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里，友人张直心，自杭州来电话，说他关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书稿，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约为写序，我欣然答应了。不久，即接寄来的打印好并装订整齐的书稿，名为：《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

从那时至今，已近两月。当时正忙着别的事情。这中间，我抽暇花几天工夫，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了一遍大作，颇为书里提供的奇异生活的和文学情境，与深湛的理论思考所吸引，随手在电脑里录下了一些杂乱的摘记。后因诸事，搁下了。

如今，摆在我眼前的这一册不薄的书稿，已经被我一页一页地读得完全飞散了，好像变成了一大摞白色的纸蝴蝶，静静躺在我的眼前。于茫然无际的驰想遐思中，它仿佛又让我回到云南大理蝴蝶泉边那番烂漫的景象了。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不仅有丰富多彩的迷人自然生态景观，也是最多样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多民族文化博物馆。在这块红色热土上衍生发展起来的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小说，以及它的创造者们，自觉承传着自身丰厚奇异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吸吮着现代汉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簇新的艺术营养，正在走出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所形成的或追求历史的承担或与汉文化趋同的传统之路，苦苦地探索着自己所应该拥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创造之路。当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辛勤劳作，已经收获了许多令人惊喜的果实。或是长篇，或为短制，这些沾满着浓郁的苍茫大山与热带雨林气息的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独异的生活情景、民族风情、心灵激荡、审美冲击，以及深层的文化蕴藏。它们进入了祖国现代多民族文学艺术的画卷，吸引了不少思考者的目光，迈进了大学课堂，甚至成为民族文学版图中的一个最富魅力的亮点，吸引着不少的研究者。张直心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与张直心，是于十年前邀请和接待我赴昆明讲学时认识的。后来在鲁迅研究等学术会上曾多次相晤。在我的印象中，他温文尔雅，默默耕作，于侪辈学人中，是一个不喜欢显山露水，做事一向认真而低调的人。

他自幼生活在江南的大城市里，于人生开始进入独自思考的时候，赴云南边地山区插队，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饱尝了生活的苦乐、艰辛与磨练。后来一直在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执教，并掌系多年。在广泛的学术涉猎与垦殖中，他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优势。他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但是在他自己的情感深处，对于他生活过的云南边陲那一片神奇而充满原始意味的热土，拥有一份与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不可割舍联系的沉厚感情；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迹痕与近二十年的蓬勃实绩，一直有很深的关注和独到的理论思考；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何带着自己的特殊风采与姿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怀有一个真诚期待的执着梦想。这种沉厚感情，这种关注思考，这种执着梦想，经过深思与磨砺，现在都凝铸在他倾心奉献的这部书稿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中了。

因此，与他的许多关于鲁迅的研究成果不同，这部《边地梦寻》的书里，在理性与激情融汇于一的文字中，我读到了这样一颗严肃而炽热的心：作者带着他全部青春与生命与审美的体验感受，和一个进入成熟年龄学人的充满理性与先锐的思考，深深触摸了生活于西南边陲大山密林中的那些神奇民族的灵魂。

进入阅读后，首先给我一个很深印象的，是他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的历史视野。这部书，讨论的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少数民族的小说，但作者没有孤立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将研究对象艺术探索的渊源视线，上溯至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和给予这片热土文学发展以冲击影响的有云南生活经历的其他民族的作家。这样拉长焦距上下探究的宽阔视野，增强了自己于研究对象历史考察的纵深，给予云南少数民族群体文学的观察透视以一种深厚的历史感。

