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丰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广大民众文艺创造力的生动体现。立足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践，提出原创性研究范式和理念，对深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方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兆胜一行十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双方就深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深入交流。方军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一报七刊”和中国社会科学网的编辑、出版、运营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进峰分别介绍了民族文学研究所相关研究情况。

　　推进学科体系建设

　　少数民族文学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为探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和很大阐释空间，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国家文化和发展战略紧密相关，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跨境民族文学研究，可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史诗和神话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二者均关涉文明的开创和起源问题。方军就《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度11个重点选题，尤其是“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作了详细介绍。文明与文化，既古老又前沿，是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常思常新的话题。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的对话、互鉴、融合是普遍并带有规律性特征的文明发展样式。对话、互鉴、融合催生新的文明以及文明在更大广度、更高层次的发展。新时代，中国学者需系统梳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基因谱系、独特优势及其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14亿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和学理支撑。方军强调，要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选稿标准上，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注重原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提出的问题和运用的方法要有启发性，学术分析要扎实厚重。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这需要在理论上把问题说透，同时避免空泛和简单化，要有深度的学理性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下设南方民族文学、北方民族文学、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民族文学理论、作家文学、民族文学数据与网络7个研究室，设有《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于1983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学术刊物。该所管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中国蒙古学学会、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设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格萨尔》研究中心、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亦设在该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是国家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从古代到当代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和电子文学，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成就斐然。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朝戈金认为，首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丰富多样，历史发展形态各异，使文学带有多样的面貌和形态，同时也为深入理解许多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例如，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口头文学的创编、传播和接受的规律，文学与仪式的关系，文学的多重社会功能（如利用吟诵史诗驱邪禳灾），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文学产生早期的诸多关联问题（文史不分现象、文艺不分现象等）。其次，从跨学科研究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率先践行了立足文学学科，广泛吸纳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理念和技术路线，极大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维度，也对相邻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再次，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蜷缩一隅独自生长，而是在广泛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中发展的，这固然与不少领域和专题的研究最初由外国学者推动有关，与诸多民族是跨境民族这一状况有关，但主要与本领域的前沿学者一直坚持立足本土传统，同时放眼国际学界的胸襟有关。

　　朝戈金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如帮助若干无文字民族创制文字、大量培育民族地区的文学阵地（汉文和民族语文的报纸、刊物、电台等）、设置文研班等大量培养少数民族文艺家、设立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及在学科设置中确定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以确保其学科地位等。没有祖国的繁荣发展进步和各民族的相互扶助，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今天的辉煌局面。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需要在学术上开拓创新，也需要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为国家文化战略服务。

　　李进峰提出，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有四个重大问题需要重视：民族文学如何更好地书写新时代的经典，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如何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如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言献策，多出学术精品。因此，今后应继续加强各民族文学的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巩固中国史诗学传统优势，兼顾神话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与此同时，民族文学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加强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在准确把握党的民族政策基础上，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者应坚持人民立场，要有家国情怀，自觉为文化强国战略服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并且与当代族群、边疆及文化安全等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意义。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认为，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丰硕，但也潜藏着一些问题。比如，资料收集、整理、翻译中的技术化倾向，即将之作为一种“纯粹”的资料工作进行处理，而不追问价值或忽视进一步的问题提炼；文本评论中的经院化与琐碎化倾向，沉溺在对既定作品的意义解读与形式诠释之中，而缺乏超越性的反思；方法论上的挪用主义，缺少从材料与对象出发总结与生发理论的自觉，简单套用西方文学、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具有当代性自觉。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是在当代生成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与国家民族政策及文化方针密切相关；作为历史流传物，少数民族文学需要在当代发挥出“效果历史”的功能，这就需要对其遗产进行扬弃与转换；更主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研究者应具有家国情怀，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话语的创造之中。此外，研究者也需具有历史感，形成总体观，在个别与整体、特定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这一总体视野中，把握作为中国文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征和内涵，讲述完整的中国故事，实现本土话语的创新。

