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即《摩诃婆罗多》）也许是这个世界宣示的最深刻和最崇高的东西。”

──威廉•洪堡语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中国早在5世纪初就已知道它们。鸠摩罗什(344—413)译《大庄严论经》卷五曰：“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但这两大史诗属于印度婆罗门教文化系统，也就没有进入中国历代佛教高僧的译经范围，其翻译任务就此延宕了一千多年。

　　上世纪80年代，由季羡林先生翻译的7卷8册《罗摩衍那》汉译本全部出齐。2006年初，多位学者在历时17年后，终于合力完成了《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出版工作。其汉语全译本字数多达四百万字，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三种文本之一，堪称传世工程。

    在印度这样一个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度中，历史上出现一些文化创造上的奇迹，是很自然的事情。考古学资料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25世纪的时候，印度河流域就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并已有文字出现，今称“印章文字”，可惜学界尚未做出成功的释读。大约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一千年间，史称“吠陀时代”，是印度文化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紧接着吠陀时代的一宗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梵语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出现。《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大致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的800年之间，这印证了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个伟大叙事传统的衍成，往往与一个古老的文明相伴而生。古巴比伦文明与《吉尔伽美什》，古希腊文明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贝奥武甫》等等，莫不如此。种种证据表明，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初创者们，正是一代代具有杰出的口头叙事艺术才华的游吟诗人和宫廷歌手苏多，他们从混沌初开的创世神话到谱系复杂的帝王世系，从跌宕起伏的列国纷争到刀光剑影的征战叙说，从声名远扬的英雄传奇到特定历史事件的追述，从宗教义理到人生哲学，从律法伦理到民俗生活，汲取了种种印度文化及其叙事传统的养分，汇编成了这宗无与伦比的大型诗体英雄叙事。

叙事结构：像一组巨大的“建筑群”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一直认为，《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比较权威的《新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1993年版这样表述：“《摩诃婆罗多》是这个世界上最长的诗歌。其精校本有大约10万颂，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相加的近七倍”。有西方学者统计说，仅仅演唱这个宏大叙事的核心部分（两个主要人物的对话部分），按照每分钟唱一个“颂”（一组对句为一个颂）计算，就要连续不间断地演唱25个昼夜！它的叙事结构，像一组巨大的建筑群，殿堂相接，院落相叠，回廊环绕，路径互通。那些难以计数的“插话”，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而且还往往有各自的讲述者、对话者乃至各自的听众；单说里面出现的故事讲述者就有300到400个之多。这样一来，不仅故事中套着故事，而且对话中套着对话，起承转合之间使得故事线索盘根错节，情节发展引人入胜。当然，所谓篇幅“最长”的论断，今天看来已经不准确了。在我国藏族民众中长期流传的史诗《格萨尔》，规模上要超过《摩诃婆罗多》许多，以正在陆续出版中的藏族著名歌手桑珠的演唱本为例：平均400页一卷的藏文唱本，全部出齐要45卷之巨，而这还只是他全部演唱曲库存量的大约三分之二。这些民间的歌手记忆和演唱这种超级故事的能力，既令人敬畏，也让人惊叹。

成书过程：一个流动的“传统”

