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期民文沙龙现场    郭翠潇/摄

　　2021年3月20日下午2点，第31期民文沙龙“青年学者谈中国‘三大史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活动由民文所三位青年学者玉兰、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央吉卓玛主讲，三位史诗专家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诺布旺丹评议，吴刚副研究员主持。本期沙龙以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同步进行，共150余人参与了活动（其中线上130余人）。

主讲人：玉兰     巴莫曲布嫫/摄

　　玉兰以“格斯尔史诗‘组合型诗部’的形成”为主题作了发言。她在《隆福寺格斯尔》第十一章“镇压罗刹汗之部”、第十二章“镇压魔鬼的贡布汗之部”和第十三章“镇压那钦汗之部”的文本分析基础上，总结了其结构类型，认为这三章讲述了格斯尔及其勇士们征战三个不同蟒古思汗并打败他们的故事，篇幅很长，主题、程式、文本特征上有明显的模式化特点。与《格斯尔》文本其他篇章相比，这三章相对独特，传播程度较低，章节次序稳定性相对较差。玉兰对这三章进行了详细的结构分析，阐述了这三章中构成情节和人物的母题的来源和组合关系，总结归纳了“组合型诗部”，指出该类型的生成机制包含深层上的组合和表层上的黏合。

主讲人：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    巴莫曲布嫫/摄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的发言主题是“玛纳斯吟唱艺人与史诗传承”。她围绕当代玛纳斯奇中的吟唱艺人做了分析和阐释，她认为当代大部分中青年玛纳斯奇属于这一类，他们通过背诵的方式学习整个或部分史诗。二十世纪初期就有吟唱艺人出现，但该现象一直被认为是“非正统”“违传统”的。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该现象有违史诗及艺人的神圣性；二是宗教因素；三是民间的惯性思维。吟唱艺人对其背诵的史诗文本的选取有一定的自主性。其母本还是吟唱艺人自己的唱本，两者都会由史诗中相对稳定的因素组成,但其诗行并不完全对应。在唱本中，形容词和动词的置换比较普遍。书写文本在史诗传承中构成了新的学习媒介。吟唱艺人从“书写文本”中学习，施行“活态”的演述实践，体现了“从书面到口头，从口头到书面”的传承规律。

主讲人：央吉卓玛    巴莫曲布嫫/摄

　　央吉卓玛的发言题目是“‘权威本’何为？——格萨尔史诗缮写传统及其文本价值发覆”。她认为“权威本”一词的提出是学者立足于口头传统研究的基本立场，对20世纪两次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及其成果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就概念本身而言，“权威本”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者参与下，由官方支持，经历一系列文本化和经典化过程而形成的民间文学书写文本，因这类文本符合“优秀的”“稀缺的”“正式的”“经典的”“规范的”“精选的”等文本制作理念，而被打上“权威”标识，相关文本可被称为“权威本”。发言从三个层面对“权威本”的建构过程，“权威本”的文本属性和学术地位，民间对“权威本”的认识以及民间对书写文本的认同维度进行梳理，指出在民间唯有朝向声音，能够回归传统叙事语境的书写文本才具有成为民间“权威本”的潜力。

