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年轻人的力作，我都非常高兴和羡慕，感到我们从事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事业有希望和前途。据我了解，对蒙古口头创作研究而言，在我们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现了像朝戈金、色音、斯钦巴图、陈岗龙、萨仁格日勒等一批有希望的年轻学者，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研究人员。

       我国蒙古文学研究者，可以分为三代人。第一代是解放前开始工作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没有高等学历，是自学成才的人员。第二代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学者，其中绝大多数人不懂外语，仅仅根据国内能看到的有限的汉文和蒙古文资料进行研究。第三代人和他们不同，他们茁壮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获得各种学位，掌握一门以上外语，了解国外各种民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说一代比一代强，学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斯钦巴图在我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在中央民族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在新疆师范大学工作了七年。在工作期中，他不但提高了蒙古语、汉语、日语水平，而且初步学习了突厥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在蒙古国进修期间，他翻译了图瓦《克孜尔》（《格斯尔》），丰富和拓展了蒙古《格斯尔》的研究视野。在博士生时代，他学风正派，刻苦钻研，掌握了20世纪80——90年代翻译出版的各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很好地完成了学位论文《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并很快出版，该书于2000年荣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文学奖。

       十多年来，斯钦巴图一直从事以蒙古史诗为重点的研究，承担蒙古史诗研究课题，为此深入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新疆卫拉特地区和青海卫拉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众多民间艺人，获得了大量鲜活的田野研究资料，加深了对蒙古史诗传统的理解。经过多年的精心研究，他现已完成了他的第二步研究著作《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我国最典型的新疆、青海的卫拉特史诗为背景，选择喀喇沙尔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江格尔奇扎拉弟子们演唱的史诗《那仁汗克布恩》的几种异文与蒙古国乌梁海部人苏·乔伊苏伦演唱的同一部史诗异文作为样例，探讨了蒙古史诗的文本建构与意义结构。

    作者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结构主义和母题结构类型分类法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尤其是借用口头程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研究对象从部分到整体、从形式到主题、从有形到无形、从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例如，他专设一章探讨一部史诗多个文本中人物名称的传承以及人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指出该史诗大多数人物名称都具有神话来源，并把这种现象归结于史诗形象塑造过程中来自神话的影响；在分析蒙古史诗在语言、母题和主题各层面上的创作模式时，作者认为“程式、母题、主题等方面高度定型的演唱模式，既为才华出众的艺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才华，把想象中的故事付诸表现，在传统框架内随心所欲地演唱的即兴创造机会，同时也为那些初涉史诗演唱，想把听来的史诗转述给其他人的新手提供了极度的便利。这就是传统的力量。经验老到的艺人和初出茅庐的新手都从中获益，使他们都能按照既定的模式演唱，既保证传统自身的延续，还保证每个人按各自的能力和经验进行创作。”在讨论文本与语境的关联问题时，将蒙古史诗文本放在传统文化背景中，强调了史诗文本在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中获得意义的过程，同时把围绕史诗演唱的各种民俗事项看作传统对蒙古史诗创作、表演、接受各个环节的约束力。

    作者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蒙古史诗的隐喻结构问题。作者利用认知隐喻学理论方法，并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析出狩猎与战争、盛宴与集会、结义与冲突、婚姻与结盟、死亡与再生、迁徙与征服等一系列对应关系，把这些对应关系用于具体史诗的文本解读，探讨了史诗的深层意义结构。这在国内蒙古史诗研究来讲是一种新的尝试。而关于蒙古史诗传统和蒙古历史文献之间的关联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和发现蒙古史诗传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程式理论我说几句。国外蒙古史诗研究者对这一理论并不陌生。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托贝（E.Taube）在年轻时代（1964年）撰写的学位论文中通过AT分类法进行研究的同时，还指出了蒙古口头史诗和故事中的程式问题，诸如宴会、吸烟、做梦、衣着、武装、鞴马、女人的眉毛、恶鬼、人的称谓、问候和告别用语、决斗和征战以及成语、格言、咒语等都有程式。瓦·海希西教授家藏有多卷本洛德文集，并邀请A.洛德参加了在波恩举行的蒙古英雄史诗会议，作了《中央亚细亚史诗与巴尔干史诗》为题的学术报告。海希西说，在当时没有条件，如果有条件，帕里、洛德不是运用南斯拉夫史诗，而通过俄罗斯史诗和中央亚细亚史诗资料，会更出色地完成口头叙事传统问题。当然，也有人批评这种理论，叶·麦列丁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批评帕里、洛德等西方学者的著作，说对风格的分析脱离了对史诗内容的分析。应当指出，斯钦巴图的书中对史诗文本程式化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文本与语境的讨论，作者认为传统语境不仅赋予史诗文本以意义，而且文本中母题、主题的程式化模式也来源于传统文化，书中写道：“当然，我们也不能想象脱离蒙古历史文化的母题以及母题的相互组合。在传统的最底层，是蒙古历史文化积淀在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说对英雄结义主题的民俗描述，就离不开蒙古历史上结义民俗文化的自然顺序和仪式。而英雄婚事主题的民俗描述中，也必然有各个历史时代各地婚俗的因素。同时，蒙古史诗有些主题及构成主题的母题总是与蒙古神话观念密切相关。而那些神话观念早已渗透到我们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民族潜意识层面上影响着现世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于是，这些主题虽然是传统的和历史的，但它们以某种途径与现实世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息息相关。”

    当然，在中国运用程式理论研究史诗，是新近才出现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朝戈金和尹虎彬对相关理论成果的介绍、翻译和应用而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朝戈金之后，斯钦巴图借鉴口头程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方法，探讨了蒙古史诗文本的程式化构成机制、文本与语境的关联性和隐喻结构问题。可以说，史诗理论研究在中国不断地形成、发展和深入。

    最后，我希望我国年轻民俗学家们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准，更上一层楼，对中国史诗理论建设、口头文学研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10月12日

斯钦巴图著，《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