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百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19世纪浪漫主义者和格林兄弟开辟了当时尚未开拓的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的领域，随后出现了民族学者、民俗学者以及比较文学学者，他们大大推动了口传史诗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活形态的口传史诗。20世纪中叶，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将原创的或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文学的史诗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建立了史诗研究的类型学框架。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后来远及非洲、大洋洲和美洲。20世纪中叶对中国史诗研究开始兴起，近年来非洲史诗研究正如火如荼。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应当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与史诗相关的理论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它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保护的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仍在继续。对特定史诗传统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对史诗文本、史诗的传统形式、深层结构和传统意义的解释，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的研究，都在加深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研究未来的生长点。
     在中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被并称为三大史诗。大量研究表明，英雄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性上。在南方的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中，蕴藏着大量内容比较古老的史诗、关于文化英雄的史诗和迁徙史诗。关于中国史诗的形态或类型，人们根据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提出“原始”“创世”“英雄”“民间”“民族”“神话”等史诗类型，根据长度划分为大、中、小型史诗类型。这些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一些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史诗研究”课题组曾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两次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7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七部。这些著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较高评价。其中一些著作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优秀学术著作奖和胡绳青年学术奖等重要奖项。作为研究所长期重点项目，史诗研究又继续列入“八五”重点规划项目和“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一些新成果陆续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各民族史诗演唱传统梳理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近两年学术重心开始向史诗理论转移，这标志着史诗研究的深化。特别是研究所于1999年立项并得到批准的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的建立，对史诗学科优势的巩固、对学科的长久发展，作用巨大。中国史诗学学科2003年被列入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其宗旨是，进一步强化学科在中国史诗学术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领导、规划、示范、推动作用，从而巩固民族文学所的中国史诗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通过稳步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设立双边和多边“史诗工作站”，通过扩大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成果的数量，进一步参与国际史诗学术的各类活动，造就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学术团队，从而为该重点学科赢得一定的国际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