职称时必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那年评职称文学所就是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何其芳对钱钟书说：你是一级研究员。钱钟书点点头。何其芳又对某某人说：你是二级研究员。某某人说，知道了。”
    文学所没有人对何其芳拟定的评职称决议案持有异议，因为，没有人不信赖何其芳的学术判断力，也没有人怀疑何其芳会不公正。何其芳给所有的研究人员定了职称，惟独没有给自己定职称，他认为自己是所长做的是行政工作，不应该再享受职称的待遇。 在文学所老人们的传说中，那一次是文学所历史上最没有争议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一次评职称，自从那次评职称以后直到今天，何其芳一直是文学所人心目中公正与权威的化身。
    说起来很是奇怪，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何其芳定职称的所作所为可以称得上是独断专行，可是文学所的人至今并不质疑何其芳的做法反而津津乐道于这个故事，难道文学所当年的大师们以及今天的诸位专家学者们即文学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起码的自由民主意识，反而要去赞誉一种过了时的开明专制，从而统统跌入了新权威主义的窠臼？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经历了学术民主制度化的今天，我们终于意识到，科学的量化也无法保证学术自身的纯粹性，没有对于学术自身纯粹性的理解，学术就仍然要绞在种种人事情感和利益关系的缠绕与纠葛中而无法抽身为超越人事、利益经验（超验）并上升为纯粹信仰的“事情本身”。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政治化的昨天，何其芳竟然能够以一人之身直接面对学术信仰这个事情本身，他用了一种最简单的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办法把一件在今天看来很难办妥的事情在一夜之内就解决了。这就是何其芳的伟大之处。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当何其芳静静地独坐在家中的书房里草拟着第二天就要宣布的研究员名单时，他一定知道他将独自一人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但是，何其芳一定在想，与其让所有的朋友和自己一起担当不纯粹的学术恶名，不如让我一人肩负起纯粹学术的厄运。于是在这样的夜晚，所有的人事牵挂和政治牵连都在何其芳的身后退却了，展现在何其芳面前的是一片澄明的世界……
    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有几次——也许只有一次甚至从来没有过的——“高峰体验”，有过这样的高峰体验，人，才可以说在这世上没白走一遭。在那个夜晚，我相信何其芳曾自信地对自己说：我将要做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时，他感觉就好象写出了一首平生最满意的诗。
    不光我相信，文学所的人都相信：换了任何人都做不到何其芳已经做到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凡人，而何其芳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了神，只有神才能直接面对超验的、信仰的事情本身。由于何其芳的所作所为总是我们凡人难以理解、难以做到的，因此对于何其芳，我们除了信任他信仰他，别无他法，而对于信仰中的神的故事，我们也永远不去验证其真假。
但是，当年何其芳身边的那些大师们也都是凡人吗？也许，何其芳没有料到的是，文学所的老人们以绝对信任的态度接受了何其芳对他们的裁决，而何其芳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如何面对同事们的不满。对于同事们的平静态度，我不知道何其芳曾作何感想？也许何其芳早就想到了他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一定会与自己“共襄其事”，对此，何其芳胸有成竹：同事们一贯信任自己，并非仅仅是相信自己的品格（何其芳对自己的品格相当自信 ）比如能够主持正义之类，而是因为他们与自己一样对于学术有着同样深刻的理解。所以我想，当年的那次评职称，如果没有文学所一班大师们的无言支持，仅以何其芳一人之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其芳不可能独步天下。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的是：也是那些大师们与何其芳一起才共同缔造了文学所历史上的那次平静又平凡但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壮举。

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
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
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
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
难道生长在祖国的土地上，
我不也是除了风霜的吹打，
还接受过许多雨露，许多阳光？
（何其芳：《回答》，1952—1954年）

    尽管何其芳把自己的同事和朋友比作阳光和雨露，但文学所的人，无论是老人还是新人，至今都更愿意把那次壮举的成功归于何其芳一人，因为就他们心底的需要来说，他们更愿意塑造一个能够集中象征他们整体精神的圣人。也就是说，更愿意相信并且信仰一个能够始终直接面对学术自身并以学术自身为至高无上之荣誉的唯一的圣人何其芳，一个永远怀抱着赤子之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人何其芳。因此，传说的故事中何其芳的所有优点，都凝聚了文学所人对文学所集体真精神的理解，文学所人把对文学所真精神的理解全都托付给了何其芳，而何其芳也的确能够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真是文学所之幸！也是文学所人之幸！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之际，主编徐公持先生题词：“学术荣誉至高无上！”其中，我分明听到了当年何其芳内心的声音，也听到了当年的那些大师们无言的赞许。

五

    1976年春季或夏季的一天，家父携其长子前往何其芳在东单的寓所，那年我24岁，正值插队探亲回家闲来无事，去就去吧，反正我还没见过这位父母的证婚人。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何其芳本人，在我的印象中，何其芳个子不高，背有些驼，高度近视，行动已不大便利。我不知道这印象是否只是我今天回忆的“应该如此”，而1976年的何其芳其实并非这样的衰老，但验之何其芳夫人牟决鸣为《何其芳诗稿》 写的“后记”，何其芳当时确已重病在身。
老朋友多年不见，何其芳兴奋得话不停歇，竟容不得家父插话，“你来谈谈，我反而觉得（病）好些！”家父只好打趣：“其芳同志谈话，既没有顿点，也没有逗点，直到谢客，才算打了一个句号。”因为都是诗人，话题中间自然少不了李、杜。

