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拉嘎：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

刘宗迪：口头传统：人文学术的新视野

杨恩洪：民族史诗的抢救与研究

刘亚虎：神奇的土地 瑰丽的花朵——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汤晓青：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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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
扎拉嘎

　　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及总体文学，是三个互相关联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比较文学的最根本任务，是将不同民族的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阐释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比较文学中的国别文学研究、语种文学研究和区域文学研究，都是以民族文学研究为基础的。在当代，总体文学如果是指多民族国家文学，或者区域文学，或者语种文学，那么它本身仍然带有民族文学的性质；如果是指世界文学，那么应该说世界文学现在还只是一个交换平台，并不具有文学主体的性质。因此，如果不能从比较意义上理解民族文学，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比较文学。

一

　　比较文学是民族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伴随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入，需要研究一种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于是便产生了比较文学。作为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比较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实证关系。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这需要有一个从具体例证出发认定的问题。所谓实证关系研究，指的就是对构成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联系的那些具体例证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这属于民族文学关系的表象研究。其二，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关系，即不同民族文学在互相比较中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认定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只是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初步阶段。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影响产生了什么结果，一个民族文学的影响因子，如何转换为另一民族文学的成分，在这种转换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当然，也可以在不同民族的没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品之间，进行类似的研究。这类研究，涉及到的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深层异同关系，不是研究表象的联系，而是在研究民族文学得以存在的根据问题，具有思辨研究的性质。
　　以上两类研究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他民族文学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都不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学隔绝状态下，孤立发展起来的。这是比较文学中实证研究的基础。同时，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与其他民族文学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不同点。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才能更清楚地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和普遍价值。这是比较文学中非实证研究的基础。比较文学在不同国家，所面对的任务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民族国家或者说单一民族国家，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多民族国家，比较文学不但需要研究国别文学关系，还需要研究国内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

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比较文学中，国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显然应该占有更大的份额。在近代历史之前，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学关系，主要是发生在当代已经被认定的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还在炎黄时代，中国已经是多种文化交融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在国内各民族的互相促进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来文化之影响最显著者莫过于印度佛教。但是，印度佛教文学，直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中国的国情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不能仅仅注意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
　　开展比较文学研究，对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确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常常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使各少数民族文学，与比邻民族文学之间，存在更多的难分难解关系。因此，各个少数民族文学需要在比较文学中，探讨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阐释本民族文学的个性价值和普遍意义。离开比较文学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个性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探讨，将会很难深入下去。促进和参与中国主体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大量的事实说明，从《诗经》到《楚辞》，从屈原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从元代杂剧到明清小说，都与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存在着这样那样难分难解的联系。关注和研究这些联系，将会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获得更为客观的认识和普遍的意义。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比较文学离不开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也离不开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既要立足民族文学研究，又要超越民族文学研究，这使比较文学比单纯的民族文学研究更有普遍意义。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

　　确立国学新观念，寻找包括文学在内的国学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建立有中国特色比较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国学观念，在发展汉学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国学观念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一，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不够重视，存在着以汉学代替国学的倾向。其二，是对各民族之间文学与文化联系认识不足，特别是关于汉族文学、文化，是在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交融中，在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认识不足。中国在汉族之外，还有55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文学遗产，当然不能用汉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遗产，代替所有这些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文学遗产。所以，现在需要确立包含56个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国学新观念。在国学新观念中，不仅包括汉学，而且包括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各少数民族的学问。发展比较文学中的国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对确立国学新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说：“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章句》）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已经注意到中国汉族文化中，存在着南北风尚的不同，而且认定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南方的细腻和北方的豪放。孔子的话，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北史·突厥传》中类似的描写：“其俗：被发左衽，……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北方汉族与古突厥族以及匈奴之间存在风俗习惯的类似，说明要搞好中国汉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特别在研究中国汉族文化中，何以会出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这类区别的时候，是不应该脱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
　　欧美许多国家，都是单一民族国家。欧美比较文学，也主要是从不同国家文学关系研究发展起来的。这使不同国家文学关系的研究，成为欧美比较文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优势。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不可能照搬欧美比较文学模式。在单纯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中国比较文学也很难超过欧美比较文学。但是，如果加上国内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优势，就有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发展比较文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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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人文学术的新视野
刘宗迪