张直心翻阅了《滇潮》《翠湖之友》《云波》等早时期刊，在极难得的故纸堆中，窥察着“萌生期”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踪迹。他论述了马子华等先驱者们努力与时代主潮相接的文学实绩，也指出他们无暇顾及白话书写底下文学的少数民族特色，因而这一时期的云南现代民族文学，实质上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而非民族意义上的云南现代文学”。他论述了进入三十年代的马子华、李乔等作家的小说创作，如何在左翼文学的光影照亮下，涉足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剖析和阶级斗争的叙事，凸显了文学观照社会人生的“普遍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他考察了三十年代里，写知识青年颠沛流离的《滇南散记》的马子华，与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之间，在精神上和文字上无形的遇合与交流；他也论述了艾芜的小说的漂泊题材和浪漫精神，以云南“漂泊”题材野性的书写，怎样开启了云南几代少数民族作家背离汉文化的“边地梦寻”的行为方式，也激活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潜藏的同质因素，呼唤和启迪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抱本土”，以本民族的和个人的特殊方式，呼应中原文坛乃至世界文学“普遍性”的思考。他更以浓重的笔墨，描述了抗战时期众多作家集聚昆明，怎样给西南民族文化发展带来的生机，特别是讨论了沈从文昆明八年的生活与创作，如何扶植、培养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引领他们渐次深入探寻自处的边地民族传统的深层，去发现和开掘其中潜藏的文化伟力与生机，并且辛勤培育了回族作家白平阶“诗化民族志”式的长篇小说《古树繁花》的产生。这些视野纵深的勾勒与描绘，为我们清晰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由发生萌芽到“古树繁花”的历史步履，也在简赅的文字里，透露出作者“边地梦寻”中追索的真正民族意义上的云南现代文学的理论基点和文化图景。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这个世纪初期，这二十余年的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创作成果，是这本书主要论述的对象。作者张直心自觉的民族意识追求，对于民族文学发展关注的热忱，独到深潜的审美眼光，资料搜阅的广泛与坚实，以及一些先锐性理论思考的介入，使得他的这份研究成果，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繁花似锦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图景，也在诸多描述与论析中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提出了许多令人体味回想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教训。作者在论及书写文体的“汉化”与“欧化”的交互偏侧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但也是相当难于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如果说，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生、发展堪称‘狂潮涌起’；那么，相形之下，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却未免显得有点‘风平浪静’。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必要的艺术感觉与理论穿透力，加之研究态度的中庸，致使其立论每如隔靴搔痒。”作者不满足于已有研究现状，力避肤浅和“中庸”的“隔靴搔痒”，以自身敏锐的艺术感觉，竭尽往深潜处探索，这种努力的结果，使得他的这份研究成果，给这个领域的学术开掘带来了颇为鲜明的理论思考突破性和超越性的色彩。

这部《边地梦寻》的书稿，属于一种史论性质的探索。因此，它自始至终的文字中，都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清醒的治学意识和追求：打破一般文学史框架习惯于作家个论汇集的呆滞，也避免以一种先验理论框架梳理阐说文学现象的毛病，努力将历史眼光与理论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在大量文学现象的阅读、体味、归纳、发现，然后进行生动的论述中，抽象出自己的富有理性思辩的发现与认知，这样努力的获得，便使全书各个章节的论述，自然地现显出于丰富文学现象基础之上创新性理论思考的深度。

如在第二章《现实关怀：变革与守成的深刻对峙》中，论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改革开放题材文学时，将那时候大量涌现的作品，放置于那个处于思想意识“慢半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与改革的急迫感相互冲撞中，所产生的焦灼、焦躁、甚至浮躁的心理情绪这样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论述这种心理情绪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呈现的三种流向。他以现代近似寓言神话的小说《荒原的古树》为例，分析了告别初期浪漫主义精神呼唤而走向对民族传统文化与心理进行反思审视，以至向传统文化进行“宣战”的第一种流向；以哈尼族作家艾扎的《故乡的太阳》，回族作家马宝康的《红山羊》等小说，分析了在改革过程中，告别过去时作者对于民族传统中有价值东西的珍爱和依恋，面对物欲横流将传统美好价值冲击得支离破碎的失落感。在这样许多作品的分析中，作者指出了他们精神深处所隐藏的一种矛盾与痛苦：“在这一流向中，对传统文化的突破意向与对生命之‘根’的执守意念，对现代文明的期待心情与遭遇现代的困惑心理，往往使作者陷于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急欲摆脱两难境地的作者给我们留下了躁动的轨迹，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能读出理性的节制，亦不乏情感的偏执。”这一流向的作品，“不仅在同一流向中与其他作品构成了多重的论辩；而且与不同流向中的作品也形成了逆向的反拨。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英雄意识与平民意识的矛盾，以其繁复的形式交错扭结、激荡碰撞，从而形成了一股极富张力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看似明显的针砭中，写出了作者深藏心中的对于这种“躁动”背后隐含的云南民族、云南民族文学腾飞前奏的礼赞。读着这些文字，作者对于文学现象把握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义的理解，作者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变革起飞隐含的欣喜与热情，都很直接呈现于我们眼前，并带给我们接受者一种“躁动”背后的感动和兴奋。

