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概述了2015 年在贵州举行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简况，从论坛议题、争鸣与交融等方面加以分析评述，对论坛在“重返八十年代”、“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及“黔东南民族文学现场对话”等议题的设计和交流上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同时也从理论的欠缺与对话的不足提出了反思。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论坛; 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教育; 世界文学

　　一、承前启后的论坛概貌　　1）传统延续从形式上说，本届论坛是一种延续，象征着一个已连续十余年之久的论坛传统之延续。之前刘大先介绍说多民族文学论坛已经延续了十二届，这好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个延续可能随时终止！现代社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很多的存在都有可能随时消失，很多学会和学科，它们在停止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仪式的。所以对于我们的论坛来说，延续就是一种象征，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正因这样的延续，本届论坛才可以标上“第十二届”。如果没有这一次论坛的召开，那么论坛的历史将休止于第十一届。所以这数字上的延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实上这个论坛已经变为一种年会，它一年一度的召开，在周期和节奏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部学术史。但论坛并不是某个学术学会的年会，因为它没有专门的组织，就是一个论坛。所以我觉得论坛的延续是值得重视的一个要点。

　　2）学术设计在我看来，本届论坛的筹办体现了组织者的学术设计。从它的邀请函上我们可以看到,论坛有着一个完整的设计。首先，会议的总标题叫“回顾与前瞻”，下面分为五个分题。分题一就很有意思，叫“重返八十年代”；接下来是“多民族文学理论建构”、“多民族文学文学教育”和“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最后的第五分题就像奥运会凸显主办方的主体地位一般，充分考虑贵州的存在及其文化特色，叫“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学”。

　　面对此项学术设计，我们不妨来检验一下它的成败。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有成也有败。“成”体现为组织和设计者想达到的某些目的已基本达成，例如“回顾”与“前瞻”的表现。我觉得“回顾”里最有分量的就是关纪新先生对论坛的总体回顾，他以《论坛创办初衷回想》为题，站在论坛的主人公角度上加以审视，而不是客人式的旁观，所以道出了很多语重心长的感怀。关纪新先生的发言稿首先从论坛创建的时代背景谈起，回顾说1976年把文革灾难的“叫停”，才使得各民族文学得以“从那样的冰冻三尺当中渐渐复苏”；而多民族文学论坛缘起的动力则在于进入“新时期”后学界同人的一种共识，即都觉得“民族文学的学理发展必须早日突破自身，迎来大的嬗变”。另外，从论坛的总体性来说，既然本届主题为“回顾与前瞻”，那么仅有“回顾”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前瞻”。但遗憾的是本次论坛不仅“回顾”不充分，“前瞻”也未能充分体现。总体而言我并不觉得本次会议对以后的第十三届、第十四届、第十五届……论坛的召开有多么久远的预见性。在如今的中国，学术生产的情景四处相似，大多数学术组织的研讨越来越缺乏对未来的预见，差不多都是走一年算一年，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般，更多时候出现的还是把石头摸光的情况，怎么办呢？这时候唯有创造出石头才能过河！但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情况并非必然如此。在国际的学术传统里，有组织的学术会议并不是都像这样，许多著名的学会，它们的传承可以不受时势干扰和影响，延续数十年或百年以上，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等。号称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规模最大的物理专业学会“德国物理学会”（DPG）成立于1845年，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这些组织悠久传统得以延续的缘由就值得关注和借鉴。

　　由此看来，本届论坛筹备方辛辛苦苦设计的话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是令人遗憾的。不知道在座的专家学者中，有多少在写论文时仔细研究过主办方的选题意图？对于本届主题，我觉得筹备者是用心良苦的，会议主题的确定往往不容易。有时候是迟迟想不出主题，有时候是同时存在两三个选项，在最终主题的确定前，激烈的讨论是常有的事。但主题确定后，弄不好又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原因有可能是这样的设计一开始就错了，因为没得到众参与者回应的主题有可能仅只是设计者的主观想象和虚构。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二、相互关联的五个分题 