　　口头传统研究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学术方法，更是一套意蕴丰富的理论观念和学术范式。这一套学术范式，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人文学术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假设和信念。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语言和文字并称，言下之意就是语言与文字没有根本区别，就算有区别，也仅仅是其表达载体的不同。也就是说，语言是口说的，文字是书面的，两者的区别仅此而已。书面的文字是对口头语言的记录和再现，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的声学现象稍纵即逝，端赖文字才将语言记录下来，传诸久远。正是基于这种语言与文字一体观，古今中外的学者一直都是从文字记载的书面文献入手理解和研究人类的语言现象，并单纯依靠典章文字理解和认识民族的历史、知识、智慧和传统，而完全忽视了语言和文字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现象。
　　与文字相比，语言有着远为古老的历史和远为广阔的使用范围———人类以口耳相传记事的“史前”历史远远长于其“有史以来”的历史。即使在一个有文字的民族中，知书识字、能写会文的读书人也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且不说世界上还有好多不知道文字为何物的民族。更重要的是，与静态的、诉诸视觉的文字相比，动态的、诉诸听觉的语言，有着大相径庭的表达方式、修辞方式和传播方式。“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囿于文字和文献传统的话语方式和理论模式，往往对口头语言的声音修辞和思想模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从而不仅误解了口头语言，也忽视了书面文献的口头传统渊源。更糟糕的是，当知识分子一门心思到文字－文献中寻觅、考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知识时，就不可避免地完全忽视了由口头语言所承载和流传的历史和知识，也就是所谓“口头传统”。而这是一个较之文字－文献传统更为悠久、更为深邃、更加丰富多彩和深入人心的传统。诸如史诗、神话、歌谣、民间故事、说唱文学、谚语古训等等，仅仅是这种传统中的粲然可观者而已。不知道还有多少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民众智慧和民间知识依然在幽邃广袤的乡野悠悠流传，最终随着生活的变迁而自生自灭，永远没有机会达于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的大雅之耳而被形诸笔墨、传诸后世。人类一笔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没有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
　　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伴随着文字和文献的流通而产生的，文字为知识分子奠定了存在的基础，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理解历史和世界的视野。因此，重文轻言，进而以文代言，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宿命，也成了中西方文人的通病。这在中国这个有着古老的文字传统和典章制度的国度，则表现得尤甚。例如，业已经过数十年发展，对西方人文学术相关学科和领域都发生了深远影响，并对联合国组织的文化决策产生重大实际效应的洛德－帕里理论（即口头传统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除了被屈指可数的几位民俗学者和民族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之外，至今依然鲜为人知。
　　口头传统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的西方学术界可谓显学，著述汗牛充栋。其影响所及，波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政治学、传播学甚至自然科学史各个领域，国内学者津津乐道的存在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等这些耸动一时的思想新潮，也无不交织着口头传统研究的回响。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纷纷游学海外，足迹几乎遍及当代西方学术地图的所有疆域，然而，口头传统研究这样一门当代国际学术的显学，却少有俊彦问津，实在耐人寻味。而这门学问由在国内人文学术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者“发现”并“拿来”，也无非是因为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间社会，由于文字尚未普及，知识、历史和教训仍主要借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歌谣、讲唱文学等口头体裁而口耳相传、言传身教。这些口头传统蕴涵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仍有力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启示着他们的未来和命运。当这些土生土长的民族学者要理解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未来，就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在民众中祖祖辈辈流传的口头传统。而当他们要读解、阐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就又自然而然地把求知的视野投向西方的口头传统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几位研究者，先后作为访问学者负笈世界口头传统研究的重镇哈佛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等。在口头研究的前沿地带与世界一流的口头研究学者展开了对话。他们在利用口头传统理论对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也陆续将口头理论的前沿成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如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尹虎彬译《故事歌手》、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译《民族文学研究·美国口头传统研究专刊》等），令国内同行耳目一新。
　　2002年，美国的《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杂志出版了中国研究专辑，标志着这种学术对话的进一步深入。《口头传统》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在国际人文学术界享有盛誉，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口头传统研究蒸蒸日上，并直接导致人文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份刊物功不可没。这期中国专辑的论题范围涉及满族萨满神歌、柯尔克孜族史诗、蒙古史诗和“本子”故事、藏族史诗和神话、苗族神话、侗族“款词”、纳西族神话、彝族毕摩“咒经”等中国数个民族的口头文学体裁，作者包括了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宋和平、郎樱、白庚胜、扎拉嘎、降边嘉措、杨恩洪、李连荣、谢继胜、吴晓东、仁钦道尔吉、朝戈金、邓敏文、巴莫曲布嫫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它的出版，必将有力地促进国内学术界对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视，增进国内学者对口头传统理论的观点、方法和意义的了解，从而为中国人文科学敞开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从根本上推动国内人文学术理论范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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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诗的抢救与研究
杨恩洪

