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哲学家之争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这段公案开始于柏拉图对诗人的批评。柏拉图在勾勒理想国的蓝图时，一五一十地数落了诗人的一系列罪状，例如亵渎神灵、腐蚀青年、散步流言谎话、危害安定团结等，最后决定把诗人赶出这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城邦，即使他们想留在城邦里，也必须接受哲学王的监督，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分派给诗人的差使只是编编故事供保姆哄孩子。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放逐和打压，成了撕裂人类文明的一道深深的伤口，成为诗人心上永远的痛，也引发了诗人与哲学家之间难分难解的恩怨情仇，从此之后，诗人和哲学家之争，神话和逻各斯之争，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就没有消停过，一直闹腾到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也没有最后见出个分晓。
　　柏拉图缘何要放逐诗人？曾几何时，在希腊城邦中，诗人是社会的精英，在节日庆典、戏剧节和宴会上，诗人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们不仅是世俗社会的开心果，而且还是宗教活动的主心骨，据说，诗人的灵感和诗艺是得自诗神缪斯的真传，他们的诗歌是神的话语，那些头戴桂冠、弹着七弦琴悠悠吟唱的诗人，就是神的化身。诗歌不仅具有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学魅力，给人的灵魂带来净化和提升，而且，具有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真实性，诗歌，就是神性、真理、权力的渊薮。然而，曾经如此至高无上的诗歌和诗人，到了柏拉图的时代，为什么就一落千丈了呢？柏拉图对诗人几乎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当然不是柏拉图个人跟诗人就有仇，而是因为时代变了。柏拉图的时代，诗人赖以安身立命并获得其荣耀的口头传统渐成绝响，取而代之的是书写文明。书写文明不再是游吟歌手的天下，而是哲学家的“理想国”。
　　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抨击，在哲学家和诗人的权力斗争这一表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从古老的口头传统向新兴的书写文明过渡的历史性转折。
　　在文字和书写广为流通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知识记忆和传播手段之前，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记忆及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这在古希腊同样也不例外。口说流行，不像书本那样有永不褪色的墨迹可以长期保存，但口头传统也自有其保证记忆的法门，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韵文化，即用合辙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帮助记忆，因此，诗歌就成了文字流通之前人类记忆、传播知识和历史的主要手段，在文字流通之前，正是诗歌，成为人类文明延续不绝的主要载体，从而形成了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诗歌是“史前”人类传承文明、传播知识、记忆历史的命脉所系，那些游吟四方的史诗歌手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那些在史诗中吟唱的神话、故事、教训和知识，都是历经无尽岁月而流传下来的，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歌为心声”，史诗中传唱不衰的，肯定是一个民族祖祖辈辈深信无疑、谨遵不失的真理，无关紧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可能被歌唱，即使被歌唱过，也不可能被记住，更不可能经受住岁月的荡涤而永久地流传下来。因此，一种知识，一则教训，或者一段历史，只要被那些歌手在神圣的仪式或盛大的节日上吟唱了，就是其真理性和权威性的证明，也就是说，诗歌就是真理的源泉，世代流传的诗歌，不仅是其本身真理性的证明，同时也是所有其他话语的真理性的证明，诗歌就是口传时代真理性和权威性的最后见证，诗歌的真理无需别的什么外在于诗歌的东西提供证明，相反，诗歌是一切别样的真理的证明。在口头传统中，诗歌是最高级的话语。
　　但是，诗歌和诗人的荣耀在书写文明中却一去不复返了，诗人从至高无上的圣者地位一下子跌落凡尘，成了调笑风月、游戏风尘的俳优小丑。书写是一种较之口头诗歌传播更广、保存更久、更为可靠也更易查证的知识记录手段，因此书本记载，就成了判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最可靠证据，口头诗歌的真理性和权威性被书面散文取而代之了，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反映的正是书写较之口头在见证真理和权威上的优越性。于是，书本代替口头、散文代替诗歌、咬文嚼字钻故纸堆的哲学家代替巧言善辨的歌手成为真理和权威的见证。
　　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文明到书写文明转变的关口。现存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著述（包括哲学家的著作）都是用史诗体的诗歌和韵文“写”成，说明这些著作原本是口头吟诵的，与史诗游吟传统一脉相承，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著述，只是以公开的和私下的演讲和辩论作为授业解惑的手段，而柏拉图则开始了用散文书写的传统，但其作品也大部分是用口语写成的对话录，说明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折点上，口头传统的已经若断若续。到了《理想国》中，在柏拉图设计的未来国度中，诗人被浑身涂油，被像替罪羊一样赶出城门。从此之后，诗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口头传统丧失了在希腊城邦这文明中心地带中继续存在的理由，沦落为文明边缘之外的异己因素。