进入到作品人物的塑造这一文学作品生命的核心时，在《文化诠释：漂流与回归的两难选择》一章里，张直心将转折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探索，引向了一个更加深入思考的语境。他用“外来人”、“假洋鬼子”、“浪子”、“浪子回头”这样四个隐含着深广文化意义的带有递进意味的意象或符码，来连续而递进加深地探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思考中，所蕴涵的外来文化的进入与边地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接受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与融合，是以怎样逐步深化而多样的形态，怎样逐渐走向成熟的文学创获，由表层的不无喧哗的躁动，而走进“边地民族无声但却更其有力的心的搏动”的。

在这里，作者从来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的叙述让自己也走进了边地民族的历史。作者如此表述自己面对这种文化交融的心情：就主观愿望而言，我们无疑都急切期盼边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能尽早达臻存文学的《熟透了的山坡》、查拉独几的《弦子舞和迪斯科》等小说所描绘的那种互补、协调、天衣无缝的境地，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互补、协调，并不总是那么如愿地呈现于文化交融的起点上，相反，不协调、碰撞，倒是文化交融不可超越的进阶。为此，凝重厚实地呈现文化交融的“阵痛”阶段，已成了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直心惊喜地发现了另一个傣族作家陈建华。他通过对于陈建华《青青的多依林》《黑谷》《遥远的太阳》等小说中的“浪子”及“浪子回头”系列性形象，看到了在众多作家为民族的新生载歌载舞的时候，他却一人向隅，极敏锐地感受着边地变革的阵痛，执拗地逼视追问新人连同自身的困扰、文化困境，他那种鲜见的沉郁、峻急，那种难能可贵的悲剧感，他所塑造的“浪子”形象极富张力的意蕴，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在作品中怎样更凝注于边地新人的漂流不定，和不断追求这一境遇及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张直心通过对于陈建华笔下“漂泊——回归——再漂泊——再回归”这样的“浪子”、“浪子回头”人物形象细腻而精到的分析，隐隐觉察到了一种“波波折折中令人回肠荡气”的激情，一种对于“遥远的太阳”上下探索、苦苦寻求的“擦亮民族文化的千年蒙尘使它喷发新的辉煌的光束”。张直心面对作家笔下不无朦胧的“遥远的太阳”，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如此宣泄地说：

它是什么，作为文学作品是否作出了清晰、圆满的回答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作者连同笔下人物对时代透示、文化融汇确已有了某种敏感性体悟，要紧的是他们仍在继续朦胧然而执着地追寻。

一种久违了的边地生命的夺目异彩正从漂泊、追寻的疑云后迸出！

类似这样一些艺术敏感的发现，充满期待的激情，历史眼光的透视，理论思考的潜深，在他的全书中，并不是少数的存在。这几乎成为此书的一种始终如一的特色。如此情怀的“寻梦”，让这一学术果实，从论述到文字，读了之后，不会感觉一般理论著作的枯索，相反，可能给我们另一番阅读的兴味、愉悦和获得。

