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身为文学所所长和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的杨义先生，提出了以绘制文化地图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的想法。他将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引入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中，突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编撰注重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忽视横向的共时性研究的局限，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内，描述多民族文学共生共荣的“大文学史”，并在编撰《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这项“文化工程”中实践着自己的学术理想。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三联书店2006年4月出版），对10世纪~13世纪中华民族文学、文化的动态过程作了整体性的考察。著作中建构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学发展模式，在全新的学术背景下分析和探讨多元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明示了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编撰工作的积极意义，彰显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该书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文学史观念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搜集、抢救和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工作，将少数民族世代传承、丰富多样的文学宝库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的学术热情。1958年，编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学术构想和基本工作思路已经确立，编写族别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工作开始启动，到1959年已经有10种各民族的文学史和14种文学概况先后出版。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现实，理应将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纳入到中华文学史的写作领域中。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理想的实现，必须依据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深入进行；中华民族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元性、丰富性，必须依据大量的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具体材料来补充论证。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的蕴涵量极为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各少数民族创制和使用的文字有30多种，形成了大量的民族文字的古籍，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的史料和文本。在汉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在各民族的民间流传的口头叙事文学作品中，有关的口碑资料也有着大量的遗存。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实施，1984年国家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工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实施，硕果累累。这些古籍文献从结绳记事、说唱口碑，到碑铭石刻、贝叶经文、竹木简策、丝帛素书、活页函本；从契丹文、女真文、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突厥文、波斯文、察哈台文，到我国现行的各民族的文字古籍；品种繁多，内容丰富。这其中大量的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对于我们认识多民族的文学发展状况，提供了生动、繁富的资料。我国丰富的汉语文献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各民族文化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出版的各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有44个民族的120种。如何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存在形态的各民族的文学纳入到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整体，是“重写文学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是在整体性的学术架构上并没有新的建树。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积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研究者的学术思维的局限性所致。该书的编撰，以一种立体的、宏观的思维方式，将涵盖了诸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真正确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与品格。

     书中除对多民族的汉语文学现象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外，还充分调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这个历史阶段各民族文学，特别是用不同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其特殊性，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当一些民族的文学仍然停留在口头流传的阶段。即使是一些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由于其书面文学的使用和流传往往是在王公贵族的生活范围之内；又由于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进行文字阅读的人口有限，口头传承仍然是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各少数民族中间都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学资源，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这些资料。但使用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也有一定的困难，对其所属年代很难具体考订，不过历代文献中有关民间文化的记载还是有迹可察。作者以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为基本理念，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不同视角介入，在“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的互动互补”的层面展开论述，著作中引用资料的范围、种类大大增加了。

     作者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接受了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形态的资料作为自己建构的文学史的基础资料；这种注重各民族文学个性的研究，应该是对以往的研究工作的很好的补充。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元代的《蒙古秘史》等经典作品在该书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华文学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该书的成功还在于从文化学意义上构建了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调式的大一统”文学史模式。作者着重考察了不同的“文化板块”———中原文化、江南文化、边远地区文化是如何通过文化辐射、文化选择、文化活力和文化潜流四种方式进行融合与互渗的过程；对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学史的贡献从“资源”和“动力”的角度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张扬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在描述10世纪~13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时，作者特别注重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汉语文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趋势。以金代文学为例，女真族接受了汉语文化，为汉语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渐，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汉族人民的喜爱。金代文学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独特风貌，就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优势互补、相互吸收与融合的产物。再如，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一直是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同步进行。

     作者既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了处于“边缘”状态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了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也从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出发，尊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发展的规律，摆脱传统的以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水平和文学观念为单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的局限，重新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价值。他所倡导的文学史写作要“勾魂摄魄”，要注意“生命体验”，在书中处处有所显现。总之，阅读这部洋溢着激情的、充满原生状态活力的著作，实在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