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或文明姿态走向新的世纪？这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这种“同样重要”不仅有“一”，而且有“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里协调发展的文明层次不仅是“二”，而且是“三”）。这表明，中国已经在全面地规划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的文明形态的总纲，它要以科学的精神、文明的风范建设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这是中国这个曾经为全人类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国家，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再一次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庄严承诺。

　　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深刻地涉及一种文明运行的方向、方式、机制和气象，涉及它的总纲目和内在特质。它赋予一个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身姿态和风采。它左右着人心，凝聚着情感，化育着精神，把它视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非常明智的，也是非常深刻的。作为早期人类最聪明的族群之一，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还在这种文明形成自己发展模式的所谓“文化轴心时代”，《周易》就这样表述对文明的理解：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的“止”字，依照甲骨文、金文，是脚趾的形状，也就是说，文明的立足点是人文，用它所包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开化天下人心。这就是我反复说过的一句话：文化工程是一项人心工程。这也是我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的历史得到的一点体会。有记载说，中华民族于夏之时有万国，于商之时有三千余国，于周朝五等分封，还有千七百七十三国。这主要是讲中原地区。自中国的完整版图而言，更应该说它是多部族、多民族激荡而融合的复合形态的文明。在漫长曲折的分合激荡中，文化扮演了非常关键的粘合剂或精神纽带的角色。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一方面是边远文化的“边缘的活力”，使不同地域民族在经济互补、和战相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愈来愈深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认同感。陈寅恪研究南北朝隋唐史，发现“文化重于种族”，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条通则。惟有礼乐文明之邦的文化的这种关键作用，中华文明才不会像世界上其他某些文明那样，陷入无休无止的仇恨火并之中，从而统一起来共创、共享自己的文明成就。抗日战争时期，包括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批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以不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不同时段，都得出与上述相似的结论，既可看到中国文化精神有其千古一贯的脉络，也可以看到哲学社会科学在发现、弘扬和培育中国文化精神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个民族在它全面振兴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精神有一个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认识，以建立自己全面复兴的内在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因此应该加强和深化中国文化精神总纲目的研究，把小康社会与大国文化气象的建构，作为我们民族当下的必修课题。美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不怎么被英、法文化精英们看得起的，但它此后以极大的注意力和资源进行美国学的研究，系统地阐释了熔炉文化背景中的清教—扬基文化精神的历史源流及其价值观的合理性，从而在美国经济强势中开拓文化强势。对比起来，中国文化的历史极其悠久，构成极其复杂，面临的难题和困扰也更加繁多。面对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化资源，需要以第一流的精力和聪明，才能非常到位和充分地清理出其千头万绪中的历史根源、文化脉络、智慧精髓和精神结构，才能去芜存精、辨析精微地把握它的诸多因素的发生学、本体论、结构形态和发展动力学。这就是文化上“认识本我”的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只要把这项工作做充分了，做到位了，做得极有说服力了，就能够使全民族获得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上的共识。民族共识可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它可以在面对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和日益频繁的文化对话时，底蕴深厚，众志成城，处变不惊，举措从容。

　　讲到中国文化精神，讲到大国文化气象，我初步觉得有四个要点应该记取，这就是：重健行，讲大度，究天人，成化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此言为众所熟知；《周易》还有言：“其德刚健而文明。”文明而要刚健，必须有原创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必须有原创；没有原创，它只不过其他文明的附庸或稗贩。能不断地原创的文明，才能有自己刚健的风骨。只有刚健，大度才有依托，才有价值。不讲健行的大度，会流于平庸和懦弱，正如没有大度的健行会流于刚愎和霸道一样。《说文解字》解释“大”字：“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大既是天地的本质，也是人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本质。人下有横是“集”（亼）字，大下有横是“立”（）字，集天下之智慧以自立，因此《周易》以“健”解释乾卦之后，又以“厚”解释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且要“德合无疆”，也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意思。中华文明历数千年中不断而愈壮大，都是天地合德所产生的无限的原创力和兼容力交互作用的结果。为此，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成为中国历史学智慧千古不磨的格言，于今犹可做出新鲜的解释。究天者有自然科学，究人者有哲学社会科学。二者之际要通而究之，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得科技而强，科技得人而正。二者协调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化境。前人已经发现，“化”在殷周文字中是一个正立的人和一个倒立的人，即所谓翻跟头。怎样才能做到“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呢？关键就是这个“化”字。不要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而要通过充分深入的现代性阐释、转化和运用，使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化智慧，在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现代中国博大精深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体系之中。

　　我曾经讲过，衡量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有两条不可缺少的标准：一条是它的原创性，一条是它的共享性。中国文化的总纲目和总体精神经过充分深入的原创性研究之后，它浮现出来的原理原则、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还应该通过教育体制、传播体制化为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文化价值共识，成为举世同享的精神成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这里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是非常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