　　开拓史诗研究范式

　　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构成有其特殊性。朝戈金提出，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某些文本样式发展得相当成熟，如史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些领域，经过长期建设已获得长足发展，产生了国际性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有大量史诗作品流传，其中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三大史诗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史诗研究也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重头戏。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斯钦巴图提出，史诗学和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以来的支柱学科。其中对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至“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已推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提炼出一批概念术语，形成中国史诗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国内领先、国际影响稳步提升的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三大史诗”。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指示精神，推动中国史诗学研究深入发展，需要从更高的理论高度，对一些创新观点作出进一步理论阐发，对一些概念术语进一步提炼，通过高层次学术平台推向国内外学术界，以扩大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些重要发现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推广。例如，中国第一位《江格尔》搜集编写者边燮清的经历，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其记录本对《江格尔》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我国56个民族中有30多个是跨境民族。跨境民族文学及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三大史诗”无一例外都是跨国界传播、跨民族共享的。研究和阐释各国各民族接受、传播和发展“三大史诗”的内在原因和规律，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在少数民族地区，史诗并非远古的遗迹，而是与当下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史诗也就不能将其视为固化的历史对象，而需发掘其当代意义。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提出，应让史诗遗产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认为，史诗文化传统的多形态、立体式传承保护及科学开发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共识。作为蕴含丰富的古代综合性口头文化遗产，史诗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意义均不容忽视。如果要使其发扬光大，有效的方法是将史诗融入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去，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才是对其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因此，不断激活史诗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原型文化根脉，充分研究阐释其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价值，使其获得新的生机是我们当下的使命和任务。以《玛纳斯》史诗为例，当下它既有口头形态的演唱，也有实物形式的手抄本、印刷本等，而与其相关联的古墓、遗迹及新建的纪念馆、博物馆、雕塑等实物性物理文化空间和标识，作为辅助性传承机制，不仅在新疆大量存在，而且也存在于北京的一些博物馆和展览馆、黑龙江富裕县、青海湖边的诗歌雕塑公园等地。在《玛纳斯》史诗元叙事基础上衍生出的歌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已展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深厚的艺术原生动力。近年来，各地艺术家凭借该史诗丰富的元叙事文化资源创作的各类舞台剧、美术、雕塑、小说、歌曲作品，表明了它作为元叙事富矿的底蕴和特征。《玛纳斯》史诗的元叙事价值将为现代艺术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化资源。此外，作为跨界传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将发挥特殊的文化交流纽带作用。

　　更新研究范式是深化史诗研究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诺布旺丹介绍，西方学界对史诗的研究由来已久，历经两千多年。从古希腊到古典主义诗学，再到20世纪的“口头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使西方史诗研究不断取得革命性突破。史诗学研究分史诗研究和诗学研究两种，史诗研究涉及的是史诗本体或叙事文本研究，主要探讨“是什么”的问题；以口头诗学理论为代表的诗学研究，则关乎建构特定方法论指导下的诗学法则，主要探讨“为什么”“如何”的问题。对于中国史诗学来说，比较完美的研究范式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诗学研究涉及的不仅仅是“口头诗学”涵盖的有限领域，还涉及史诗的认识论或诗学哲学，包括史诗的价值理性、思维形态、人文思想等，因此，最终成果体现为一种“诗学观”。以《格萨尔》研究为例，相关研究在理论建设、人才储备和成果推出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新的特色，尤其在学科转向和学术范式转换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格萨尔》研究学术范式的转换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对《格萨尔》史诗的认知从“作品”逐步跨越到“文本”；研究方式从“叙事”转向“话语”；研究对象从“史诗本体”渐次转向“史诗语境”；研究视角从“书面传统”转向“口头传统”。

　　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李连荣结合《格萨尔》史诗研究，提出建设中国民族史诗理论与史诗学科的主张。他认为，在国际史诗研究中，“异文（变体）”研究奠定了史诗研究的民俗学基础，“历史诗学”奠定了史诗“根源”研究的方法论，“口头诗学”扩展了史诗“创作方法”研究的方法论。进入21世纪，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鉴国际学界的史诗研究方法，推进中国史诗研究，形成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同时，研究者也需努力夯实学科基础，加强资料学建设，注重学术史梳理，强调学术研究的时代特性，使其与社会发展、国家政策相适应。

