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0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时，有一种平淡中的惊喜：在波澜不惊的表层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暗流涌动；在滔滔奔涌的主流之外，我们可以听到各种支流哗哗作响。

　　
200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

    相对于其他文体，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尤为能够及时、生动地反映出鲜活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本文以《民族文学》为中心，旁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就2006年中国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作一述评。

别样的审美趣味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将这些作品放诸整个文学群体中也可以一眼看出它们的特异之处：比如介乎学者与作家之间的侗族作家潘年英的《银花》依然带有他惯用的“人类学笔记”写法，有时候让人分不清作者本人与叙事者之间的区别，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下自己的经验，因而不免让读者感到在细节密实的同时，有着缺乏剪裁的芜杂。这个作品中随处可见民族风情的描写，也不乏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情节，但是作者并没有用超越性意识使素材广阔地生发，这也许是作者自觉的人类学意义上“原生态展现”的美学追求。扎西班典（藏族）的《明天的天气一定比今天好》也采用了一种类似民族志似的写法，对于村民们的艰苦生产与生活进行了细致而动人的描绘，情节被淡化，尕桑扎西拉一家的劳作及其与残酷大自然之间的抗争显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民众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坚韧体现了一个民族真正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想明年一定比今年好，明年的天气一定比今年好，让我好好种地，等着瞧吧！”这是不屈、自信、乐观，也是麻木、无奈和期待，人生苦难极端的展现与逆来顺受、充满乐观的态度体现出藏民特有的世界观。博格达·阿布都拉（维吾尔族）《神秘的塔克拉玛干》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应该是它的写法，这种民族志书写，如同它写到的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样充满魔幻而又现实的魅力。
    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小说大部分带有神秘色彩，《敖鲁古雅的咒语》虽然以“文革”时代为背景，但是时代的氛围无疑退到后台，显现给读者的是充满意识流动、回忆与现实的重合、虚构与真实的交叠的世界。鄂温克妇女索兰的女儿被暴徒奸污并且杀害，她仿佛在玛鲁神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完成了复仇的使命，将暴徒一个一个杀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报复观念上从来没有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索兰在复仇的问题上毫不犹豫；暴徒一个个死于非命，却更多是由于内心的愧疚而引起的恐惧。小说情节线索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复仇故事，但是手法却是新颖的。如果说，在民族文学的园地中大多数以内容见长，本篇却是以技巧取胜，从纯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更具有“文学性”。和晓梅（纳西族）的《有牌出错》不以人物塑造或者情节勾勒见长，而以神秘气氛的烘托、诡异场面的刻画出彩。这显然是个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作者将古老悠久的东巴文化与魔幻现实的现代手法结合，营造了一个氤氲缭绕、奇异曼妙的境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先锋试验小说的残余力量依然散发出薪尽火传的微光。她的另一个《雪山间的情蛊》是个武侠小说的外壳包装着女性主义内核的作品。神奇的蛊毒、缥缈的边地风情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样的故事充斥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无数充满可能性的人物、线索、关系的链条在叙事中都戛然而止，没有明确的起点或者结局，作者超越于异域风情和民族形式而上，径直抵达人性的深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民族文学的另一种更具普世性的写作路向。
    赵玫(满族)的《来吧，夕阳》反思了当下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的平庸，但是总是充当赵玫小说女主人公的青冈也只能将对于激情燃烧岁月的怀想寄托于一个心造的意象——曾经的男友卫东。于是梦幻与现实产生了交叠，作者出色地融合了二者，使之浑然无迹。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理性，如同时刻处于时代弄潮儿角色的卫东，他由曾经的充满理想的狂热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如鱼得水的经济学家，也许暗示了时代精神的转型，青冈夫妇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辅助了这种暗示。不过，这只是小说的一种解读方式，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偏重在新锐批评家看来较为落伍的创作手法不同的是，处于主流文学界的赵玫在技巧上无疑是站在前沿的，有时候甚至有恣肆的迹象，这给小说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风格化的色彩。唐樱（壮族）的《似幻非幻》是种尝试，很难用主流的批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小说在“他”的行走、回忆、梦魇、联想、想像、议论中以杂乱无章的形式将无数庞杂的情节与细节集合起来，在信息的拥挤前行中，任何既有的有关情节一贯性、结构恒定性的美学成规都被打破。就阅读经验来说，这并不是一篇让人充满愉快的作品，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特定文学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某个特定审美趣味之间的隔阂。小说密密实实地充斥了诸如民间文化的功能、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道德与时代、身份与命名、金钱与欺骗这些影影绰绰的主题。