　　 1979年，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最近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建初期，抢救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动议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同年8月，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送了“关于抢救史诗《格萨尔》的报告”。这份报告阐述了史诗《格萨尔》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抢救该史诗的重要意义，回顾了自1958年以来发掘这一史诗及该史诗在“文革”中遭受毁损的情况，提出了做好抢救工作的具体意见。
　　1980年4月，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第一次“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工作会议”。1983年，这一抢救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之中。此后又相继被列入“七五”、“八五”规划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抢救的范围扩大到流传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土族等民族地区的史诗（蒙古族称为《格斯尔传》，以下统称《格萨（斯）尔》）。为了对流传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广大地域的《格萨（斯）尔》进行有效的普查与抢救，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4年2月28日发出以抢救史诗《格萨尔》为重点的7号文件《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并批准成立了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民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述七省区领导组成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全国《格萨（斯）尔》办公室设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该项抢救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可以说，史诗《格萨（斯）尔》的抢救与研究工程始终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成长与发展，是该所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课题。
　　2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这一工作的同志，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为己任，充分发挥了团结、协调地方的优势，与地方同志紧密配合，全国上下步调一致，对《格萨（斯）尔》进行了全面的普查。重点抢救了散落在各地的珍贵版本，记录了尚健在的民间说唱艺人的口传文学，并在出版、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至今，全国共出版藏文《格萨尔》105部，蒙文《格斯尔》25部，学术专著20部，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5次、全国表彰及艺人命名大会3次，录制艺人说唱磁带5000小时。
　　在国家有关部委及我院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抢救史诗的巨大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好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将我国的《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列入了该组织2002~2003年的周年纪念名单。2002年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史诗《格萨（斯）尔》千年纪念大会”，李铁映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作为持续了20余年的史诗《格萨（斯）尔》抢救工程，其最终成果《格萨尔》精选本以及《桑珠说唱本》（与西藏社会科学院合作）已经出版。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所作的最好答卷。
　　在开展对史诗《格萨（斯）尔》抢救、研究的同时，我所研究人员对与《格萨（斯）尔》并列的被誉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另两部史诗——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以及南方各民族史诗进行了重点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建所20余年来，一支由藏、蒙古、朝鲜、彝、汉等民族学者组成的史诗研究学术梯队在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形成，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博士8名，硕士1名，高学历、掌握三种语言（汉语、民族语、外语）以及注重田野调查是这支队伍的突出特点。他们在深入调研、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了史诗研究，发表了研究专著16部，其中《格萨尔与藏族文化》（降边嘉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杨恩洪）、《蒙古格斯尔关系及源流研究》（斯钦蒙和）、《蒙古小说类型演变研究——以蒙古“格斯尔”为例》（巴雅尔图）、《玛纳斯论》（郎樱）、《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斯钦巴图）、《南方各民族史诗论》（刘亚虎）、《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巴莫曲布嫫）、《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尹虎彬）等专著在史诗学界处于学术前沿地位。
　　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各民族史诗研究的学者还活跃在国际学术领域，他们多次被邀请赴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蒙古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及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学术考察和研究等。在第7、8、9届国际藏学会上，均设有由我所研究员主持的史诗《格萨（斯）尔》研究论坛。我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开展学术合作，2002年该中心的刊物《口头传统》用一期专刊刊登了我所研究人员的十余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展示了我们的研究实力。
　　目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我国各民族活形态口承史诗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及学术价值。为此，民族文学研究所确定史诗学科为所重点学科，继续加强学科建设，稳定与扩大学术队伍，以便进一步推进史诗学术研究，为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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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土地 瑰丽的花朵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刘亚虎