本书的理论探索，与作者对于民族文学现象观察的思考，依据现象本身的独特性，用一种全方位突进的视点，引进了许多研究方法，从多个侧面进入研究对象的本体，为我们提供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丰富而深入的认知图景。女性学的视点，就是一种尝试。他从“飞鸟”的神话传说话题入手，就历史与人生的女性书写，如何或反顾历史，或透视生命，或反思文化，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山一样的负累压抑，是否即是女人轮回不已的宿命？有形无形的男权文化，是否是边地亘古不变的永恒？他分析了佤族女作家董秀英著名的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用女性的视点和边缘性的话语，去发露被历史遮掩的受奴役、受压抑的“自我”记忆，如何导致了对传统文化记忆的重构，披露了长期被流行文本遮蔽了的边地妇女的精魂。他论述白族女作家景谊的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如何以含情带血的自我体验，唱出一曲超前而“浪漫”，充满自由憧憬的边地女人的心灵史和女人之歌。他从哈尼族女作家黄雁的《胯门》《天火》等小说中，揭示出作家如何更为自觉地以强烈的边地女性意识，去发掘那些压抑、侮辱女性的男性强权意识和文化陋习，探索了云南边地妇女屈辱历史的时间纵深；并由这些现象引出自己的结论：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玉成了创作中的边地女性意义，形成于边地更接近自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意识，使她们摆脱了域外“摩登女性”不无表演的装腔作势，写出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对于生命的启示，最终使边地的现代型女性形象，不似“雄化女人”那般一味追求男性化的雄强，以致失落了女性的特质，而每每藉边地女人更爱美、更多情、更自然、更感性的禀赋，实现了对女性本质的美学回归。张直心对于黄雁及其《胯门》等小说开阔的文化视野、不羁的个性体验、多姿多彩的审美形式的分析，几乎可以说是全书中最精彩的文字之一。

进入审美和语言等各个技术层面的分析，为该书论述增添了更为难得的理论思考深度。这里涉及到如何面对汉民族侧重风情民俗小说影响的接受与吸收的问题。这里作者的论述，有意识地借助于比较文学这一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过双向对应的文本分析，探究和确证了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小说由接受启迪而走向创造的特质，并如何通过彼此参照，达到互知互补。

书中集中通过汪曾祺汉民族风俗画小说的影响渗透，探讨了它与云南民族小说的某种共性，同时也更着重探讨了它们之间在地域文化实体、文化精神、语言方式、以及美学风韵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书中指出，云南民族风情小说表现自身深厚文化价值的薄弱，“由于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反思，缺乏一种更高的超越意向，云南民族风情小说迟迟未能从整体上把握风情深层的边地文化神秘之魂”；同时，又通过对张焰铎《醒着的望夫云》、董秀英《摄魂之地》等人的小说的融汇创造，深层掘进，论证了它们使得“云南民族风情小说那浪漫瑰丽之美终于升华成一种与边地文化理想同构的审美境界；云南少数民族那独特的风情也渐渐衍变为对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具有深刻启示的文化精神。”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重铸民族精神，张扬民族的审美理想”。这个民族文学之间的吸收与融汇的“启示”性论断，也许无意中透露出了张直心一直关注和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更为深隐更为可贵的用心和奢望。

