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边界写作”与“第三空间”

主讲人：史安斌 博士

时  间：2003年11月11日下午2:00─4:30
地  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1层西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报告人：史安斌博士

 
  
    2003年11月11日，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之六开讲。来自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史安斌博士作了一场题为 “‘边界写作’和身份认同：全球／地方文化的调和与‘第三空间’的构建”的精彩演讲。
    史安斌博士首先说明了“第三空间”与“边界写作”的概念与相关的理论研究。他认为，跨文化的传播历经殖民主义阶段和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阶段之后，正迎来全球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全球传播概念的提出与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是紧密相连的。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人员、信息和视象的跨国、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自由流动彻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的概念。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已被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传播”所代替。而伴随着资本、人员、信息等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业已成为全球传播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拼贴式、融入式、本土化三种主要的全球文化传播形式。
    “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意即“迻译的空间”。所谓“第三”，既非此亦非彼(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在“第三空间”中没有统一性、一致性；在“第三空间”中固有的身份认同都将在被颠覆之后而被重新定义、重新解读。这一概念对当前这样一种崭新的全球文化的建构趋势作出了恰当的描述。“第三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去理解这纷繁、复杂的全球文化。由此还引申出“第三文化”、“第三文化人”等概念。如“第三文化”是指新型的全球文化，其中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调和，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
    “边界写作”(Boundary Writing)作为一种后现代话语，由“第三空间”推衍而来，同时也是“第三空间”最有力的具体化表现。它通常是指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或诗人，以主流和强势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期传达一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小”社会与“小”传统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特质；同时立足于“边缘化”的写作优势去高度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种种冲突中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以及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正是“边界写作”的代表。
著名的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曾详细解释其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撒旦诗篇》的特性，这些话语亦可作为“边界写作”的定义，即是为了在崭新的、突变中的人类生存、文化、思想、政治、行动和歌唱的联动结合中，倡导呈现混原性、异质性、杂合性及其转型。“为种族混杂而欣悦，又为绝对纯粹而恐惧”(《想象的故国》)。这样的“边界写作”能使更多主流阅读社会的读者了解、认知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文化。
    史安斌博士指出，“边界写作”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对于强势/弱势语言的去本土化／再本土化，带有鲜明的语言哲学及其实验意义。通过抽绎“弱势”语言，“边界写作”在语法、句法和形式规范等方面首先要突破甚至解构“强势”语言，从而向主流语言和文化输送“新颖”的思想表述。因此，“边界写作”一方面是语言的“去本土化”，发生在“强势／弱势”文化领地的“接壤地带”；另一方面，它也是语言的“再本土化”，在持续的“强势／弱势”文化遭遇和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崭新的语言变革。其次，“边界写作”是全球与地方、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文化冲突、协调与和解的必然结果。坦白的说，这些具有多重族籍身份的作家无法找到一种完全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仍须诉诸于主流语言文化。但言及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身份时，他们亦会断然坚持自己的母族文化传统。第三，“边界写作”已经超越了詹明信(Jamesonian)“民族寓言”的概念，并且逾越了横亘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严格界限。相比较而言，“边界写作”代表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第三世界文学中心话语发生了大的转换，“混合”与批判性的“协调”已成为主要抗争策略。由此引发，有关“民族寓言”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现代性观念。作为“民族寓言”反讽的“边界写作”，也预示着由“多元”与“混合”组合而成的世界性趋势的到来。
    进而，史安斌博士分析了拉什迪的作品《午夜的孩子》（此书曾获英国布克文学奖）和达西扎娃的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二者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叙事手法的同时，亦刻意模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表达手法，将这些相对“新奇”的叙事手法融入其作品中。而民族语言在全球文化、第三文化的背景之下也不再是“纯粹”的了。拉什迪声称要将英语作为“去殖民化”的武器，把英语重新糅合，直到发出印度的声音；扎西达娃在作品中有意取消标点，并大量使用长句，以此来挑战汉语的常规语法、句法。史安斌博士认为，通过对二者小说进行文化间的比较分析，能更清晰地描述其文学特征、审美特征，也能更深刻地揭示“边界写作”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中的社会政治涵义。
    报告会上，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就跨文化传播中的“边界写作”与“第三空间”的研究视角，结合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与双语写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文作者：民族文学所南方室：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