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年来一直听到国际人文学术界大力宣传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主张。这个说法现在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您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又是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如何看待文化多样性问题成为热点？

     朝戈金：学界和社会各界对“文明冲突论”和“新帝国”理论先后引起的轩然大波至今记忆犹新。其实，恰恰是这种关于全球“文化冲突”的观念，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震动，才引出了这样的一些思考：怎样在不同的文明和传统之间营造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社会？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和缓解语言、宗教、文化和种族冲突？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构建符合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全球伦理？思考和谈论多了，就成了热点。

     记者：多元文化论的基础是什么？又如何理解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国际化的关系？

     朝戈金：这里可要先说明一点：文化多样性的倡导，不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期许，一个“愿景”，而是不容规避的现实存在———全球有超过200个国家，讲着6000种语言，分属超过5000个族群；全球有一半的国家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为少数族群。在国际性大都会的人口构成上，特别能看出这种多元特色：加拿大多伦多有超过44%的人口出生于外国！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国家内部的冲突比国家之间的冲突要更普遍。在非洲中部、巴尔干半岛和苏俄地区，这类冲突大多发生在“民族地区”。不过，在另外一些地方，在也是民族杂处、文化多元的国家中，局势并没有紧张和走向恶化。这也说明，多样性并不是紧张的根源，而不当的政策和操作才是问题的根源。因此，怎样处理好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严峻挑战。不过话又说回来，文化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学者的使命。

     记者：您的专业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民俗学，关注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朝戈金：这里面有很深的联系。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就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其实，国际社会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早有理论和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一直倡导各民族平等，倡导尊重不同民族文化。正如江泽民同志代表我国政府所说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化。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化的共存。”（《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生物多样性会让人类在生物上更安全，文化多样性也一样。我们提倡文化多样性很多时候讲的是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包括对传统的医学、农学、环境科学及手工艺品、口头传统、音乐、舞蹈等的尊重，还包括精神文化的表达方式，集体享有的知识产品的权益等等。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既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说，文化多样性问题与少数民族文学问题关系很大，很深。

     记者：听说您曾应邀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中文版作主题评述。您对这个报告有什么样的基本评价？

     朝戈金：大体说来，这份联合国重要的文件中，关于文化多样性的阐释比较完整和集中，是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关于多元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它的优劣互见。先说优点：其一，关注重大紧迫和有广泛影响的现实问题，有现实针对性，它所提供的一些参考解决方案，也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其二，多角度、多侧面地考量文化自主权的内涵及其与人类发展的相互关系，同时分析文化自主权和民主政治、移民浪潮、族群冲突、文化交流、语言政策、宗教信仰，以及全球化与民族化等等问题的复杂关联。其三，强调了文化问题在政治、经济范畴之外的独立品格，这是过去被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至于缺点，也有几条：首先，由于起草小组核心成员和主要的咨询专家都有西方背景，该《报告》的立场就不免会带有强烈的西方理论视阈，其伦理基石和评估体系也都受到相应的制约。其次，与前一点相关，《报告》缺少东欧独联体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数据，相关分析显然不足，其中就包括对中国和苏联的数据分析严重不足。费孝通先生于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就是“中国经验”的高度总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正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方面。毋庸置疑，中华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状况是世界罕见的，它相对于世界民族冲突频发，民族矛盾激化的状况是一个正面的范例。

     记者：文化多样性问题不仅是学理思辨，也是实践操演；既涉及国家文化政策，也涉及民众心理意识，可谓涉及广泛。您对此有什么想强调的吗？

     朝戈金：放眼全球，可以这么说，文化多样性的实现，可能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和意愿行使文化自主权的结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不能理解为只是对特定群体施与优惠，它也会为该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扩大享有文化选择权的机会。多样性因此不能理解为多数人或者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群对少数人或者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或赠与。这样一种认识，对于多民族国家中的政策制订和操作尤为重要。我们无须担心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进，会导致灾难性的地方主义和分离倾向，会导致冲突的加剧和不同人群之间关系的紧张。现实情况是，在人们适应他人的生活方式并理智地朝这个方面发展的情况下，较充分实行文化自主权和多元文化政策推行得比较好的地方，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地方主义倾向和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并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进步，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在那些今天冲突频仍的地区，往往是历史上采用了强制异己者同化、歧视和剥夺少数族群、压制对平等和公正的诉求，以及暴力征服和大规模屠杀等做法的地方。从世界上的经验来看，这些旧手段不仅无效，而且从长时段考察，导致问题积累和加剧，着手解决的代价巨大。拿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经验”作对照，更能够看出问题症结所在。

