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对俗文学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始自20世纪初期,百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尽波折与辛苦,终于在近年间步入正轨。目前,围绕俗文学这一研究对象,对其概念的探讨,对其范围的认定,对其类别的划分,对其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其发生、发展规律的思索,都呈现出日趋科学的走势。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实在是依借了这股学术上的劲健春风。
学界对中国俗文学的研讨,最初曾经仅仅放眼于汉族的俗文学,这和中国文学研究起初开展时的情形有些相似。不过,随着后来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性质的深入理解,视野便自觉地扩展开来,与汉族共同生活在这片辽阔国土上的各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文学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的俗文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意。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汉族的总体文化发展比较领先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族中儒家的思想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出现,其后又逐渐被确立为正统。这一正统的思想文化,恰恰是竭力推崇“高雅文学”而排斥“俚俗文学”的。所以,千百年来,为汉族民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学,便一直没有能够在整个社会上享有太好的 命运。然而,在文化相对滞后的各个少数民族中间,却完全是另一番气象:俗文学在久远以来的社会生活中间,几乎就是许多民族拥有的文学的全部,即使是某些已经出现了作家文学的民族,俗文学也照旧占据着本民族文学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少数民族俗文学的异常发达,与其文化发展的基本水准是相互关联的。
这些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展现着蒸蒸日上的局面。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已被认定为这个学科里面两个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们也基本上是以分别涉足于这两个彼此各异的研究方面来相互划分,而“少数民族俗文学”这个概念,则较少为人所提及,也很少有人自称是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俗文学。
我们以为,应当把“少数民族俗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更加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立起来。诚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由俗而雅的嬗变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在文学上,肯定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过去,我们已经十分地习惯于用“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和“作家文学(书面文学)”两个概念来说明每个民族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区别和看待民族文学的演变梯级,一旦某一民族的文学创作由“口耳相传”变成了“白纸黑字”,就被认为是攀升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的确,作家文学比较民间文学来说,是更有利于接近到文学本体意义的一种文学,它比民间文学更多地获取了走向个性的创造、纯正的审美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民族的文学从大众的口头跃入案头纸上,是否已由俗文学转变成了雅文学,是不可能与该民族的文学由民间文学形态演化为作家文学形态的时间相互同步的。所有民族的口头文学都属于俗文学的范畴,而各民族的书面文学在其刚问世的时候,恐怕也都很难一举蜕去那张“俗”的胎衣。如果我们能够将“俗”文学的概念,比较多地引入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察、研究之中,也许我们会更加清晰地捕捉到一些有意义的迹象,找寻到一些有价值的规律。
即以满族为例。这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口承文化传统的民族,也是一个在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中间书面文学出现较早、作家文学发展比较充分的民族。世世代代生息在白山黑水间的高寒地带,年复一年地遭逢长长的严冬,便教这个民族养成了酷爱民间讲唱文学的嗜好,千百年了,乡间村舍中,受人爱戴的故事家、讲唱艺人有很多很多。不屑说,他们与受众 之间口耳相传的作品,都是一些最通俗易懂、最能表达大众思想情趣、最具民族审美风格的东西。后来,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以及该民族统治者建立起了中央政权,整个的满族文化也在迅速地提升和变化,本民族一批使用汉文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作家陆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满族首批格律诗词的作者,虽然也曾极力仿效汉族文人的创作形式和文笔格调,却 很难达到汉族诗人、词人们的“高深隐晦”与“引经据典”,这不单是因为其文化修养还远未达到那个地步,同时也因为他们的传统的艺术欣赏趣味,与中原文坛上刻意标榜的儒雅追求还有无法吻合。你让他们去“吊书袋”,他们不仅是“吊”不来,也会觉得毫无兴致。纳兰性德可以算是满人学写汉文诗词的大家了,但他的艺术却完全是以天然、浑朴而著称的, 正如王国维所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有清一代,满族文人们创作有诗歌集子的达到了几百人,稍加辨析,就会发现,通俗、简明、晓白、流畅,是这些创作特别突出的一大特征。再后来,整个满族的上上下下,都有些文化化、艺术化了,但是,一种化高雅为通俗的审美取向,却相当牢固地确立起来。满族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个最极 端的例证,他能如此精彩地寓大雅于大俗之中;而更普遍和显见的例子,则是八角鼓、子弟书、岔曲儿、单弦儿……在“清音子弟书”风靡京城和北方各地的百多年里,满族一大批极有造诣的下层文人,兴趣盎然地染指于此项创作。也许说到满族文艺长久不败的“俗”倾向,人们还会自然联想到更后来的老舍——又一位大俗大雅、大雅大俗的写家……从满族这儿,我们似乎可以发觉,少数民族在自身的文化发展中,跟“俗”文学之间那份相互依傍的不解之缘。
这部《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比较过去一些介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著作,论述范围相对阔大,既包括重新经过梳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部分纯属大众集体创作的口头作品,也收入了少数民族乡土戏剧(如师公戏、傣戏、傩戏、藏戏等)和少数民族俚俗曲艺(如子弟书、好来宝等)这部分由各族下层文化人执笔创作出来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文艺作品。 至于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章回小说、白话小说中的俗文学作品,由于对其学术界定标准尚有细微岐见,故暂且未予收入。
本书的编写者,多是长期坚持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人,各自通过长期的发掘、搜寻、整理工作,对所分工编写的篇章,提供了丰富、翔实、新颖、准确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有的还来自编写者自己深入民间取获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弥补和修正以往诸种类似书籍资料不足或有失确切的效用。它的问世,将能较好地体现我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整理、研究者在 20世纪最后阶段所占有的资料概貌。
这部著作的撰写体例,也跟以往某些著作不大一样。已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概论类的著作,采用以“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故事”、“叙事诗”等体裁划分的方式展开,而本书则多以“韵文体”、“散文体”及“韵散杂用体”等更大的范畴来区分作品的性质。这样,不但比较符合俗文学的客观现实存在规律,也将有利于继续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文学文体学的探讨。
期待着有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介入少数民族俗文学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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