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魂之地的文学追问
读张直心《边地梦寻》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2-01 作者：杨匡汉
曾经栖栖靡定的漂泊已经作别，梦一下变得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在云南边陲插队──求学──从教三十年后回到江南，浓重的文化记忆挥之不去，真恳切至，于是有了对边缘文学经验的深情回望与着力探勘。这就是现任杭州师范学院教授张直心集多年心血的专著《边地梦寻》，一项关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表面上看来这是“远离中心”的论述，因为副题标明“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然而，恰恰是作者自觉自信地定位于“边缘”，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事象作了有深度的述析，并有所发见，不能不成为对“中心”的有力回应。人们往往以“观光客”的目光赞叹云南的美丽、丰富、神奇，却未必能像张直心这样悉心开掘那里的文化资源、文学诉求及其背后的民族记忆；人们往往垂青于云南的神话、史诗、传说，却未必像张直心这样在寻梦中藉几代作家作品的烛光去照亮那些“活化石”；人们也往往眼企于都市、热点、媒体的文学炒作，却未必像张直心这样以边缘站立的方式，面对俗化而寻求精神，面对“空白”与“断裂”而寻求历史的追问。
这种追问，在《边地梦寻》中，首先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脉动的重新考量和梳理。作者从早年期刊《滇潮》《翠湖之友》《云波》的故纸堆中，从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投影中，窥察了“萌生期”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肯定了马子华、李乔等先驱者紧贴时代主潮的努力，却也指出凸显边地文学趋于中原的“普同性”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的弊端，并从回族作家白平阶堪称“诗化民族志”式的长篇小说《古树繁花》中，多少看到了民族意识的微光。到了八十年代的“变革期”，当“慢半拍”的、超稳态的文化结构与奔腾急的改革思潮发生撞击时，无论是近似寓言的、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荒原的古树》，抑或留恋美好价值观念的《故乡的太阳》《红山羊》，还是为急欲变革自身命运的个体立言的《月晕》《山外的声音》，作者指出，“时代的变革无可挽回地要以传统方式悲壮的日落为代价”，其间“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英雄意识与平民意识的矛盾，以繁复的形式交错扭结、激荡碰撞”，这种“阵痛”、“焦灼”、“躁动”恰恰孕育着新的生机。而到了正值进行时的“创获期”，作者又通过对多部新作的细腻分析，把握它们映现“边地民族无声却更其有力的心的搏动”的总体特征。也就是说，在现今新世纪新阶段，既要有普遍性的中华意识，同时又更能保持自身基于少数民族立场的种族记忆、生命血质和个性选择，边地文学才能走向成熟。这种梳理和概括，大致符合云南以及其它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轨迹，体现了从“同而不和”到“和而不同”的走向。如果说，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因袭大一统的思维，总在强调独特性应服从于普同性，以他平他，曲己从人，结果是多色变为单色，同则不继，所谓“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只成为空洞的字眼；那么，经过变革的阵痛、沉重的反思和负累的抖落，终于开始了不仅“证同”、更要“求异”的文学践行，在“多元一体”中寻找“异”，寻找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也寻找“集众芳以为美”的路径。
追问确实需要面对不少前沿话题。钱鍾书先生有云：“一个严谨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然而无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在认识过程里，不解决问题比不提出问题总还进了一步”。（《诗可以怨》）文学研究不必急于求得答案，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但至少要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张直心对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探悉，可以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关系为切入点，开拓他理性思考的自为空间。我以为，他在书中所阐述、所论证的以下三个问题，对我们不无学术上的启迪。其一，民族文化的解释权。