   《摩诃婆罗多》的流传和成书过程极为复杂。印度班达卡尔精校本所用的校勘本就达700种之多，可见历史上人们将其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努力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不过，在史诗形成及兴盛的那个时代，它的研习、演唱和播布，当全凭口耳相传。所以说，尽管后来经过许多梵语诗人歌者的整理和修订，它在本质上还是一部“口头的诗歌”，带有浓厚的口头诗歌的色彩。这些色彩表现在许多方面，读者们在阅读中或许能够感悟得到。首先，在诗歌中随处可见大量的程式化的词组、语句和场景描写，这是大型韵文中的“惯制”。比如关于人物的“特性修饰语”（或者叫“称号”）的使用，比如关于事物的 “详表”式的罗列，都与荷马史诗和其他口头史诗的特征相同或相似。例如在《摩诃婆罗多》的《毗湿摩篇》中关于河流的详表，一口气罗列了147条河流和上百个“著名的地区”的名称！没有哪个文人诗人会这么写诗的（除了写出《草叶集》的美国“疯子”诗人惠特曼多少采用过这种详表式的叙述）。其次，口头诗歌的创编、传播和接受是在同一时空中完成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歌者和听众是互动关联的，意义的生成和实现也是在演述场域中完成的。因此，可以推知，故事是高度依赖语境和高度依赖叙事传统的。对它的解读，就不能脱离开整个印度文化的大背景。再者，以今天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所发现的活形态大型演唱传统及其类似情况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推知，这种传承久远的部落或部族的叙事表演事件，往往发生在某些神圣的文化空间而与仪式活动相结合，从而成为一些传统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这样的史诗是一部静态的“作品”，不如说它是一个流动的“传统”。这个传统不仅世世代代培育了难以计数的水准高超、演艺精湛的歌者，更是培育了整个族群的文化精神，让人们知道如何看待宇宙人生、天地万物，在世间如何思考和行事，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什么是正义的和邪恶的，等等。《摩诃婆罗多》演唱时代的人们，一定在他们的一生中，在不同的场合，无数遍地聆听过这一气势恢宏的叙事，被它所传颂的英雄壮举所打动，被包孕其间的深刻思想和高远境界所陶冶，说它是教诲人们的百科全书，是民间知识和智慧的集大成者，绝不是虚妄之言。

    口头诗歌的另外一些显著特征，读者不见得都能够体会得到，例如涉及声音、韵律和节奏的一些特点，翻译本无法传递，读者自然难以欣赏到。依我个人的田野工作经历，口头诗歌的音韵之美，伴随着乐器的美妙旋律，伴随着歌者的眼神、表情和身体语言，伴随着歌者与听众共同营造出来的氛围，它所传递的叙事生动性和艺术感染力，它所蕴含的同时诉诸于听觉和视觉的美感，它所激发出来的心灵感受和人生共鸣，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从书面阅读的诗行中所能够体会和认知的。生活在这个伟大传统之中的人们，得到它汨汨清流的惠泽和陶养，也当是人生的福祉。

精校与翻译：史诗般的“远征”

    荷马史诗在古希腊的演唱活动，也曾经盛极一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上百种不同的本子流传，有过“泛雅典赛会”这样定期举行的史诗竞唱活动。可以说，现在所见的荷马史诗，不过是流传下来的最为晚近的一个文本而已。对今天结集六卷出版的《摩诃婆罗多》也应当这么看。它历史上抄本迭出，说明了曾经的演唱活动活跃而广泛。这也就同时告诉我们，把一个古老的、流动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叙事传统，引入印刷时代文学作品的流通规则之中，确立一个“科学的精校本”，以期让学界和社会都能广泛使用，已然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宏伟的工程。印度从事精校本汇编工作的学者们，以恢复史诗“尽可能古老”的“原始形式”为目的，这本身就是件史诗般的“远征”。中国梵语文学界的专家学者集十余年之心血，潜心译事，也当赢得称誉。不论就文本研究的学术宏旨而论，还是就文化传播的社会意义而言，没有他们罕有其匹的气魄和奉献精神，这样厚重的心血结晶，是永远不可能面世的。

       在《摩诃婆罗多》的叙事中，主宰世界的不变、正义与秩序之神──达鲁玛变身成河精对来喝水的小孩提出了问题：“比风快的东西是什么？”答案是“思考”。《摩诃婆罗多》是印度民众的诗歌，是民众诗性智慧的结晶。所以印度学者说这部史诗对印度产生了深刻的道德力量、整合力量以及教诲力量。今天，《摩诃婆罗多》的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能够通过汉译者的辛勤劳作而直接欣赏印度文明史上这一伟大的叙事传统，从而去思考人类共享的文化福祉，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在全球有精校本译本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