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二十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主讲人：乔建中 教授
 
时间：2005年4月26日（星期二）下午2:00—4: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院部大楼11层西段会议室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乔建中教授来我所讲演，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本讲特别加入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相关情况。目前，民族音乐学在研究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大，请大家踊跃参加。

 ·乔建中教授简介·
 
   　乔建中，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本所专家委员会委员。1958至1961年在西安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求学，1961至1967年在西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求学，获学士学位。1969至1970年任中国京剧院创作室组员；1973至1978年任山东省艺术馆音乐组组员；1978至1981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获硕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85至1988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1988至2001年任该所所长。  

主要学术成果

近期论文

《“时序体”民歌与“月令”传统》（载韩钟恩主编《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1997）
《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与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央音乐学报》1998年第三期）
《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里程碑—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祭》（《人民音乐》，1999年第11期）
《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音乐研究》2001年第一期）
《中国音乐学区系类型研究雏议》（《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民族音乐创作简论》（《人民音乐》2001年第8期，该文获中国文联2001年度文艺评论二等奖）
《一寸千思—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感怀》（《人民音乐》2002年，第10期）
《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2003年第二期）
《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西部人文通讯》2003年第一期）
《天地自然之文，人间性情之响》（大型CD专辑《中国陕北民歌》总序，中国唱片总公司）

专著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与苗晶合著，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学术成果评选专著三等奖）
《瑶族民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与何芸、伍国栋合著）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历史地理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全书35万字，文24篇）
《中国经典民歌305首鉴赏指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全书305首曲谱，20万文字，80幅图片，两张CD）
《中国音乐》（人民出版社，2002年，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中国艺术》第一章，5万文字）
《典藏中国音乐大系》（2002年，CD版共六套十二张，任艺术总指导）
《叹咏百年—乔建中音乐研究文选》 （2003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全书文40余篇，26万字）
《中国锣鼓》（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任主编。全书文14万字，240幅图）

主要社会兼职及所获奖项
 
　目前任福建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武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台湾台南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民族音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香港中乐团顾问，以及《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乐器》杂志的编委、顾问。
　1987年，专著《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学术成果评选专著三等奖。1992年，经大陆国务院批准任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邮编：100027

·世纪音乐感言·

在中西之交、世纪之变中的中国音乐
乔建中

本世纪之初，在历史变革大背景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发生了新、旧音乐之间持续既久、此长彼消、相互吸收交嘈又相互排斥抵捂的大转型运动。它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改变了“中国音乐”的面貌，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纪之变”。

所谓“旧”音乐，即自古就有并一直保存下来的中国的传统音乐；所谓“新”音乐，则是指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各类音乐作品的总称。在1900年那个时代，中国大地还是传统音乐的一片“净土”。民间歌曲、戏曲、曲艺、歌舞、社火、器乐、庙堂之乐、文人琴乐及词调酬唱，依靠其千百年来的自然传承，布满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精神伴物。但在此之后，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一批接受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音乐家运用西方作曲技法开始创作各种体裁的作品，诸如艺术歌曲、群众性的进行曲、队列歌曲、歌舞剧、歌剧、交响乐、大合唱等，由少到多，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与“旧乐”相比，它们的创作观念、方式、方法、技艺、音乐语言、表演形式、传播手段等都体现了一个“新”字。曾经有人称它为“近现代音乐”“革命音乐”“新民主主义音乐”“社会主义音乐”等等，但似乎都不如这个“新音乐”来得鲜明、简要、包容面宽。显而易见，20世纪的中国音乐生活最不应该忘记的“事”就是“新音乐”的发生。它不仅改变了中国音乐的内在格局，也改变了中国人的音乐生活。这些“事”包括：

(一)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的产生和逐步成熟。自萧友梅先生于1927年创办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以来，目前已有9所各具规模的音乐学院，加上十余所艺术学院音乐系、几十所师范院校音乐系，经过70年多年的积累，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为范式、又不断融入了中国特色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体系。