　　3）分题关联 

　　我很欣赏的是议程安排中的第一分话题——“重返八十年代”。学者们提交的文章有的很精彩。我认为能够在多民族文学论坛里提出这个话题就已显出一种积极的响应。因为这个话题是一批当代思想史、社会史的学者们先提出来的，如今又在民族文学界、在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里呈现出来，体现着学科跨界和学界交融。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杨红的《论19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书写》、鲁东大学刘永春的《解殖民与返殖民：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再解读》以及中南民族大学杨彬的《从自然流露到自觉追求——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意识表达》、哈尔滨师范大学宋宝伟《由民间而体制——反思86大展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关系》等。这些论述重新检讨、回顾、评价了八十年代的寻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觉醒等等问题。不过要说到缺陷的话，我认为从多民族文学角度对“八十年代”的总结深度还不够。有的题目刚触及到到选题的表象，而没涉及理论，还看不到内在的“重返”，也不清楚从哪里重返和返到哪里去。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新时期”而言，“八十年代”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从问题的深度看，我们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所以此项设计也是有成有败的。

　　第二个分题是“多民族文学理论建构”。本届论坛有很多文章试图做这个工作，较为突出的有新疆大学欧阳可惺的《从文学事件到社会事件：少数民族文学写作阅读的个人化与社会化》、西南大学何圣伦的《启蒙主义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身份选择与民族性表达》、中南民族大学吴道毅的《“五四”以来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建构及其嬗变》以及广西民族大学马卫华的《使民族文学参与国家治理：经验及反思》等。这些论述从特定案例和视角出发，通过有理论深度的阐释，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研讨朝更具思辨性的层面推进了一步。还有我将在后面讲到的李晓峰对“中华文学”与“中华多民族文学”概念的讨论。在此问题上晓峰有所推进，但我认为推进的方向值得商榷。我在后面会再提。

　　第三个标题很有意思，叫“文学教育”。我觉得刘大先、杜国景、杨红等组成的筹备组特地把这个题目提出来，是希望大家关注多民族的文学教育。上交的论文也有几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在9月5号下午的主题发言中，有人举了西北民族大学的例子，谈论他们在现当代文学当中普及多民族文学知识的做法和意义。这虽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气候，讨论也并未展开。到底什么叫多民族文学教育？还需要进一步辨析。这是一个新的关键词。依我之见，“文学教育”并不亚于“文学生活”、“文学制度”这类的新提法和新范畴。但是我觉得很遗憾，不少学者对这分题的态度就像去商场购物，对此物品不感兴趣就直接绕过了，最后这个货架空空荡荡，只剩大先一人在那里张罗。“文学教育”这一议题未能获得应有的响应，原因何在？需要总结。

　　相比之下第四个分题“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倒是有很多文章响应。在这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吴刚的《达斡尔族乌钦<百年长恨>与汉文<王娇鸾百年长恨>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阿荣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翻译与接受：以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母语小说<满巴扎仓>汉译研究为例》以及海南大学汪荣的《共同体感觉：跨民族的文化接触与文化交往：以蒙古族“蒙古帝国叙事”历史小说为中心》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多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与异同进行了论述。不过这组文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中的不少仍显得是为比而比，看不出比较后面的深意。这倒让我为主办方担心，如果会后要出版文集的话，该如何挑选？

　　第五个分题“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学”的意义重大，如前所述称得上本届论坛的区域象征。由此分题可见出主办方的主动引导及其延伸的客观效果。从人员统计看，与会的本届学者从云、贵、川地区来得最多，对这一分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不少有特色文章登台，让我们看见了西南学者在多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实力。

　　以上是我总结的第二个层意思。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本届论坛的话题设计不错，也很完整，可惜没有完全实现。打个比方说，就如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很好的剧本，但是看没到好的导演、摄影和精彩演出。所以就像一部未完成作品，其最终效果没有展示出来，只能作为好的剧本保留下去。

　　三、学人召集与跨界交融 

　　4）召集四方 

　　从论坛功能上我还觉得这是一次广泛的召集，是以多民族文学论坛名义向全国同行发动的一次动员和呼吁。这个召集分成三种形式：

　　第一是广泛的论文征集，如果说我们的论坛是一场很火爆的演出，那么你入场的门票就是你的论文，而且这次要求的是完整的论文。所以很多人没能最终进场，因为据组织者介绍说，报名的学者有的是题目与主题不相符合，有的报了选题但没写文章，要不就是只有提纲而无全文。