打开时间与空间的封闭门户之后，如何自觉接受西方域外文化的影响冲击，这些接受、择取、吸收、融化，又怎样改变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创造历程，这个与当代汉族文学发展与研究同样不可回避而又更为艰巨的问题，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是一个更为独特与复杂的课题。为了回应挑战，作者给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当代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域外接受是如何在与汉民族文学接受比较中，既有普遍性的共同意识，又保持自身基于少数民族立场的个性选择和“独特取舍”？张直心引述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十分重视文化接受者立场、趣味、思维模式等所谓“先结构”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考的导引，结合丰富的创作实绩，具体地分析论述了近二十年云南民族文学对异域文学大家接受的多样繁复景象。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如何激赏吸吮梅里美小说的异族色彩和异域情调，在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中，自觉承当起“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勇猛的辩护士”，基于对十年浩劫民族性格贫血、理想之炬成灰的历史感悟和思考，生动描绘出的那些“奇而幻”的浪漫传奇之境，为“日趋平庸黯淡的日常生活平添一线异彩”。如白族作家景谊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如何从苍山洱海中吸取创作灵性与生活题材，对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始由刻意临摹，继之汲取抒情艺术，进而到自觉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刻意经由“晚熟的爱情”的书写逼近了更为深广博大的“表达人的魅力”和“人类心灵的不朽主题”。又如哈尼族作家黄雁的《奶鹿》等小说，与艾特马特夫的《白轮船》之间，存在的微妙的艺术联系，如何同样用“仿童话”的文体，以自己的笔和心，呼告着停止传统的虐杀残害的恶习，渴望着人类爱的本性的复归。这方面论述使我更为注意的，是张直心在书中以较多的文字和篇幅，精心分析了马尔克斯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百年孤独》，在内地作家刮起“寻根”风暴的同时，是如何在“寻找民族特性”这一焦点上，给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带来了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某种代价性的自信：“立足本土，兼收并蓄，即便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也照样可以诞生出具有‘爆炸’效应的文学奇迹。”与内地诸多文学在想象臆造中的接受不同，能够更自觉地发现自身生活沉醉于中的神奇的本原、神秘的自然、原始意味的现实生态文本与被借鉴者文学文本之间的契合与差异，作者着意思考的不是作家简单的模仿，而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如何“激活”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他由表象“描红”式模仿的踪迹探寻，经过发现自己脚下“神奇的现实”题材进入创作视野的频繁“尝试”，直至女作家董秀英写出酝酿已久的被称为“佤族的《百年孤独》”的《摄魂之地》，彝族作家纳张元象征着民族历史人生不变底蕴的《走出寓言》等小说的出现，深入探讨了民族文学的自身突破和跨越“超稳定”的文化传统，走向现代性，走向世界的艰难度与可能性。我自己觉得，关于纳张元如何接受《百年孤独》影响与自身民族文学历史现实的契合与创造，几乎成为全书论述中非常精彩的章节。

进入文学语言层面探索，当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如何摆脱“汉化”的强力优势，避免民族文学本体意识无可挽回的失落，已经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面临的“突围”焦虑与理论困扰。这个问题很复杂。作者在书中引用关纪新、朝戈金1995年出版的《多重选择的世界》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里，他们对于一个年青少数民族作家提出的“宁肯欧化，也不汉化”的民族文学“突围”的观念，进行了这样阐释：“假若我们不再戴着‘阶级斗争时代’那副老式花镜去审查这句话是否藏有什么‘叵测的居心’，而是从民族文学介入国际性交流后理当获取各色各样的选择权这样的文学角度来积极理解，便不难认定这句虽不无偏颇的短语所包含的一份难得的悟性。”张直心引述后认为，这些论述，触及了少数民族文学如何避免“汉化”趋向而保持自己民族独立特性的“极具探索前景”的理论策略。他面对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涉及的语言难题，采取了这样一种理论姿态：展示他们如何在“汉化”与“欧化”的深刻对立中交互偏侧、寻索文体民族化的曲折途径。他在该书中以专章的篇幅，讨论了民族文学的语言问题，透过对于一些作家探索和董秀英《摄魂之地》小说的个案剖析，分析了少数民族作家怎样由特定时代里拒斥“欧化”影响以保持汉民间文本的纯粹，经过或隐或显地纷纷“拿来”“欧化文体”，再到自觉地更多保留母语的语式、色调、表意、句法、韵味的多元取向、多元选择而形成独立创造的一种民族化文体，如董秀英所说的写出了民族“自己的声音”。他在九十年代哈尼族作家哥布作品的语言实验中，看到了为民族化文体开出新境，重构“汉语与母语、生命、自然的神契”的作家成长的希望。他透视了查拉独几等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由几种语言吸收，重构某种“跨民族、跨文化、跨语际的‘混血现象’”，形成了一种“杂语喧哗”的叙事风格，在那些“杂语喧哗”、“混沌多元的百音交响”的充满“天籁”性的探索实绩中，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边地文学的信息：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文本难免单调的时代正在终结。