主讲人与评议人对话    刘晓/摄

　　三个主讲人发言结束后，诺布旺丹、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斯钦巴图等三位专家进行了点评。巴莫曲布嫫、乌·纳钦、杨霞、李连荣等老师参与了讨论。诺布旺丹研究员认为，央吉卓玛有较好的问题意识，从“‘权威本’何为”这一问题入手梳理学术史，揭示“权威本”在学界和民间的认识差异，进而分析这类文本在不同语境下的认同表达，这一研究路径值得肯定。“权威本”是针对史诗书写文本而言的，在口传语境下并没有这类观念。自13-14世纪史诗的书写文本出现以来，目前已有大量的书面文本保存于各地相关机构中。据考察，民间确有推崇史诗书写文本的现象，一部分文本被奉为“权威本”或“经典本”，如德格印经院版的《霍岭大战》以及为大家熟知的《卡切玉宗》《姜岭大战》和《大食财宗》等。所谓“权威本”的形成大致经历了采集—缮写—润色—加工的过程，经历上述复杂的文本化过程而被写定的文本还需经受百年传承的考验，方能被认定为“权威本”。就“权威本”的辐射范围而言，当从历时的角度去考量，就文本的权威和经典属性而言，地域的差异是次要因素，因此史诗不同的叙事情节当放置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分析。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研究员认为，央吉卓玛所讲的史诗“权威本”现象在玛纳斯传统中同样存在，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1958年，吉尔吉斯斯坦曾由政府出面，整合玛纳斯的多种口头记录本，形成了一部被认为符合所有柯尔克孜族史诗传统的三卷本《玛纳斯》。该文本整合了不同歌手唱本中最经典的章节，内容相对完整，并经过著名诗人的加工和润色，诵读时朗朗上口，因此在很多地区被视为“经典本”或“权威本”。这类文本与缮写人根据著名歌手的现场演述文本进行加工润色而形成的文本是不一样的；由国家出资出力，并在专家、学者和歌手的共同参与下形成的文本才有成为“权威本”的潜力。他认为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谈到的玛纳斯口头和书面文本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在一些地区，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很受欢迎，而在乌恰县，艾什玛特的唱本广泛流传，同时吉尔吉斯斯坦的出版物也有很多人传唱或抄录、背诵，因此出现了文本多样化的现象。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文本比较分析部分做得不错，下一步可以再明确一下文本的分类标准，并对文本的来源进行进一步深入的分析。玉兰通过精细的对照分析，发现了文本间的差异，文本分析做得很扎实，但没有回答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些应是探讨和研究的根本问题，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可提高论文的学理性。

　　斯钦巴图研究员认为，《格斯尔》抄本多、篇章多、规模宏大，国内国际很多学者探讨过书面和口头文本之间的关系，但几乎无人可以理清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玉兰的研究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解释了这三章的文本关系，发现了三个篇章形成过程中的规律性，解释了母题、人物的组合方式，以及文本中附加的信息。以往的文本关系研究恰恰是被这些信息误导，玉兰克服了这些，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并从篇章比较分析入手，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和央吉卓玛也探讨了一些史诗的理论性问题。央吉卓玛谈到“权威本”，提出“权威本”如何在国家层面形成，以及书面文本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形成权威性的过程。虽然没有绝对意义的“权威本”，但“权威本”作为一种观念，在民间是一直存在的。如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谈到艺人会学习书面文本，这些文本也是相对的“权威本”。居素普·玛玛依的文本在一些地方被视为“权威本”。各地的蒙古史诗江格尔也都有相对权威的唱本。在一些著名艺人的师承谱系中，祖师爷的唱本被视为权威本。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提到书面文本在史诗传承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语境中，有很大的理论探讨的空间。史诗研究是民文所的优势传统，三位学者都谈了史诗的理论性问题，史诗传播、发展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和作为，令人感到欣慰。民文沙龙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感谢吴刚、杨杰宏两位组织者。

　　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指出，中国史诗学是民文所的优势学科，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发扬光大是民文所所有成员的责任。民文沙龙实际上旨在实现史诗研究的代际对话，与谈人是60后学者，引言人是三位80后学者，参与座谈的还有70后学者。玉兰的研究基于文本细读，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在分析中对“篇章”“情节”“母题”等概念要精确理解和谨慎使用。关于玉兰分析的三个诗部与之前的叙事不一致这一问题，就彝族传统而言，毕摩经籍文学是诗体的，如果毕摩仪式是为祖先举行的，那么仪式需要严格遵循经籍文本施行；如果仪式的对象是鬼，那么是没有可以遵照的经籍文本的，其原因在于，在彝族传统观念中，鬼是千变万化的。玉兰提到的三个诗部均围绕征服蟒古思铺展情节，而“蟒古思”实际上就是指鬼、魔、妖等异类。古代战争并没有对错善恶的观念，主要还是站在部落利益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描述。由于为我们所熟知的史诗是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主的，而格斯尔传统中敌对方是蟒古思，因此叙事策略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谈到了通过书面文本传承玛纳斯史诗的吟诵诗人。第一，相关研究还需回到传统中，用本民族的观念去探讨相关问题。“吟诵艺人”这一概念最早是指格萨尔史诗传承人，来自藏语，而不是学者的创造发明。所以，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首先需要去区分玛纳斯传统中的演述人类型，考察民间对各类演述人的认识；其次，需要将民间的观念和认识与学术传统进行对接、分析和阐释，并在借鉴域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提炼具有说服力的术语；再次，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术语还是要继承和沿用，以便促进学术对话；最后，鼓励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继续开展深度田野调查，聚焦于传统中的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路径符合口头传统的基本立场。央吉卓玛所谈到的“权威本”问题，是基于书写文本而谈的。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指出 ，钟敬文先生曾强调，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应该抱持两重目的，一是“文学的”，二是“科学的”。“权威本”问题需要从目的论出发，并在“文学的”与“科学的”之间作出区分；就史诗研究而言，对史诗的各类文本进行搜集、整理、汇编、校订、校勘和出版，当属于科学资料本，无涉“权威本”问题；而在增进族际交流和文化传播方面，文艺作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也是当代学者进行学术反思和代际对话的资源，但不能作为科学资料本来加以看待。就当代的史诗研究而言，研究者始终要立足语境，坚持以演述为中心，以科学资料本为分析对象。央吉卓玛所探讨的“权威本”还是要回到民间，回到民众中，挖掘民间语汇，考察民间是否存在有关“权威本”的表述和评价标准，然后将相关表述与学界的概念进行对接，完成学术话语的转换。

