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沙龙从“交流诗学的提出”“交流诗学的理论定位”“交流诗学的内容”及“交流诗学的应用”四个方面入手，对“交流诗学”的概念生成、理论架构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深刻解析。 　　朱刚表示，交流诗学这一新的理论模型，致力于桥接民俗学及邻近学科对于人类口头艺术的研究方法。该模型视民众的口头艺术实践为人类的交流行为或言语行为，通过特定语境中特定言语事件的民族志描写，对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口头艺术的形式、功能和意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

　　就交流诗学的理论背景而言，20世纪民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可谓功不可没。朱刚认为，该阶段民俗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以1972年鲍曼等著的《民俗学的新视角》 为标志，民俗学中注重演述的理论方法，实现了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演述为中心的范式转变。民俗学者的眼光进一步从历史转向现实、从事项移至事件，民俗不再被视为各种文化事项，而是以表达文化和交流为特征的文化系统（群体内部的艺术性交流）。由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被进一步具化为特定语境中各种事件、过程和行为中内嵌的人类模式化表达系统。以民众为主体的理论构拟，以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为核心的分析和阐释，也进一步成为当代民俗学者的理论自觉。推动民俗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当为20世纪人文及社会科学中普遍发生的语言转向。

　　为什么是交流？朱刚认为交流诗学模型对于交流的重视，意味着在跨学科视域中对于既有语言学及人类学语言研究方法的全面重估。对于那些将语言视作抽象、自足符码的语言学研究，以及只关心社会文化生活模式和结构的民族志研究而言，交流诗学模型的主要任务是在特定社区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定位人类语言的具体运用，使民族志的描写过程与语言运用的描写过程发生更为有机的勾连，进而对人类表达文化所承载的形式、功能和意义展开整体性研究。

　　为什么是诗学？朱刚发现，在交流诗学模型中，对特定语境下人类交流行为的艺术及审美特征进行考察的特定角度，也申明了该模型特有的民俗学学科属性。“诗学”（poetic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oiesis，即“制作”或“创造”。因此，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人类艺术性的“制作”或“创造”行为。这种关注人类艺术创造力的理论视野，与民俗学重视群体内部艺术性交流的特有角度可谓不谋而合。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话语，诗学一直以来都是众学科长期争鸣和对话的核心领域，而民俗学对于人类口头艺术和民间文学的诗学考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诗学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其一，对于人类口头艺术的演述研究，特别是对演述事件中那些非口头因素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原有诗学理论的外延和内涵。其二，在口头程式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理论之后，围绕人类文化产品的审美价值判定，衍生出从口头艺术的接受者即受众，以及文化的持有者即演述者或实践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理路。其三，以交流为核心的诗性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打破既有口头与书写、大众与精英、集体与个人、经典与非经典的二元化简单处理。上述理论进展，连同民俗学中其他重要的概念如文类、演述、语境、互文性等，一起将民俗学推至当今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朱刚以在云南白族传统歌会、广西壮族歌圩、西北地区花儿会的田野调查经历为例，探讨了“交流诗学理论模型”的实操性和阐释力。他提出，既往传统歌会研究多以个案研究为基本取向，重视歌会节俗的记录、阐释，以及歌谣文本的搜集、誊录，缺乏超越个案研究的一般性理论反思和理论模型的提取及抽绎。因此，将交流诗学模型引入西部地区传统歌会的考察，正是考虑到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各个项目自身的独特性，只关注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这一基本特征，而对各个传统背后那些具有共性或普遍意义的因素、法则和规律，则普遍缺乏整体性的眼光和系统性的观照。因此，通过交流诗学模型的引入，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的研究中可以探索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革新。 　　在评议环节，民文所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吴晓东认为，文学研究的接受理论对受众的探讨由来已久，从交流诗学的角度切入能否解答“受众”与口头传统的接受问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民文所副研究员杨杰宏提出，主讲人通过对包括云南白族传统歌会、广西壮族歌圩、西北地区花儿会在内的多个传统的系统调查和深度研究，揭示出把言语视作人类的文化系统，对社会文化当中的语言运用进行民族志深描，对特定社区的言语行为和交流系统进行整体评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