民族叙事避免“汉化”而走向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进入神话“原型溯源”一章里论述的关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自身所拥有的最具特色的分析。诚如书中论述的，“神话结构、神话原型、神话思维及神话语法的运用，使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平添了涵盖性与升腾力，逸出了不无逼仄的个人经验世界，向那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诗性灵境提升。远古的回声、史前的幻想以及那埋在心灵深处的种族记忆，蓦然被唤醒。正是借重于这一深不见底的‘空筐’，使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得以安置如此充分的人类性”。作者尝试以文学人类学批评，即一种兼具人类学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研究方法，从“复现原型”、“仿制民间故事”、“重构‘难题求婚’仪式”、“颠覆神话”几个侧面，进入民族古老神话、仪式、民间故事等前文学范畴，探究它们给予文学注入了怎样的活力，窥视文学创作文本潜藏的文化无意识，探索这些神话与类神话原型怎样进入文学审美形式和语言形象的呈现过程。这样就在一个更新的层面里给云南少数民族小说以文学人类学的诠释。作者的理论尝试，给全书带来了属于民族文学研究独有特色的富有学术深度与新异的思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热爱者和关注者，我也深信，他的这种悠远性的理性探索，对于边地民族文学创作的启示，已经超越于云南民族文学研究本身，而获得了更为辽远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读罢张直心《边地梦寻》这部新著，除去丰富文学现象、深度理论思考、生动文字表述之外，我获得的，不仅是一份深思，也是一份感动。

我于张直心用心灵触摸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激情与搏动中，似乎也更深地触摸到了他的那份执着于边地民族与文化的热诚的心。

张直心在给我的信里说：“拙作题作‘边地梦寻’，缘于小说别名‘虚构’，纵然折射现实，显影民族文化精神，亦不免平生虚构想像之幻意；亦缘于奢望藉此为日渐失去‘梦’的现代人，呈示一个如梦般奇丽的文学边地。”自己一直有一个愿望，即在当代云南边地文学中，“捕捉若干耐人寻味的文化事相、审美现象，对此作通观审视。上述设想至今仍未能如愿。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始终信守批评应是批评家‘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故不自量力地追求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冥合神契；离开云南后，更是将文本视作边地乡思的替身；终感如是境界实可遇而不可求。题作‘边地梦寻’，似亦包含了这一层怅然。”

此时我想起了何其芳于七十年前奉献于读者的那本美丽而充满幻想的《画梦录》。我似乎觉得这本书就是一部“边地乡思”者用心书写的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画梦录”。

在一种“冥合神契”的文字中我懂得了这本《边地梦寻》作者所萦绕于心的“梦”的背后潜在的追寻。这也许就是于附录于书末的《守望山林：生命与图腾的冥合交感》一文中所诠释的思想，即在汉文化与现代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在与域外衔接中超越某些淡化民族特色的趋势，求得保存与发展自己民族的特质，并走向更高层次的新的辉煌。

张直心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丛林幽幽》中，精彩地阐述了作家所以径直步入荒原、追溯原始地“寻根”的隐喻，与其说是因着对现实的回避，不如说恰恰是出于对现代文明/汉文化强势渗透下如何自重的忧虑，是出于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如何指认与强调的深思。在七十年后的这份二十一世纪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画梦录”里，我也更深一层读到了作者通过张承志、乌热尔图绝笔之作《心灵史》《丛林幽幽》的言说，书写的一个丧失“自己的声音”、丧失传统文化的民族留下的一部“图腾志”里所发出的几乎是一种撕裂心肺的民族灵魂的忧虑，痛楚，与充满悲壮的呼唤了：

“还能传承么，那湮没已久的种族记忆？还能指认么，那边缘民族特异的生命血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