张直心指出，有的外来作家可以接受契合汉族传统审美规范的云南“翠湖”，却不能接受那野性的“兽之谷”，那神异的“攝魂之地”，那诡秘的原始老林，那放恣的热带景观，然而，正是这些边地风景，“孕育了边城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和展示，也注入了边地型生命的气质”。也正由于如此，不可剥夺边地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阐释权，不可以他者的声音替代边城人的声音。这关乎是否尊重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独特创造，因为那里有命运，有历史，也有性格。而鄙视边缘文学经验，抹去边地文化记忆，无疑是无知与野蛮的文化观的恶性发作。其二，“民族化文体”是论者的一个关键词。张直心将“民族情调”、“文本无邪”、“语言无蔽”视为基本性征，反复强调要“注重从民族文化涵蕴的强度与深度上表现其话语形式的独立性、特异性”，且以直白、健康、野性的本色，真血肉般地去诱惑读者。其三，母题变奏和诗性智慧。作为问题的发见，张直心敏锐地观察到：“神话结构、神话原型、神话思维以及神话语法的运用，使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平添了涵盖力与升腾力，逸出了不无逼仄的个人经验世界，向那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诗性灵境提升”。这样，母题的反复呈现与变奏，原型与现实的移位变形，自然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诗性智慧的实验场，企盼有更多切实的回应。
张直心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提到，他所信守的批评乃是批评家“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从而他追寻着“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冥合神契”。或许正是出于作者肌理绵密而富抒情冥想的性气，他发现了哈尼族青年作家哥布── 一个喜欢独处尘世边缘的“隐者”。从这位分别以风景的梯田、礼俗的梯田、歌声的梯田和灵魂的梯田为题，对哈尼梯田文化进行多维解读的作家身上，从“天在镜中，人在镜中，万象皆在镜中”的色彩和光亮中，感悟到难能可贵的“生命静深”与“艺术静深”的灵心独绝，那也是张直心自己对“人与自然互渗互化、相知相融”的一种渴念，一种与研究对象相通的“澄明之心境”。或许正是出于作者不循常规而喜“出位之思”的文心，他从《高原大江》《歇气的日子》发现了藏族青年作家查拉独几，正是这位“狂者”，采取了“反叛的叙事”，语流放纵不羁，“回旋游走于崇高与低俗、正剧与闹剧、一本正经与‘玩世不恭’、重构神话与冒渎神明的重重悖论间”。这同样是张直心的心灵向往，即边地文学需要又一种“骚动间饶有生气，粗粝处尤显雄阔”的艺术创辟。也或许正是出于作者还原被历史遮掩的“自我记忆”的愿望，出于对边地女性历史命运的关切，张直心还发现了佤族青年女作家董秀英，这位“女史”，以《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鸣世，为她的祖母辈、母亲辈和自己这一辈的佤族女人留下了同样的“背影”：“背着背箩，低着头，像一张弯弓一样坚忍、扭曲地活着”。作为批评家，在委婉地指出研究对象不无历史简单记录的痕迹的同时，仍然热情地肯定作家发露被流行历史文本所遮蔽的边地妇女的精魂，为边地女人写史，遂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空谷足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直心批评文字所兼有的学者与诗人的风格，那么凝重、灵动、精醇，又那么言约意丰。且看这样一段思想与文字出彩的笔墨：“一个为在汉文明的海洋里，继失去故乡、失去母语之后，失去信仰的母族刻下一部‘心灵史’；一个为行将丧失森林、丧失自己的声音、丧失传统文化的民族留下一部‘图腾志’ ──还能传承么，那淹没已久的种族记忆？还能指认么，那边缘民族特异的生命血质？”如此令人心灵震颤又回肠荡气的追问，同某些缺乏文字功底又八股腔的论述相比照，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真正的边地并不特指一个地理位置。在人们目光延伸的同时，它也包涵了一种时光的喻意，一种难以消失的记忆。它在文学中被转换成欲望、心律、念想、理性、智慧以及无穷，成为攝魂之地而让人梦萦。时光流逝，越是被遗忘的，蓦然回首，越感到值得珍惜。越是鲜有问冿的边地，那里有珍贵的泥土尚被荒草遮盖。我总想，唱得美妙动听的夜莺，不一定都穿梭于京冿、沪上或羊城的水泥森林，而往往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除了夜莺，还有文学的灰姑娘默默击节和吟。如此读来，《边地梦寻》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美妙动人的文学景观，也使人们看到，边地有一批民族文化的守灵人，民族生存的守望者，民族文学的护法师。希望也正在这里。
2006年岁末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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