(二)新音乐作品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目标之一是培养专门从事音乐创作的作曲家。本世纪以来，这支队伍运用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结合作曲家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感受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合唱、独唱、交响乐、中国或西方乐器独奏曲、协奏曲、歌剧、舞剧及民族管弦乐作品，这样一支创作队伍和采用这种新型创作方式创作出的音乐作品，都是本世纪以前所没有的，它们是新音乐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新的观演方式的出现和新型音乐表演体系的形成。自20世纪新音乐产生之后，“音乐会”成为基本的观演场所，观众与表演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表演者都是专业音乐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在学习期间均受到西方式的严格的技巧训练，这种“课堂”式的相当规范的教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心授”(有人称之为“自然传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传承方式，前者讲究规范、学派、共性规律；后者崇尚即兴、流派及地域特色。如果说，此前是传统音乐观演方式的一统天下，那么，此后又多了一个以表演新音乐体裁作品为己任的演奏、演唱家队伍。它们是新音乐作风的最直接的体现。

(四)音乐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奋起直追，茁壮成长。中国古代的音乐学，历来以乐律学和琴学为代表，它们不仅有三千余年的历史，而且遗产丰富，博大精深，进入本世纪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和各人文学科竞相建立的背景之下，一个具有新的历史文化内涵、主要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学科——中国音乐学，也在二三十年代开始起步。它在五六十年代曾有多种称呼，如民族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等，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又主张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或音乐文化人类学称之。但无论怎样命名，这个学科的目的、任务、方法、理论及价值取向是被大多数同行学者所认同的。一言以敝之，那就是发掘、采录、整理、研究、保存中国历代流传至今的各类传统音乐。以此而言，本世纪以王光祈、杨荫浏等为代表的几代民族音乐学家已为下个世纪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可以预言，作为研究自成一体、独具价值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中国音乐学，其前景将不可估量。

(五)与新音乐日渐繁盛的同时，传统音乐也呈现出一种根深叶茂、五彩缤纷的发展景象。特别是在戏曲、曲艺、民歌、器乐、歌舞这些表演领域，从20年代到60年代，几乎每个音乐门类中都涌现了各自的艺术大师，他们炉火纯青的演唱、演奏将这些民间音乐品种推到了一个新的颠峰，并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上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

那么，100年的中国音乐历程中，哪些应该成为我们的“师”训呢?对此，也同样可能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个人以为，值得我们全面检讨、深入总结的根本性的“教训”就是如何对待外来音乐亦即西方音乐文化的问题。简而言之，即“中西关系”问题。早在上个世纪末，当西方文化逐步传入中国时，有关“体”“用”之争及谁“化”谁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文化人的面前。20年代前后，有主张以西方音乐为模式的“全盘西化派”，也有拒绝接受西音乐的“国从嗌”，还有主张“兼收并蓄”“各领风骚”的“调和派”。在现实音乐生活中，大多数人还自觉不自觉地推崇西方音乐。因为在客观上讲，西方音乐有300余年的积累，作品丰富，体裁多样，技巧繁复、乐队完备，流派纷呈，处处显出了“强势文化”的气派。长此以往，一种以西乐为高、为大、为贵的偏执心理和极端认识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音乐一起在中国音乐界作崇。也因为这一点，音乐中的中西关系竟成为困扰了音乐界100年的难题。当然，这也是本世纪以来所有向现代化迈进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普遍问题。中国对于中西方音乐关系，大体说来，是以全面效仿西方音乐的新音乐为主体，并在创作、表演、教育中吸收民间音乐的优秀成份，同时尽可能保存、发展传统音乐，从而让新音乐“民族化”，传统音乐“现代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从数十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在新音乐中，民族特色常常表现得浮泛而浅显，而传统音乐自身，则日易萎缩，步步为营。其结果，似乎是“两败俱伤”。当然，人们一方面承认，从世纪初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到目前的传统音乐、外来音乐、新音乐、通俗音乐、现代音乐的“五分天下”，是历史发展所使然。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积累的文明古国，我们必须从“中西关系”的困扰中冲出来，必须毫不动摇地承担起保护、保存、弘扬传统音乐的历史重任。

60多年前，音乐家王光祈曾满怀激情地写道：吾将登昆伦之颠，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流利，从新沸腾……这是理想，这也是哪唤!君不见，21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扛起“中国音乐”的大旗，堂堂皇皇地走进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