焉知二十载，
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
儿女忽成行。
（杜甫：《赠卫八处士》）

    应家父留个“友谊的纪念”的请求，情难自禁的何其芳就从笔筒里取出毛笔，伏在宣纸上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费了好一个时辰，为家父写下了下面的这段话：

    今年暮春，游成都杜甫草堂，其时群花凋谢，唯庭中垂丝海棠数株，犹繁花盛开，似迎游人。回北京后作诗记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书吕剑同志补壁。何其芳（何其芳印）

诗，则是一首七律：

文惊海内千秋事，
家住成都万里桥。
山水无灵助啸咏，
疮痍满目入歌谣。
当年草屋愁风雨，
今日花溪不寂寥。
三月海棠如待我，
枝头红艳斗春娇。

    有时，我又怀疑当年的我是否真的曾随父亲拜访过何其芳，也许只是因为我太想见到文学所老人口中传奇式的圣人何其芳了，所以一直幻想着我们之间曾经的会面（据父亲回忆他并不曾携我拜望何其芳）。而且，即使我当年真的见过何其芳，我对那次会面的记忆也有重大误差，比如，会面时何其芳只是口头上答应了家父的请求，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可能立即“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地完成百余字的字幅。数日之后，何其芳才给家父来信：“条幅已写，有空时就带印泥来……”其间家父已为何其芳刻制了一方汉隶风格的私人印章，何其芳家中没有现成的印泥，故特别提醒家父带印章时不要忘了再带上印泥。
    牟决鸣先生于何其芳去世后编《何其芳诗稿》收入了曾书赠于家父的这首诗，题《杜甫草堂》，写作时间是：1976年8月23日（六天以后的8月29日何其芳就把这首诗抄赠给家父）。诗的最后一句原作“三月海棠似待我，枝头红艳竞春娇”，抄写给家父时，何其芳把其中的“似待我”改作了“如待我”，把“竞春娇”改作了“斗春娇”。
    牟决鸣先生还把何其芳本来是书赠家父的字幅以“作者手迹”的名义用在《何其芳诗稿》一书的扉页，手迹上该诗的最后三个字作“不胜娇”而不是“竞春娇”也不是“斗春娇”。“书吕剑同志补壁”同，署名“何其芳”亦同，但没有加盖家父专为何其芳刻制的“何其芳印”。可见何其芳应了家父之请以后，曾试写过多幅。又一次见面时，何其芳对家父说：“我为你练习了四张。”何其芳指着其中的一张，“我觉得这一张稍好一点，任你挑吧！”
    我想，有可能何其芳平日很少专门写字更不要说写了字送人，因为他自认为“不会写字”，但一二老朋友要他写他倒也愿意，即使字丑也不怕见老朋友的笑。也许，正是因为何其芳很少留下什么“墨宝”，牟决鸣先生不得以才用了专门题名书赠家父的字幅。当然，也多亏了家父当年的请求，何其芳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手迹。
    字的确不能说很好，但如其人，满纸扑面而来的都是诗人的书卷气息，家父认为“清癯可喜，拙中有巧，很耐看”。但让我说，每个字都似乎有些站立不稳，将要摔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以当之。1976年8月的夏天的确也如杜甫当年那样“山水无灵”、“疮痍满目”，何其芳一定相信，在近似的“语境”中诗人和诗人更能够心心相通（何其芳始终钟情于杜甫），不然，杜工部老何能借海棠以迓己，难道古人真的有话要对自己说吗？
    我不知道何其芳的内心是否如我所猜想，但我认为，每一个文学所的老人都相信他们有十分的把握能够揣测所长何其芳的内心，因为何其芳的内心对于所有的文学所人来说都不是谜，何其芳的内心始终是坦荡的，向着所有的人敞开。尽管身居所长的职位，何其芳要小心谨慎地应对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但他始终能以简单应复杂，以诗人之心、赤子之心、圣人之心度世人之腹。我想，这就是何其芳能够感动所有文学所人的理由。
    “在没有诗的时代，诗人何为？”但诗还在，在真正的诗人的内心，尽管何其芳在《夜歌与白天的歌》的“后记”里说过，1942年春天以后，就没有再写诗了。1942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份！从此，写不出诗，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好诗让何其芳感到痛苦并不断地自责，到了晚年，在书赠给家父的《杜甫草堂》的一条注释中，何其芳以老杜自比为解放以后再写不出好诗宽慰自己：“杜甫定居成都后，写好诗很少，他的精彩作品多是出于颠沛流离之中，成为颠沛流离生活的追述。”但这也不能抹去何其芳心中的阴影，直到他去世。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象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何其芳：《预言》，1931年）

    但文学所的老人们不这样看，他们不认为诗神早早就离开了何其芳，他们把何其芳任文学所所长期间的业绩也视为一首诗，更把何其芳本人看作是一首真正的诗。文学所人有幸与真正的诗人、赤子和圣人同行，文学所人因此而感到有福。所以我想，只要文学所人还在，有关何其芳的故事就还要讲下去，因为，这是文学所人精心维护并继续创造由何其芳以及当年所有的学术大师们共同开启的文学所真精神的最好办法。

2007年2月于车公庄父母家中再瞻何其芳手迹

(未删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