　　第二是一百多名入选的学者带着论文来到论坛，参与了多民族文学的现场汇集。其中新老面孔都有，体现出对论坛和本届主题的认可参与。

　　第三个层次是一个发言的汇集，主办者从全部参会论文里选出了一批学者，分成了不同形式发表，有大会开闭幕式的致辞、有主题演讲和分组发言，还有主持人引导及评议人的点评，等等。形式多样，气氛活跃。

　　在本届论坛的“学术召集”中，我特别关心其中出现的两种类型。一个是一大批新青年，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新青年”，无论是从文化上、年龄上，还是学科的观念意识上，我觉得这批新青年出现在我们论坛上是可喜可贺的大事。他/她们的参与意味着论坛的未来活力与可持续发展。此外还有一批我称为“新下水”的，就是被动下水的新加盟者，例如华东师大的罗岗和现代文学馆的易晖等。罗岗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他在本届论坛做的主题演讲《重返“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就很有冲击力。易晖的多次提问和评点同样体现出某种“局外人”的冷静与深刻。为什么我称他们为“新下水”的？因为照常规你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圈外”学者出现在如此边缘的论坛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不少正儿八经的学者眼中，会觉得多民族文学论坛或许没什么学术分量和价值。在有偏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里面，少数民族文学也被视为需要照顾乃至扶贫的对象。所以看见来自主流学科的学者被拖下水，我觉得很高兴。我故意用“拖下水”这个词调侃一下，是希望这现象可以成为一个新趋势，希望主流学科的学者能常驻多民族文学这样的边缘学科。

　　5

　　交融场域

　　在形式上我还觉得本届论坛还做到了很好的场域交融。一个会议在两个空间里连续召开，这种的形式不多见，做起来也不容易。第一阶段在贵阳的贵州民族大学，第二阶段则移动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县，让参会者深入到多民族文学的生活现场。这样的会议形式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以前的会议都是开完会后，再由一个旅行社带着大家去观光。地方政府的东道主成为一个接待站，让大家来又吃又喝又娱乐，对地方的文化建设是不太尊重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汇体现了平等。因为第一天的会议和第二天的会议，在内容和分量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这是论坛议程上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点。另外在榕江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尤其是9月5日下午的最后这一场，有点像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的惯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大会在学者高谈阔论之余，多半还会请东道国的作家到会参与，就是说要有本土的代表性文人和知识份子亮相，由此体现东道主的主体意义及其文学在场。1991年ICLA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3届年会就是如此，不仅有日本的知名作家出席，还邀请了能乐艺术家现场表演，毕竟你做的是比较文学，没有了文学你还比较什么？

　　由此来看，本届论坛能够在空间上移师榕江，而且邀请三位本土人士现场发言，我认为非常恰当。而且三人当中，作家、官员、文人都有，类型丰富，结构完整。作家石庆慧也是多民族文学领域的“新青年”，她前半部分发言充满诗意，就像一部短小的文学作品，后半部分所表达的“文化返乡”则代表了人类学意义上对本土传统“化熟为生”的自觉回归。以榕江县民宗局领导身份发言的杨局长是掌管本地文化事业的官员。他的发言听起来就像做报告，同时却又传递出对外来专家学者的殷切期待，期待各位能够更多地关注榕江，关注黔东南，能够在离开后继续为这里的民族文化做点贡献。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同一个论坛上，与一个地方的政治精英对话，商讨地方文化的现实和未来。第三个参与者我觉得更有意思，用我的分类来说就是本土文人朱法智先生。对这一类型还可特别提一下，朱老师有一个身份，他是退休的县文联主席，他身上洋溢出来的就是文人风貌和气节！我很羡慕他刚刚讲话的方式，他告诉你们我有八千字的稿子，但我不需要！我就直接开讲，讲到哪里随时打住，这就是一个文人的姿态。在他的描叙中，本地榕江的民族文化深入浅出，栩栩如生，对于没有长期积累和对本土厚爱的外来客来说是无法企及的。在我看来，地方文人就是地方精英，是本土文化的一类持有者和很大程度的代言人。可见，地方作家、地方官员、地方文人与外来学者一同登场，称得上本届论坛的又一亮点。

　　四、进退兼容的会场论争 

　　6）新的推进下面我再就论坛的内容方面做点总结。首先看推进的意义，或许是过于挑剔的缘故，我其实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激动之处。不过若以鼓励为主的话，我们可以总结出五点新的推进。