　　现实不只一个面孔

　　写实主义在现代中国是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传统，少数民族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刻绘则又具有自身的丰富维度，呈现出不同的面孔。谭征夫(毛南族)的《谁都想过得更好》是篇充满了写实主义，甚至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列检工夫妻刘明理与马琳为了调到工作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客车上，没有门路，就采取假离婚的办法。当然最后两个人成功了，并且以复婚的团圆式的结局结束，作者没有采取道德批判或者反讽的态度，因为“谁都想过得更好”不过是个朴素的民粹的想法。作者的态度在这个颇为心酸的故事中，让我们感到了久违的真正底层的叙述感觉。叶广芩(满族)的《对你大爷有意见》是个充满幽默与愤懑的作品。这篇小说是叶广芩挂职秦岭后开始集中创作生态小说后众多作品中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同于早先她在“家族小说”系列中典雅舒缓的笔墨，而换成了愤世嫉俗、嬉笑怒骂。亚森江·萨迪克（维吾尔族）的《干涸的河流》对基层干部权力寻租做了触目惊心、令人沉痛的暴露。怒尔买买提·托乎提（维吾尔族）的《搭档》是个短小精悍的讽刺之作，通过对“戴墨镜的人”在乡里的横行，活画出基层一些不法干部勾结奸商，搭档压榨乡民的丑恶行径。
　　赵剑平（仡佬族）的《大鱼》是个具有长篇格局与气势的中篇。小说实际上写了两家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缠。作者别有匠心，用一条金甲大鲤鱼作为联结两家恩怨的关键事物。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和推进动力似乎并不新鲜，但是因为融进了特定时代与特色民族地区的背景，而饶有趣味。象征与寓言手法带着无处不在的机巧充实于并不靠奇异情节取胜的小说中，尤其值得称道。
　　相比较于忧愤的乡村现实，石舒清（回族）的《奶奶家的故事》则具有一种怀旧的抒情意味。这是他乡村短篇系列中的几篇，写了奶奶、大太太、二太太、柳秉堂、尕舅爷、努努舅爷六个人物。这些人物的故事既自成一体又互相指涉，总体上形成了一个散而不乱的家族叙事。从各节分读这样的小说，手法上颇似汪曾祺写人物的短篇，尺幅生辉，意蕴悠远，有着可堪长久咀嚼的余味；它们合起来又不禁让人想到家族系列小说，通过一个家族不同人物故事之间的互文性编织成一个疏而不漏的叙事之网。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力中，作者用他干练而又老练的文字点染勾勒，形成了一个饱满圆熟、几乎难以找到破绽的叙事体。从作者在小说后面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故事来自他生身成长的故乡，再一次证明日常生活如同一个蕴藏丰富的油井，每个貌似平凡的面孔背后也许都有一个摇荡人心的故事，每个平宁安静的情节也许都指向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需要指出的是，石舒清对于日常生活的汲取并非毫无想像力的模仿，而是一种提炼与超越，使得原本个体的无常命运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杨家强（满族）的《一条鱼的力量》无疑也是个精练简省的小说，作者留下了足够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这个小说体现了作者对于叙事力量的追求。
　　少数民族也会遭遇到现代性、城市化的冲击。于德才（满族）的《老喊》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一个处于底层的城市边缘人，憨厚实在却又不无粗鄙的“老喊”。作者所要表达的却是人性的复杂与莫测。肖勇（蒙古族）的《老腾的故事》实际上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际遇、最后有了不同结局的人。作者用他们代表了塞外边城遭受现代性冲击时的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其中包含的复杂的人性实在令人寻味，也使我们窥见在日趋解体的最后游牧社会中的众生相。陆萌（蒙古族）的《行云流水》对于一个下岗女工崔月娥命运的零度叙述中，显示出城市贫民阶层的挣扎与命运。潘洗（满族）的《煎熬》同样也是城市小职员和平民阶层为了生活打拼的坚实平常的生活插曲。