     记者：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产生于什么时代背景之上呢？

     朝戈金：没有威胁就没有警觉。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实际上也与对世界单极化进程的反拨有关。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上，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记者：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在我国有什么理论和实践意义？

     朝戈金：意义很大。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就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倡导有直接关系。人们共同体（例如民族）之间的和谐，首先体现为文化上的和谐。具体的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天生就戴着人类学所说的“文化眼镜”。人们很容易认为他人的文化是“怪异的”“不合情理的”。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尽量消除文化歧视和文化偏见。

     记者：用“文化眼镜”的说法来概括文化偏见，很到位。具体讲，这些偏见都以什么面貌出现呢？

     朝戈金：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操作，到舆论的引导，包含的层次非常多，难以尽数，不过从学术角度，我们还是可以做不少事情。例如，通过学术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消除某些偏见。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看似很复杂很精巧的理论，支持并不复杂的偏见。有人总结出针对文化多样性政策的五大偏见，这里可以稍加引述。偏见之一：人们的民族身份与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相冲突，承认文化多样性和维持国家统一之间存在着矛盾。偏见之二：各民族群体在价值观碰撞中很可能产生暴力冲突，因此在尊重多样性和维持和平之间存在矛盾。偏见之三：文化自主权要求捍卫传统习俗，因此，承认文化多样性与发展进程、民主和人权进步等其他人类发展的优先事项之间存在矛盾。偏见之四：多民族国家较难发展，因此在尊重多样性和促进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偏见之五：某些文化更有利于推动发展，有些文化拥有固有的民主价值而其他文化则不然，所以在文化包容和促进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只要稍加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所有这五条说法，没有一条能站住脚，没有一条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记者：能否讲一点您所了解的我国的相关情况？

     朝戈金：我国政府近年来有一系列的举措。例如，2005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特殊保护”进行了阐述，其中提到“中国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平等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不断提高人民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水平”。这里已经充分关注到了城乡协调发展与文化权利的保障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的发展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远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在西部农村，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缺乏表达文化需求的机制，而以往的公共文化产品提供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这导致西部农村群众在自主选择文化产品消费方面余地很小，他们的文化权利也较少受到保护。记者：凡事都有两面性。文化多样性的强调，有什么副作用吗？

     朝戈金：可以说有某些负面效应。一个副作用就是学界和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近年来，从“保卫端午”到“保卫春节”所掀起的媒体炒作和网民激辩，实质上都反映出人们对多元文化缺乏正确的理解。多样性应该建立在认可他文化以及开展对话的基础上，以便相互了解、欣赏和尊重。有的学者热衷于高谈传统的保护乃至“捍卫”，不谈文化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甚至还有学者不问民生疾苦，却希望自己研究的村落和传承人维持现状，扮作“活标本”，以满足这些学者要追寻“文化原型”和“传统本真”的愿望，这样的学术诉求很难说是以人为本的。其实，对于广大的农民群体，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对于很多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民众，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来讲，他们自己的文化自主和选择更为重要。

     记者：您认为多元文化的理念和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关联？

     朝戈金：用最为概括的话说，中华民族的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少数民族文学保存有大量异质因素，如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许多独特的文艺样式，在表演艺术、叙事文学等方面成就突出。如在多个民族中保存至今的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演述传统，藏戏、维吾尔的12木卡姆、蒙古的好力宝、彝族的克智论辩……它们以独有的魅力，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审美享受。总之，少数民族的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历史和艺术的一部分，有很多是属于不可再生的。它们成为优美的艺术享受的源泉，成为开发新人文精神的取之不尽的资源。所以，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倡导，与平等地对待不同民族文学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