　　第一点推进是关注了“国家知识体系建构与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其中有代表性的发言如下：首先是朝戈金教授的发言，他以百科全书编撰引出的思考为个案，提出应把少数民族话语纳入国家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应看成彼此相关的一项重大工程。他的发言例证丰富，辨析透彻，引申的问题也非常多。我认为最需要探究的是对“百科全书”的重新定位。20世纪后半期以来，“百科全书”的单向权威其实已被解构了，自“年鉴学派”之后人们已不再迷信这种专家词条式的权威。如今更出现了网络和民间的百科全书，如“维基百科”（Wikipedia）就是民间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撰写或补充。所以从长远看，百科全书这样的话语体系是否还能成为引导一个国家主体性的知识建构，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反过来在它依然具有权力时，我们怎么样把少数民族的文学话语纳入其中，则需要认真面对。因此我觉得本届论坛对此加以提出和讨论是很重要的。

　　除了朝戈金研究员的这种比较客观的案例分析外，李晓峰教授关于“中华文学”与“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比较体现了问题的另一侧面。不过我想借用总结人权力对“中华文学”的概念提出质疑。以我们的论坛名称为例，为什么不用“中华多民族”而要用“中国多民族”呢？“中华多民族”从学理上说有点含混。依照费孝通的分析，汉语的“民族”包括了多层意思，中间一层指50多个民族，下面还包括更低层次的单位，其相当于英语意义上的“族群”，即ethnic group，不过费孝通不用族群，而用“民族集团”类指代。费孝通的看法是“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可见，汉语所谓“中华民族”的语义构成是需要说明的。结合历史实际来看，使其中三层所指的含义合而为一是一种远大理想。其在晚清至民初国时曾以“五族共和”这样的口号出现过，后来的提法又转变成了淡化内部族别的统一“国族”。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政治主张，“国族”以“中华”作前缀，最早是由同盟会、兴中会那样的革命党口号“驱除鞑虏”开始的，彰显的是汉族的民族主义。如今该如何从当初的“中华”之名开拓出各民族认同的国族符号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里面有很多社会性的、学术性的、政治性的协商工作需要完成。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过早地推出结论性的命名，比如“中华文学”，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当然李晓峰教授的初衷是要对这种概念进行改进，主张在“中华文学”概念里加入一个多民族意涵，改称为“中华多民族文学”。这有点像把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团队嫁接到新提出的“中华文学”论域里去。我觉得这个用心是好的，但我对这一做法并不赞同。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是不可以随便转换的。既然“中华文学”的称谓还需要讨论，急于将不同的二者并提就不妥当。顺便提一下，以四川大学为牵头单位创建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前不久也将名称从“中华多民族”改为“中国多民族”了。其中的考虑是类似的。当然我这里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大家还可讨论。

　　此外，罗岗教授的发言同样是这一话题的体现，即“国家知识体系建构与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他举的例子生动而多元，并且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和整体性。从维语文学研究的挑战到汉语术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命名，从新清史的崛起到突厥语族文学的关联，从文化身份到政治认同的并置和差异，……都思考了如何在一个大的国家单位里考虑少数民族文学现象的视野和方法论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学者的发言也体现了这一话题，限于篇幅，恕不赘言。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推进也与国家知识体系建构并列，那就是论者们对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存在、边界以及它的意义的言说。比如四川大学梁昭对阿库乌雾跨界写作的分析。她阐释了阿库乌雾最近用英语、彝语和汉语三种语言出版的诗歌文本对美洲印第安的描写，并由这一案例提出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提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从终极眼光看，世界文学才是多民族文学的目标。为什么审视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学、个体文学，中间一定要隔着一个区域、国家？难道世界文学不正是由千万个具体实在的个别文学组成的么？作为一个中观层面的过渡概念，国家如何才能被理解和超越？这是文学与文化研究在学理上基本问题。所以，从世界文学的格局审视中国的多民族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考虑角度。与此同时，崔荣谈到多民族文学的跨国比较，她很忐忑地说不知道这样的选题是否有效，其打破界限对诗歌与小说的比较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诗人跟国外的小说家的比较是否得当。产生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问题倒不在于是否做了比较，而在于你的比较是否仅限于对族别、国境乃至文类的表面跨界，同时却没有对这些界限的超越。由此而论，世界文学视野的提出是有帮助的。