　　当古代文明的光辉渐渐淡去，在漫长的中世纪中，西方知识分子更深地沉沦到羊皮纸封闭起来的幽暗天地之中，数百年如一日地钻进神学教条的牛角尖中无以自拔。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古代文明，但它所发现的也仅仅是古代的书面典籍而已，比古代文明更古老的口头传统对于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仍是遥不可及。启蒙运动发现了人类文明的新大陆，但是，启蒙运动用以衡量和审视世界的理性标准却是典型的书写文明的产物，因此，其用以判别文明和野蛮的标志恰恰是书写，没有书写也就没有文明，对于启蒙知识分子而言，口头传统不是悠久文明和真理的见证，而是落后、愚昧和无知的象征。总之，从柏拉图时代一直到十九世纪，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口头传统从西方学术和思想中久久地销声匿迹了。
　　西方学术界这种延续两千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20世纪才得以改变，改变这一局面的是两位美国学者，一位叫米尔曼·帕里，一位是帕里的弟子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师傅帕里本来也是钻故纸堆的古典学者，他在研究荷马史诗时，充斥于荷马史诗中的那些具有浓厚程式化色彩的修辞方式引起他的注意，让他隐约意识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渊源。正是在荷马史诗的程式化修辞的引导下，他们师徒二人才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在塞尔维亚的乡野追寻游吟歌手的足迹，聆听和记录他们吟唱的那些英雄故事，从而重新发现了久已被知识世界忘却了的口头传统。他们发现，塞尔维亚民间歌手演唱的史诗，在口头修辞的程式化方面与荷马史诗几乎异曲同工。——那些游吟歌手们，在被柏拉图赶出他的哲学理想国之后，其实并未走远，也并未隐遁，他们一直活跃在与知识世界毗邻的民众社会中，依然是民间文化生活舞台上的主角。
　　凭借口头程式理论，帕里和洛德不仅发现了依然游走在民间的歌手，而且重新找回了早已被残文碎义重重掩埋了的古代歌手的歌声。他们带着从对民间歌手的田野研究中得来的启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荷马史诗中那些凝固在纸张上的诗句，解读其中那些程式化修辞的口头传统渊源，然后，从这些古老文本的字里行间里，遥远岁月中那些久已消失的歌声就悠悠升起，而困扰了西方学术界数百年的“荷马问题”也迎刃而解。
　　总之，对于荷马史诗的解读，让帕里和洛德发现了仍在民间游走的故事歌手和口头传统，而对塞尔维亚民间故事歌手的追寻和聆听，让他们又反过来更加会心地领会到荷马史诗背后的口头传统。经典研究引导他们发现田野，发现依然在民间生生不息的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又让他们洞悉了古老文本的文化奥秘。经典研究和田野研究，在他们这里相生相济，相映成辉。洛德的《故事的歌手》一书，就分为理论和应用上、下两编，上编是对其从田野研究中归纳的史诗口头程式理论的阐发，下篇则运用这活生生的理论解读荷马史诗和中世纪史诗这些早已“死去”的文本。中国的圣人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正因为口头传统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借民俗生活而久久流传，千年之下的现代人才依然能在乡野间寻回那些凝固在文本墨迹中的古老歌声，从民俗学田野研究得出的理论才能用来与古代的文本遗存相印证。在中国，当我们流连花山歌墟，不是也同样能从那些淳朴的村腔野调中，听到两千多年前洋溢在桑间濮上、溱洧之滨的风雅之歌吗？
　　感谢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正是他们的口头程式理论，让现代知识世界重新获得了聆听的能力，让现代人类重新发现和理解了口头传统，也让被柏拉图驱逐出文明社会的游吟歌手重新归来。这一理论不仅改变了世界人文学术的格局，改变了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而且也正在改变着历史本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刚刚通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旨在抵抗文化霸权、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公约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时，第一类就是“口头传统”。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口头传统”是“没有文化”的象征，现在则变成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帕里和洛德对口头传统的发现和弘扬。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国人的文化意识逐渐觉醒，过去被诋毁被轻视甚至被清除的民间口头文化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关注，甚至变成了奇货可居的宝贝，中国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活动也方兴未艾，而以发现和理解民间文化为旨趣的民俗学也正在告别过去的寂寞。在这一背景下尹虎彬先生历时数载，精打细磨，把《故事的歌手》这本西方口头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译为中文，介绍给汉语知识界，可谓适逢其时。在西方学术界，口头传统研究已成当代显学，并产生了一系列精彩的著述，但在中国，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还刚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于西方口头传统理论的译介也刚刚开始。如果说，此前朝戈金先生翻译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约翰·迈尔斯·弗里著）让国内学术界初探口头传统理论的门径，《故事的歌手》一书的翻译则将引我们登堂入室，近期，西方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著述将陆续翻译过来。他山之石，可以功玉，希望西方口头传统理论的移介，能够进一步增进国内学术界对于民间口头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关注，并进而促进国内知识界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承当。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