　　邓毅（土家族）的《舞者》是个值得注意的小说。专门的丧舞“撒尔嗬”的舞者二狗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发现了自己职业的没落。但是，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杨三爷的灵堂里高歌一曲，算是对逐渐消逝的传统文化的凭吊。这虽然是个体的体验，其实也是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承传着数代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度发达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问题，需要我们慎重地对待。潘会（水族）的《滚烫的红薯》讲述偏僻的水族乡里偶然到来的三个地质队员，既有的平静被打破了，青春萌动的小娘在封闭、保守的空气中一旦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立刻被吸引住了，终于决绝地走出大山的故事。传统在这里显示出落伍残败的面孔，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向往与追求的勇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商业化的狂潮中，少数民族文化无疑同样面临着某种危机，这种心理上的焦虑通过或无奈或达观，或犹疑或决绝的态度显现出来。郭雪波(蒙古族)的《天音》堪称大气雄浑之作。小说开始的时候也许不会被胃口败坏的读者所注意，但是随着叙事的深入，作者显示出了雄健的笔力和渊厚的思索。这篇小说堪称一曲苍凉而壮丽的挽歌绝响，老孛爷天风是个说唱艺人，一位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萨满孛师。然而，他只不过是上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残留物，年轻人宁愿去看武打片也不原意聆听他最后的绝唱。这不是他老孛爷的悲哀，而是他们这帮人的悲哀。小说道出了民族传统文化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现代性挤压下的宿命，充满的凄凉悲壮之气，也引出了我们对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思。
　　额鲁特·珊丹（蒙古族）的《遥远的额济纳》在现实与故实的交替叙事中，女主人公珠拉一生的辛酸与荣辱、坎坷与反抗渐次如同命运一样铺展开来，珠拉的形象也厚实起来，仿佛额济纳草原一样坚韧、宽阔、包容、充满智慧与无言的力量。如慕如诉、似怨非怨，作者绵长的笔调营造出了如同长调一样低回缠绵而又浑厚悲壮的美学风格，让我们欣喜地看到连接久远的民族传统美学的成功尝试。草原与人之间的没有间离的亲密关系，人在命运的缝隙中挣扎的轨迹，无不显示出物我交融混一的生命意识，这不是万物有灵的翻版，而是根植于蒙古民族心理深处的集体观念，其平静中的坚忍、悲怆里的哀荣，甚至在珠拉杀死儿子和自己的结尾处也不让人感到过分的哀伤，而不由自主地沉醉于其崇高色彩的仪式化行动中去，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作者笔力的雄健。
　　莫叹（回族）的小说二题让我们重新领略了久违的有关景物描写的优秀文学传统。在当下极端注重故事的氛围中，这种风格弥足珍贵——我当然并不认为他是刻意坚持的。《西风猎猎枣红马》《有一个村庄叫喊叫水》其实完全可以当作诗来读，充满野性的精魄，那种人与马的亲情联系、草原与牧民的合而为一、生灵与命运的纠葛绞缠，处处让人感受到生气十足。这里的天人之间是那么的和谐，所以人们可以听到山长高的声音，可以感受到鹅卵石被踩疼的咒骂。在这样的天地中，“他和她都想吟一首开阔的伟大诗篇，但他们一句诗也没有吟唱出来，搜肠刮肚想起来的诗句跟恢弘的场面相去千里，而且诗句显得苍白，他们沮丧地说，诗被马蹄子踩没了”。这也是我的阅读感受，因为这样的小说是无法解读的，他自身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实体，在这个实体面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海勒根那（蒙古族）的《小黄马驹》是一首情歌，但是却具有让人黯然泪下的悲怆苍凉的曲调。匪首朝鲁门因为听了这首歌而放弃了杀害扎勒噶母子，在被自卫军逮捕后临刑前的惟一要求就是再听一次这首歌。朝鲁门也许也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他原本也不是这样残暴成性的人？这些疑问留给了读者，我们清楚的是，无论具体的人在现实中如何，但一定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情感与人性，而构成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也许莫过于民族特有的文化了吧？