　　第三点是一般文学原理关照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最值得提的是刘俐俐和刘大先。她/他们的讨论分别从“价值学”和“侨易学”的角度展开。恕我直言，“侨易学”这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最初还以为是故弄玄虚，但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大先提的“侨易学”和刘俐俐提的文学价值学具有共同特点，都是是从一般性原理来解释具体的文学现象，或把文学现象提升为一般的文学原理。这两个例子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只做案例指性的研究和实证性的考据，就永远没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而没有自己的文学理论就只能永远抄袭现成的文学理论，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为别人理论的注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本届论坛的亮点，值得提及。

　　第四点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各民族个案研究和族别文学比较。作为作品提交最多的议题，这类讨论也算论坛长期体现的一个特点。但由此引出的问题同样很多。在今天（9月5日）下午的会场里，评议人也把这问题提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比较？还有一个倒过来的问题我想大家可以一起来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做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似乎很容易做，但实际上不少学者好像没有考虑到个案研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个案并不等于必要。现实世界有那么多个案，凡事没被研究过的就一定值得研究吗？你研究它的意义何在？个案研究是一种标本选择，而选择是为了对问题是解释和说明。长期以来人类学家都在做个案，同时也一直在质疑个案。比如对村落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家不断反思，想要挑战过度聚焦个案的村庄人类学，将其称为人类学的“村落主义”。学者们追问的是一个村庄有多大代表性？如果只有个案，建木不见林，这种乡土性的人类学是否能够研究中国？所以孤立的个案研究，以及为比而比研究，若无普遍的问题为起点或缺乏深刻的理论支撑，是否还会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最后，我要总结的论坛的第五点推进就是前面已经提到可称为“空间交融”的下午最后这一场。我把榕江本土作家、官员和文人的发言也纳入学术范围来讨论。在我看来，他们的发言其实是地方性知识重建的体现。这个重建是以榕江为空间，然后以苗、侗、水、瑶等当地民族文化来做案例。对我们的冲击力是很大的。首先，朱法智老师对黔东南的地方性知识再度神秘化，就值得分析。我认为这是一种本地人的策略，就是“我”用神秘来吸引“你”的关注。然而我补充想说，过度神秘化也会引起反效果，比如会导致“刻板印象”出现，既然你说你的特点是神秘——因为神秘所以有价值。那么，为了持续你的价值，延续外界的关注，你就得保持神秘，永远神秘，否则哪一天你不神秘了我也就失去了对你的兴趣。就是说如果你总是把神秘当做与外界交往的桥梁，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桥梁维持下去，不可改变，不能“去神秘化”。真的需要这样么？

　　第二个是榕江的年轻作家石庆惠。她的发言以个人经历展开。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回到乡土？在回答中她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常识”。这个词用得极好！“常识”的“常”表明它是天天存在的，“识”却表明要把天天存在的事物转为知识并不容易。石庆慧通过自己经历说明的是：一个本地人生长在自己的乡土却未必就理解这乡土，你身处于某个民族未必就理解这个民族。这样的看法挺有意思，涉及到地方性知识的重建。

　　第三个是榕江的地方官员，他们的到场就是一种言说。其中杨局长提到的是一种呼吁，也是一种文化诉求！他们希望外地学者来到这里不要仅是走一遭而已，而是希望能够真正关注本土，真正帮助少数民族和边远乡村！所以这样一种知识跟社会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该怎么样建立？我们听到了基层干部的声音，这是不容忽视的。民族意味着一种关系，文学在生活之中，研究不能脱离乡土。

　　7）现场争鸣我个人认为本届论坛有几个问题的争论是值得提及的。第一是“中国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学”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可以替换的，还是相互包含的？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学就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但反过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是否就等于中国文学？这个问题看来还会继续讨论下去，我觉得目前的讨论还没有真正展开。

　　第二个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上面已提到的“中华文学”和“中华多民族文学”，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它们各自提出的语境是什么？会对研究与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此外，这组概念与“中国文学”和“中国多民族文学”又什么异同？彼此可以互换么？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三是对多民族文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边界的论争。在这方面由于时间和安排的限制，好像也没得到充分展开。有人提出多民族文学好像有点无边无界了，什么都被用作多民族文学加以看待，担心这样下去会使我们的研究进入模糊不清的困境。会不会那样呢？值得思考。不过反过来讲，我倒觉得如果过早地去定位，将多民族文学的边界人为地限定于某一范围，反而不利于对它的探索性扩展。我认为现在我们积累尚不够，还不具备充足成果去做界定，所以还是继续保持自由探索、百家争鸣的形式为好。也正处于这样的考虑，我才为本届论坛提交题为《“民族文学”再辨析》的论文，意图就是想要回到起点，从最基本的范畴反思我们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讨论。