　　谈到南方少数民族文学，人们也许不大熟悉，但一提起《刘三姐》、《阿诗玛》、《召树屯》（《孔雀公主》），可能知道的就多了。其实，它们只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大花园中的几朵小花而已。
　　南方少数民族，这里指居住在雅砻江以东、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彝、白、傣、壮、侗、苗、瑶、土家等31个民族。他们独特的山地农耕文化、群体文化、神巫文化、口传文化土壤，孕育滋养了丰富的神话、史诗、叙事诗、传说、歌谣等。他们的神话在很多方面，弥补了汉族神话的不足。比如，关于人类起源，就有蝴蝶生蛋孵出、葫芦孕出、天上的雪变成、天神用野果做成等多种叙述。他们的史诗与希腊海洋城邦史诗、印度大森林史诗、巴比伦大河流域史诗、蒙藏高原草原史诗等相比，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山地史诗特点。尤其是它们大都以活形态存在（一些民族还以经籍的形式流传），与祭祀仪式、风俗活动等紧密相连。每到这些仪式、活动频繁的季节，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室成员田野作业忙碌的时候，如巴莫曲布嫫等“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十几年深入大凉山腹地，搜集抢救了大批彝族毕摩经资料。在此基础上，近些年来南方室已发表《东巴神话研究》、《苗族图腾与神话》、《鹰灵与诗魂》、《南方史诗论》、《没有国王的王国》等著作。同时，国际学术合作也持续开展，与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合作的“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考察”、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斯蒂文·郝瑞教授合作的“高山图示：中国凉山诺苏彝族文化之传承”等项目已经完成，与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合作的“日本古代神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西南地域基层文化的比较文化论研究”项目即将开始。
　　南方室还按照民族文学研究所“单个民族文学史———各民族文学关系史———多民族文学史”“三个台阶”的设想，稳步地进行撰写《中国民族文学史》伟大工程的南方民族文学部分的工作。作为第一个台阶的成果，在各民族学者共同努力下，已经出版了壮、布依、傣、侗、仫佬、水、毛南、黎、彝、傈僳、纳西、哈尼、拉祜、基诺、白、羌、普米、阿昌、苗、瑶、土家、佤、德昂、布朗、京等25个民族的文学史，即将出版独龙族、怒族等两个民族的文学史，仅有景颇、畲、仡佬、高山等四个民族还没有出版文学史。作为第二个台阶的成果，南方室出版了“系统地并且带有全局性的”探讨民族文学关系的“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上中下三卷。它以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有关文学的文本（作品）、文献（相关记载）、文化（主要指活形态文化遗存）等“三文”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从先秦到清末数千年南方各民族（重点在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学发展交流的历史；或者从民族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史，探索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学文化互动互补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或者在大中华文学的背景下从纵的方面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脉络，阐明它们在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关系。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早就已经开始了。东汉王逸、南宋朱熹、明清之际王夫之注疏楚辞，晋代郭璞、明代杨慎注疏《山海经》，就在多处指出作品与当时少数民族蛮夷文化的联系，或以少数民族神话资料解读文本。现代学者闻一多、姜亮夫也有这方面的成就。但“系统地并且带有全局性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从此始。经过研究，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例如，对于屈原《九歌》里山鬼形象，清代顾天成首创“巫山神女说”，而传说中的巫山神女“精魂”所附的“媚而服焉、则与梦期”的草或芝的风俗，更广泛地流传在现今沅湘少数民族中；《离骚》的叙事原型全盘演示着楚地诸族巫术的神游术、陈辞术、占卜术，而这些巫术也同样留存在现今南方少数民族生活里；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开头就是“武陵人”“缘溪行”，而郦道元《水经注》说：“武陵有五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这些发现都足以补充中国文学史的许多提法。受我们研究等的启发，中央民族大学新增设了一门课程：“中国民族文学关系史”；广西民族学院与我们所合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民族文学关系与文化共生”学术研讨会。一些论述，已经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教程》等教材，已经搬上了广西民族学院等院校古代文学课和民族文学课的讲台。他们正在准备进一步与所里其他室同仁合作，撰写《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进而完成包括56个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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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机遇
汤晓青

　　在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的学科。经过20多年的努力，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又是有着丰富的文学资源、多样的文学形态、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宽广的学术前景的学科。今天，在全新的学术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着学科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治学手段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文学研究界思想极为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很快就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的蕴涵量极为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各少数民族创制和使用的文字有30多种，形成了大量的民族文字的古籍，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的史料和文本。在汉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在各民族的民间流传的口头叙事文学作品中，有关资料也有着大量的遗存。如何解读如此众多的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资料，进而对其进行科学的整理、研究，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而有意义的基础工作。与汉语文学研究的文献资料的详备和系统化相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仍有很大的差距。无论是重要文献的版本考订、文字训读，还是口头文本的田野调查、搜集整理、汇编出版等一系列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都与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需要我们各民族的学者为之继续努力。
　　现在，人们已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如何具体而准确地描述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处于“边缘”状态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呈现为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也要从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出发，尊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发展的规律，摆脱传统的以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水平和文学观念为单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的局限，重新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价值。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研究理念的更新。我们必须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生命状态呈现出来，凸显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性，借鉴和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学现象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仅仅是将各民族的文学材料依据传统的文学标准进行分期分类，然后再将它们机械地填充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为自己的民族文学以及汉语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许多贡献。我们要向世人展示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更要通过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中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进行现代性的学术阐释，将长时期以来被人们视为边缘学科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格局中，进而完整地描绘出中国文学的发展全貌。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研究中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工作进展很快，例如，民族文学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课题，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各个历史朝代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情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学者们已经为这样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课题建构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发展很快，一批具有全新的学术背景，接受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不同民族的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并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中。这是我们的学科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