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文沙龙第1期“名与实之间：满族说部概念之反思”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会议室举行，本期活动由高荷红副研究员主讲、巴莫曲布嫫研究员评议。参加民文沙龙活动的有民族文学所的老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以及其他高校的老师。吴刚副研究员主持会议并介绍了民文沙龙的缘起和组织工作。 

第一期民文沙龙现场   郭翠潇 摄

　　朝戈金所长作会议致辞，他强调参与学术沙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为人文学者，不仅需要通过课堂学习、平日阅读来学习和吸收知识，更需要通过聆听其他学科的学术讲座，来帮助大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掌握其他领域的基本知识，学习他人梳理材料与表达观点的方法。并鼓励同学们多听其他学科的课程，吸收不同领域的理论方法来做好自身的研究工作。 

　　高荷红围绕满族说部的概念与文本，从“多维度解读满族说部的概念”“满族说部的分类”“被质疑的满族说部”三个方面展开讲述。她提出，满族说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满族说部指以满语形式在满族民众中讲述过的“德布达林”，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再如《英和太子走国》《花木兰扫北》等，狭义的满族说部指满族家族族中传承的神话、家族史和萨满故事等“乌勒本”，即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的“满族说部”。满族说部国家级传承人富育光先生从1999年开始就其定义做过多次说明，“乌勒本”和“满朱衣德布达林”是说部满语的对应概念，而“乌勒本”为“满族民众中重大场合由特定人讲述、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的长篇口传叙事作品”。另一重要说部传承人赵东升认为满族说部是“乌勒本”的传承与发展，而非“乌勒本”的变异。高荷红认为满族说部是“乌勒本”在当代的一个定义，且深受汉族说部的影响。按先后顺序，满族说部有“三分法”“四分法”和“二分法”之说。1999年，富育光按照文本叙事内容的类型提出了“三分法”，即“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三类。2007年，谷长春在富育光“三分法”的基础上按照说唱方式不同提出“四分法”，增添了“给孙乌春乌勒本”，这种分法与“三分法”分类原则不统一。2014年王卓按照说唱与非说唱形式提出“二分法”。这几种分法在分析具体文本时，会出现无法分类或分类混杂问题，如被列入“给孙乌春乌勒本”的《比剑联姻》非韵体却为散体，应与同为散体的《红罗女三打契丹》和《绿罗秀演义》列入“巴图鲁乌勒本”内，三部文本讲述某一特定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符合讲述历史传说或真实人物人物的“巴图鲁乌勒本”。《奥都妈妈》虽为说唱本，貌似也可归入“给孙乌春乌勒本”，但又与“窝车库乌勒本”的《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一样，属于《天宫大战》附属故事，归入此类更为恰确。而《尼山萨满》的情况极为特殊，按目前的分类方法无法做出正确的评判。满族说部之所以受到质疑，皆因第二批满族说部的某些文本与整体风格差异较大。细究主要有整理者对于文本的过度干涉导致失去了讲述者的风格；部分文本无法归类；讲述者的民族是否应为满族、讲述内容是否应为满族家族内部故事、讲述语言是否最初应为满语等。至于如何判断满族说部，高荷红提出七项准则：长篇叙事；口头传承或是书写传承；讲述满族的故事，但语言不限定必须为满语，汉语，满汉兼用均可；讲述家庭或地域的故事；在重大场合讲述、具有神圣性；讲述者不限于家庭内部；要有一个核心的主人公。 

　　在评议环节，巴莫曲布嫫研究员就满族说部传承人的特殊身份、满族说部概念的界定及传承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富育光先生因其自身既为传承人，又为学者的特殊身份，对满族说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同于其他民间传统，学术参与都在发现文本之后，满族说部是在传承人与学者的参与后才产生了文本。满族说部讲述内容是否必须为满族故事这一点可与蒙古族“乌力格尔”相较而谈，“乌力格尔”并不排斥汉族题材的故事讲述，但必须要分清讲述者和讲述的内容。满族说部研究界对分类的方式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是因为在分类时没有从功能上去考虑，这与满语濒危、脱离日常交流语境有很大关系，在划分类别时必须遵照一定的逻辑。传承时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从满语的濒危、受众的接受程度、到未来的发展等角度考虑，使用汉语演述可能是最佳之选。“说部”一词的来源，不要简单、轻易地认为由汉语而来，要多向度、灵动地看事物的走向。对概念的界定和阐释，需要回归至语言学层面，通过构词法，母语的表达系统，以及文献等方面着手，弄清楚“说部”和“乌勒本”的词源。 

　　在讨论环节，吴晓东指出满族说部概念的确是语言学的问题。满族说部的分类及其文本遭到质疑，可以用语言学中的模糊语言学概念解释，要掌握事物的特点，使其具有典型性。王宪昭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确研究问题的目的，对分类的划分要以其历史文化为基础。朱刚认为应以本土和外来两方面来分析满族说部概念的本土话语体系，在“说部”前加上满族的族别，是否与外来社会或是国家力量，还是其他因素有关。凯宁就语言接触理论，提出“乌勒本”一词很可能保留了蒙语中的“乌力格尔”的词根，词尾部分随着清末民初满、汉的接触，加入了汉语“本”字，衍生出了“乌勒本”。他的推测得到了在座很多位老师的赞同。张多提出，对民间文学传承解读需要从最低限度和晚近概念的重新审视两个角度着手。 

　　闫国飞副所长充分肯定了第一期民文沙龙的选题及内容，希望之后的沙龙更加丰富多样，并希望民文沙龙能够扩大影响。最后，朝戈金所长希冀民文沙龙所选主题，不一定是完美的、闭合的研究，更应带有挑战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引发大家的深刻讨论与思想交锋。 

（宋贞子，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