　　处理好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的关系，是史诗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民族文学研究所作家文学研究室研究员丹珍草（杨霞）认为，口头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各种书面文本的源头活水。以说唱形式为主，口耳相传的《格萨尔》史诗经过千年传承，在现当代语境中已然有了新的表达。以书面形式记录保存甚至创作的文本化倾向，已成为史诗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在口头文学的民间维度与书面文本的文学维度之间，在口头与书面的互动与共生之间，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与联动是史诗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动力。梳理口头传统和书面文本的流变轨迹、口头说唱与书面文本的转型路径及双向互动的情形，对“演述中创编”与“书写中创作”的关系进行考察，进而探讨书面文本如何表现出实验性、探索性、创新性，分析史诗跨文体书写的新视角及其利弊，寻绎口头表述与书面记录的美学品格、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探究二者如何通过迥异于传统的方式被当代大众接受，可对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有更深入的认识。对《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的关系进行研究，能够拓展史诗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除“三大史诗”外，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史诗，相关研究亦需在重读、重释旧资料，发掘新资料基础上实现研究模式的突破。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室研究员高荷红介绍说，世居“原始渔猎文化终结期的北方冻土地带”的满—通古斯语族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这些民族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说唱中留下了先辈的记忆，形成“满—通古斯语族英雄史诗带”，如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等。满—通古斯语族口头传统包括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民歌、笑话等，对于这些研究对象，研究者需有大局观，重新阐释已有资料，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也要充分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在研究方法上，应将朝戈金提出的“全观诗学”引入满—通古斯语族英雄史诗研究中，从而发展出新的研究模式。

　　创新研究理念与方法

　　革命民间文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实践，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毛巧晖介绍说，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一般以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为起点，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在对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中，学界较为关注民间文学研究兴起之时的西方知识脉络和理论源流。作为现代学科，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兴起与西方理论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相关。但在民间文学研究或学术史发展历程中，另一条不可忽视的脉络则是从1919年“到民间去”运动开始的、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革命民间文艺。民间文学引导大众的审美趣味，规范人们对历史、现实的想象方式，再造民众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伦理道德观念。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价值重构的过程，也推动了中国文学向多民族文学的转型。革命民间文艺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新格局。可以说，1949年以后，文学成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形成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革命民间文艺因其独特的人民性成为人民文艺构建的重要领域，并形成时代性话语——“人民口头创作”。革命民间文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集文学、历史、科学等多重功能于一体，同时构建了多民族文学的新格局。少数民族文学对丰富革命民间文艺的多样性，促进其发展、继承与革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神话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研究理念的创新、数字人文的发展，神话研究亦出现不少新变化。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数据与网络研究室研究员王宪昭提出，民族文学研究所长期以来把中国神话学作为重点学科之一，并与中国史诗学、满通古斯民间文学一同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资助序列之中，表现出对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担当。一方面，在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神话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生产生活经验，研究各民族神话就是研究这些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另一方面，鉴于神话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征，加强神话学研究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多院所学术交流、合作、创新的切入点，有助于推动“三大体系”建设。如何在新时代有力推进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使学术研究真正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同步，一个关键问题是理念升级与方法创新。以中国神话学为例，神话学研究者首先要促进传统研究方法与当今新方法的融合，目前神话学学科内各个领域数据信息的开发与大数据的运用使该学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就研究对象而言，以往查找资料耗时费力，查找的结果亦支离破碎，当下，相应的数据平台收录了海量的神话文本、声音、视频、图片，便捷的信息处理技术使检索结果更为系统化、动态化和立体化。因此，研究者应努力提升对神话数据分类、采集、筛选、分析的能力，关注多学科的关联性、方法的智能性和知识的图谱性，这样方可有效促进神话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认为神话具有较强的幻想色彩，但实际上，其与历史现实具有隐秘的关联。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吴晓东认为，神话背后隐藏了许多科学背景。很多神话都有其原型，这些原型有的是人类早期的科学探索、生产方式。神话的产生大多不像人们原来理解的那样，即认为古代人类具有神话思维、野性思维，而是语言的变异导致故事逐渐脱离原来的面目，呈现出难以理解的怪诞之处。而从语音变异与故事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溯源，则有助于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目前我们追溯历史，探索文明起源，主要依靠传世文献与考古，不能否认这是最主要的研究支柱。但文献依赖文字，文字的历史又很有限，考古发掘出的也只限于可见的能保存的实物，而有一些非物质的文明在无文字时代就产生了，它们也没有以实物形式保存下来，这些只能借助口头传统，以科学的手段展开研究。

　　在座谈会的最后，方军、王兆胜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民族文学研究所今后在学术上应加强交流沟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研究课题、学术信息等方面增加互动，进一步强化国家队意识，努力推动中国学术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从而促进时代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国社会科学》《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应强化合作交流，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具有原创性、思想穿透力的学术成果和深沉理性的文化思考。

　　（执笔：范利伟、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