　　结语：论坛反思 

　　最后，也就是本文总结的第8部分：反思未来。我想说一下论坛的不足与反思。第一个不足是安排不充分。其有两个表现，第一是发言时间太少——几乎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因时间限定而被打断，没有听到完整的内容。第二是彼此见不到面，由于本届论坛采取分组形式，导致各组之间不能见面，这样的结果带来很多麻烦，不能见面就不能倾听，也就无法交流。所以我认为分组并不可取，建议以后改进。最后一个不足是对未来没有预期。与往届惯例不同的是，本届论坛结束时，没人宣布明年是否举办，在何处举办。大家都不清楚今后会在哪里重逢，没有预期，或许也就不相见了？

　　这样的结尾不禁使我想起和关纪新、汤晓青等几位创办“坛主”交流过的相同意见，即从第十届起，多民族文学论坛不必使用序号而只以年度称呼，意思是本论坛自第10届后即告一段落，以后的路应交由新人另起篇章了。对于未来的期盼，再用关纪新本届发言里的话说，即：“维系和推进学科理论思考的力度、深度与广度，把牢论坛学术交流的整体设计、高端质地与先锋意识，力戒平庸与流俗”。若能如此，无论是否改其名号，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内在生命可望得以长久延续。

　　（本文刊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转载自“文学人类学”公众号）

　　参考文献及致谢：

　　1.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生韦玲美协助录音整理，特此致谢。

　　2.有关本届论坛的议程设计可参阅《会议邀请函》及《会议手册》（打印稿），2015年5月和2015年9月。

　　3.关纪新：《论坛建立初衷回想》，会议论文（未刊稿）。为了支持会议总结，关纪新把自己的发言底稿惠赠给笔者，在此特致谢意。

　　4.英文名为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于1954年。其年会三年一届，第11届在东京举行，中国学者30余人应邀出席。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首届大会于1934年在伦敦召开，其全球会员达5000以上，2009年7月在昆明举办了第16届大会。

　　5.李晓峰：《中华多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意义》，论坛文集（未刊稿），2015年9月。

　　6. 杨昌猛：《榕江的民族民间》，论坛发言稿（未打印），2015年9月。

　　7.维基百科创建于2001年，是一种采用“多人协作”模式的超文本写作系统。据统计，“截止2010年3月，英文维基百科已有320万个条目，成为条目数最多的语言版本，而全球271种语言的总条目数达到1500万个，总注册用户超过2200万人，总编辑次数突破8.6亿次。”参见赵飞、周涛等《维基百科研究综述》，《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研究者认为，作为互联网时代最成功的网络工具典范之一，维基百科及其相关模式有可能带来“信息革命的新浪潮”，其影响力已广泛渗透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

　　8.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5-36。

　　9.参见“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网页新闻：《本中心正式更名为“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http://www.ccni2011.net/ReadNews.asp?NewsID=869&BigClassName=%D6%D0%D0%C4%C8%D5%B3%A3%B9%A4%D7%F7&SmallClassName=%D6%D0%D0%C4%B6%AF%CC%AC&SpecialID=0，2015年3月20日。

　　10.梁昭：《彝与印第安：诗歌中的文化交融》，《论坛文集》（未刊稿），2015年9月。

　　11.刘俐俐：《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文学价值学视角的原理、意义与路径》；刘大先：《多民族文化的侨易视角》，《论坛文集》（未刊稿），2015年9月。

　　12.朱法智：《榕江民族文化探秘》，作者提交的论坛发言稿（打印本），2015年9月。

　　13.石庆慧：《我的创作资源》，作者提交的论坛发言稿（打印本），2015年9月。

　　14.徐新建：《“民族文学”再辨析：从“摩梭文学”的族属难题说起》，论坛论文（未刊稿），2015年9月。

　　15.关纪新：《论坛建立初衷回想》，会议论文（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