　　乌·纳钦研究员认为，三位学者的发言令人感到振奋。国内史诗研究基本以20年为一代，即“30-40后”“50-60后”“70-80后”各为一代。本期沙龙活动是两代史诗学者之间的对话。三大史诗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但至今还没有三大史诗的中文和外文的经典化文本。当初，“60后”资深学者引进了口头程式理论等前沿理念，结合国内传统，提炼了系统的史诗学理论。央吉卓玛探讨的“权威本”这一概念是有意义的。“权威本”主要指的是文艺作品，没有这种“权威本”，三大史诗很难走向国家、国际舞台。央吉卓玛还提出民间的“权威本”是以歌手、艺人的体系来划分的，这一提法很好。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从吟唱艺人的角度做了研究。她提到艺人对文本的心态和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就像对作品的解读离不开对作家心理的分析。对这一点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可以更深入地探讨。玉兰选择的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格斯尔的内容非常复杂，因为它是包括很多书面文人和各级别喇嘛在内的许多人参与改编之后形成的。玉兰创造了自己的解读模式，也论证了“组合型诗部”这个概念。结构分析是格斯尔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值得提倡。

　　杨霞研究员认为，央吉卓玛问题意识较强，学术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其中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她虽然对“权威本”的建构过程进行了精细的梳理，但是对“权威本”概念的界定相对模糊或者说不够清晰，既然是对“权威本”的探讨，那么界定概念范畴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央吉卓玛对缮写传统本身着墨不多，更多的是在探讨民间“权威本”的标准和圭臬，实际上缮写传统的内质也十分值得关注，央吉卓玛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推进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李连荣研究员认为，早在十九世纪初，知名学者居·米旁的学生便根据几个格萨尔的本子整理出一个经典本；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土登尼玛对该本子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本子通常被视为“格萨尔赛马称王”的“权威本”。很多艺人都会唱这一本子，认为它是权威，不可超越，但其实他们也会对其中一些情节进行改动。比如，格萨尔应在什么时候抓马，“权威本”讲的是格斯尔在被惩罚、流放期间所抓，但艺人们认为不妥，认为不是格斯尔被流放的时候，而是流放完回到家乡以后抓的马。所以，虽然土登尼玛整理的本子被视为“格萨尔赛马称王”的“权威本”，但对其仍有批评意见。这是对央吉卓玛有关“权威本”问题探讨的一些补充。关于玉兰的研究，7章本格斯尔应为最初范本，其他本子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格斯尔征服蟒古思的这几部，结构上可能体现的是蒙古史诗的类型化过程。格萨尔的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为 “北方降魔”与“霍岭大战”，都是突破很多关卡的降魔的故事，故事结构变成了一个类型，后面的篇章是按照这个结构去创造的。关于格斯尔的年龄，在藏族格萨尔地狱救母的故事中，格萨尔在人间活到85岁或88岁，之后要升天，代表格萨尔故事的结尾。所以，蒙古格斯尔中提到格斯尔80多岁，很可能受到了地狱救母故事的影响。关于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的研究，阿地里老师主编的《世界<玛纳斯>学读本》中提到，拉德罗夫早在1885年写的前言中指出突厥语民族真正处于史诗时代，有关荷马史诗的讨论应该借鉴这一时代的突厥语史诗，对玛纳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期沙龙活动结合主讲、点评和讨论等多种形式，以代际间的交流与传承为特点，围绕中国三大史诗传统，从口头到书面，从文本、艺人、语境等不同方面，对史诗学诸多学术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活动现场讨论热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