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重读马克思与马林诺夫斯基

主讲人：吕微 研究员

时  间：2003年9月16日下午2:00─4:30
地  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1层西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吕微研究员在讲座上

      自然科学强调的是实验方法，是特别抽象的原则。具体的实验程序或手段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密切关系的。钟老认为有具体的“技术技巧问题”，如田野调查时的技巧。

     方法论对总体的思考与反思

     方法论问题，民间文学整体的普遍的方法即方法论问题，而具体的方法则因人而异。艾思齐在《大众哲学》中认为“方法论和世界观是一纸的两面。”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方法论的另一面为什么是世界观呢？举司马迁为例，司马迁写史记，主体是传记世家等。人物传记的方法主要是史记的方法。而近代史学和古代史学就一个大变样，近代的史书不再用这种方法。即使最僵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先讲经济关系、再讲政治关系，最后讲文化艺术。不再讲人物传记。写作方法大变样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观的变化，如以前认为英雄、个人创造历史，而现在不是这样，二是社会关系本身的规律在推动历史前进。因此产生了一种看法的改变，因而使他写作方法的改变。对世界产生整体看法的改变，从而导致方法论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思齐是有道理的，方法论从另一方面看就是世界观。“世界是怎么看的，”你在你的方法中，必然体现出你的世界观，你所必然会采用的一些例子。

     今天所谈的体会由这几年民间文学涉及到的问题，钟老－民俗学怎样面对现实生活？最早的人类学派将其看作是过去的主流，现在成为衰亡状态的东西。“残留物”从200年开始，抢救就是民间文学主要口号、理念，无论是采录还是记录。抛弃旧的东西。

     民间文学与当时的语境相关的立场，抢救不是没有道理。社会一方面是崇尚进步的，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站在批判的立场，关照现代生活，“眼光向后”属于保守主义的学术思潮，并不是没有当代性，学派的基本原理都是重要的，也有当代的现实意义。

     问题：面临很多东西消失的时候，对象就很成问题。80“民间文学”是历史学程蔷“历史民俗学是否可行”的文章，，如果把研究对象放在传统遗留物，“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的史诗已经不再是史诗的辉煌时代。80－90年代钟老提出，民俗学是现代学还是历史学。开始以后高丙中的“民俗化与民众生活”的博士论文。这种立场从某种程度有特定的语境，
zzzz民间文学的“抢救”之风是愈刮愈烈，但话说回来，民间文（艺）学本来就是为了“抢救遗产”而出生的，也是由历史语言学家发起的，所以，民间文学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半个历史学，正如户晓辉先生所言，从娘胎里就带出来“向后看”的学术姿态和伤感的学术基调。但是，伤感也好，向后看也好，却丝毫未损民间文学的批判精神，无论德国浪漫主义对启蒙主义的批判，还是五四运动对孔家店的批判，正像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学术思潮，并不因其“保守”而失却冷眼看世界、看现代的清醒认识。所以，保守者未必不前卫，伤感者未必不坚定。而我们从全球化、现代化的滚滚车轮下抢救出来的文化基因正可以成为我们用来捍卫文化多样性——体现了现代性的自由理念——的批判的武器。就此而言，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坚持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和保守主义立场是有其充分的学术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的。

     但是，民俗学、民间文学只能是历史学吗？难道民间文学、民俗学不可能同时也是现代学或当代学吗？钟老生前提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拷问着后学，或者说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之一，如果我们不能适时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作为后学的我们将始终如芒刺背。当然，不断有人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已经做出了实绩，高丙中的“民俗即模式化行为”，董晓萍、欧达伟的“特定时空”中的定县秧歌，刘晓春的“现代性的民间表述”，杨利慧的神话的当代传承……都可算是对民俗和民间文学之当代性的思考。

     与民俗学的“当代转向”不同，毗邻学科人类学却在着力于当代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直接师承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屏弃了历史学的维度而诉诸功能论的现时性研究（这只是就社区研究的主要倾向而言，其实费孝老并非完全排除了历史学的维度）。但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类学者们如今意识到，仅仅是功能论的、现时性的社区研究不足以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有效的解释途径，要之，马林诺夫斯基用简单小社会作为理解复杂大社会的参照物的方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王铭铭提出了社区研究加社会史研究的思路。
历史学和当代学在相互走近对方。
    

     但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当代转向”和“历史转向”目前都还存在问题。在民俗学这边，对民俗的界定仍然需要借助诸如“传统”、“习惯”等共时性标准而排斥“流行”、“时尚”的现时性“大众文化”；而在人类学那边，社区的现时性研究和社会史的历时性研究的两两相加也还不能用“同一套”理论将二者贯穿起来，因此社区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似乎还有皮与毛的感觉。

     于是，我又想起了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个能把当代性研究和历史性研究完美结合的高手，要之，他用他那“一以贯之”的理论把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从历史和社会两个角度解说得头头是道。比如，社会结构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只是一个平面的（即时间断面的）、静态的和稳定的功能系统；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功能系统却是历史叠加的结果，而功能系统中的那个最具支配地位的结构要素又一定是最有历史深度甚至是有着历史起源性质的范畴。马克思的研究出入于空间结构和时间进程的两条路径并游刃有余地转换于其间，这不能不让人钦佩。在当代学者们看来，进化论人类学的理论属于一种文化史的宏大叙事，然而，尽管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性叙事却是服务于他的现代性研究的，他关心的不仅是社会现象的历史深度，而且更关注该现象是否在当代生活中具有“充分发展”的力量。马克思倾向于认为，只有那种具有历史起源（传统）性质，同时在当下生活中又具有充分发展的支配地位的社会现象才是能够贯穿历史和当前时代的本质性范畴，才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去研究，因为它不仅直接关乎我们当下的人生，也关乎可能的未来。

     马克思的理论肯定无法为我们的当前民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他老人家的思路可能对我们这些希望结合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的后来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一百五十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抓住了那个贯穿于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本质性的社会结构要素，换句话说，马克思始终是一个“当代学”者，与生活在19世纪的多数进化论者不同的是，马克思是通过当代社会的结构来理解历史的进程（或者说用复杂社会作为理解简单社会的工具，这就与马林诺夫斯基形成方法论的悖论），而不是相反，通过历史来界定当代，作为历史学家，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始终是为当代问题服务的。就此而言，民俗学者是否也应当反躬自问，对于那些在当下“充分发展”且具“支配地位”的社会现象，民俗学者难道不应该保留言说的权利？

（文章整理者：民族文学研究所 高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