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2日，民文沙龙第25期(东西方经典成立问题研究学术沙龙第2期)“口传与书写——经典形成诸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会议室举行。本期民文沙龙邀请了4位学者共同探讨口传与书写视域下经典形成诸问题。这4位学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培、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李林芳、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荷红和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本期沙龙由吴刚主持，民文所部分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一些高校的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第25期民文沙龙现场

第25期民文沙龙主讲人

第25期民文沙龙主讲人

　　吴刚首先介绍了拟定本期沙龙主题的缘由。国内外汉文学研究与口头传统研究出现了融合趋向。基于此，本期沙龙本着学科互动和交流的原则，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两位学者与我所学者共同就当前国内外汉文学界和国内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共同关注的口传和书写的关系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赵培以《“言为公”与早期中国文献的书写》为题发言。他首先从方法论入手，提出了早期中国文献书写研究中几个悬置的问题，即“谁在言说”？“如何言说”？“为谁言说”？和“言说什么”？认为对“作者问题”的解答能够触及早期中国文献书写研究的核心和根本。纵观西方文学史，在西方文论中关于作者的理论可以笼统分为两类，在希罗多德式的作者之外，尚有柏拉图《伊安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磁石式的“作者”，这一媒介性的作者同中世纪基督教诗人的“第二作者”性相类似。这一类作者同早期中国的情况比较接近，但并未被引进到早期书写研究当中。追述本土学者的研究，赵培认为章学诚的“言公说”同此类作者说有共同之处，其在讨论先秦两汉书写方面也更为具体可信，更合实际。以“言公说”为切入点，作者问题在魏晋以前并不重要，先秦两汉的书写，其言说内容的主流为“公言”，涉及的多是围绕天下治理展开的道德、法律、哲学等政治性的言说，鲜有表达个体情感的内容。作者问题随着个体私人性书写溢出经学话语系统而真正受到重视，这种“言为私”现象的出现同汉末乱局、佛教东传及玄学对老庄的重视皆有关系。“言为私”的出现，逐渐开启了“公言”之外的另一文化传统。基于对“言公”和“言私”现象出现及其因由的解读和归纳，早期中国文献书写的研究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进而言之，对作者问题的追索为再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创造了新契机。

　　李林芳以《早期注释文本的口传特征》为题发言。他认为目前学界在聚焦早期经典文本生成与传播方式的同时，对注释文本的生成、传播及其特点的探讨尚嫌不足,他以同音训释为切入点，对《毛传》《郑笺》和《尔雅·释诂》等早期中国注释文本中的词条进行了比较分析。推断在口头讲授过程中被释词与释词完全同音的情况应较少出现，并据此考察《毛传》和《郑笺》中被释词和释词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毛传》中的同音训释较少，《郑笺》中的同音训释较多，而毛郑二家同音训释的不同状况实际上反映了《毛传》源自口头讲授而《郑笺》出于书面著作的特点。对早期注释文本的生成特点进行分析后，李林芳结合文献记载探讨了训释生成与传播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早期注释文本经历了由主要为口头讲授到常常形诸书面的过程。

　　高荷红以《口承与书写的叙事策略：以满族故事家为例》为题发言。她梳理了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中外学者对口承与书写传统的多维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口承与书写叙事策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认为口承与书写虽然属于不同的叙事策略，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高荷红立足满族故事家的个案，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当故事家自主选择书写，他们是否真的成为废物？他们在书写和讲述之间自由转换，其叙事策略如何？二是学界是否只承认搜集整理的故事？如何评价那些书写下来的故事？基于调查访谈，她将满族故事家分为传统故事家、过渡阶段的故事家、掌握书写技能的故事家三个类型。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多次组织力量开展各民族口头传统的搜集和整理活动，高荷红通过比较三类故事家在不同时期个体承传口头传统方面的特点和差异，认为典型的故事家大多以口述为主，非典型的或曰书写型的故事家，既能口述，又能书写。并进一步指出这些非典型的或曰书写型的故事家并没有如洛德所言迷失自己，成为一个废物。在掌握书写技能之后，他们仍能讲述，从而成为较为特殊的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故事家。发言最后，高荷红认为目前很多故事家已过世，口头传统研究所遵循的工作模型和方法论，如巴莫曲布嫫的“五个在场”、民间文学的“三架马车”（文献+田野+文本）仅余文本及前人的资料。她认为当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诸多问题时，可能还需借助新故事家的产生辅以作证。

　　吴刚以《从达斡尔族乌钦看中国早期诗体的生成》为题发言。他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早期中国诗体的生成和传播的问题虽然备受学界关注，但是相关讨论始终未能打破学科壁垒和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近年来，随着口头传统研究“三大理论”被多学科借鉴和运用，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出现了将古典文献研究与活态仪式和歌唱传统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趋势。不过，讨论的材料基本来源于汉文学，且主要依据传世文献，缺乏口头传统资料支撑。吴刚指出如果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书面文学发生较晚的某一民族的文学，也许能够发现重要资料。他希望通过比较达斡尔族民间“乌钦”与文人“乌钦”的异同，还原达斡尔族诗体生成过程，并据此反思中国早期诗体生成的复杂过程。他认为就达斡尔族诗体创作而言，要回到从口传进入书写的分界点来考察其生成的过程，这个分界点就是敖拉·昌兴乌钦。敖拉·昌兴是第一位用满文记录乌钦诗词的达斡尔族诗人。敖拉·昌兴“乌钦”为传统“乌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敖拉·昌兴一生创作了许多“乌钦”，是达斡尔族民间“乌钦”向文人“乌钦”发展的关键人物。吴刚认为达斡尔族民间“乌钦”发展到文人“乌钦”，以及文人“乌钦”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乌钦”从口传进入书面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这对中国早期诗体生成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在互动讨论环节，赵培认为民间文学的文人化趋势对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生成过程有方法论层面的借鉴意义。此外，他认为先秦两汉以“公言”为主流的书写内容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宏大的叙事题材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石。但是从时间轴上而言，二者生成的历史时期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要格外注意。高荷红从“言公”和“言私”的差异出发，强调个人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本化过程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个案研究对早期诗体生成的启发意义。吴刚提出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口头传统对早期中国古典诗歌生成研究的重要意义。赵培认为二者的可比性需要更多的个案、文本和较长时间段的观察才能获得较为可靠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张建军关注个人抒情诗的出现对开启早期中国古典文学新格局的意义，他认为可以从题材论出发进一步解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类观。此外，在座的师生对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接受和文学传统的分层以及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作为文学传统生成的另一面，受众的构成和接受对文本生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央吉卓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