　　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近年来给人异军突起之感，女性文学之于男性中心的社会，正如少数民族之于汉族中心的文化氛围一样，有着类似的体验与感触，因此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得以更为真实贴切地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学情感内核。哈丽黛·伊斯拉依勒（维吾尔族）的《那些眼睛》无疑是个杰出的作品，即使通过了一位回族作家苏永成的译笔，我还是能感受到作者的雄浑大气而又不失细腻、冷峻的理性与犹疑的情感之间恰到好处的张力。主人公阿布都若素里是自治区的高级官员，小说开始的时候已经退休病卧在医院，小说就是由他的与现实交叉的意识流动展开的，他总是感到有一些眼睛在望着自己。随着心理活动的推进，他在“文革”的时候以及后来的生活中对于普通民众、同事、妻子的种种恶劣行为一一显现出来。小说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更主要的是一个人的前史通过如此心理解剖的方式和盘托出所构成的力度。于此，也可窥见，民族语创作的作品往往有出人意料的优秀笔法，而民族文学的翻译问题尤值得重视。

　　雪静（满族）的《口碑》和侗族作家杨曦的《梦想逃亡的女人》，都充满显而易见的女性主义色彩。前者通过副区长李灵韵与丈夫李新的龌龊卑劣行径的对比，以及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无奈，显示了女性在多重压迫——包括夫权、社会体制甚至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和绝望，而没有救赎之道。后者则是一个女人在备受婚姻暴力后终于逃离后的心灵伤痛，尽管结尾时因为重新遇到最初的恋人而不无光明的尾巴之嫌，但这种亮色在笼罩全篇的凄凉苦楚氛围中显得岌岌可危。这个小说，让我们不由得要产生少数民族与主流汉族、女性与男性、中国与西方这样一些类似形制的联想与思考。赵星姬（朝鲜族）的《蛤蜊料理》是一篇更鲜明呈现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远离男人和家乡的女人同她的老板娘之间由相互提防、猜测到互相沟通、理解，预示着女性之间的共通。女性的遭遇在这里是相似的，老板娘同样遭到来自男人、家庭、社会的误解和压抑，只是她用一种坚硬强悍的男性气质的外壳来保护自己，直到她在女人那里找到宽慰。
　　高深（回族）的《女人渡》刻画了一个在现实严峻的生活中逐渐走向自立的女人蓝花。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小说没有走向庸俗，没有为蓝花寻找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作为她美好的归宿，而让她在独立中赢得尊严。个中显现的女性意识在同类作品中比较少见，尽管作者是个男人。向本贵（苗族）的《碑》中民女田美秀和副镇长李名东之间就是个鲜明的对比：李另觅新欢，田无怨无悔；李自私自利，只求官运亨通，田大公无私，用卖肾的钱给镇子造桥。结局却令人惋惜，田生病死去，李在官场上依旧如鱼得水。村民们给田美秀立的碑是一种道德上的褒扬与针砭。
　　南北（彝族）的《留守女》和壮族覃涛的《红水河畔的女人》异曲同工，写了同样的农民工的家属问题，《红水河畔的女人》中的莲子则要有主见一些，在道德的压力下终于走上不归之路。对于底层，尤其是底层中更属于边缘的女性命运的关注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的亮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道德、文化和当今消费、商业思潮等的权力机制对于这一群落的多重压抑。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如今不再被遮蔽，她们的命运与向往、冲动与追求被发现，表明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广阔发展空间。这些小说主人公大部分是女性，并且无一例外是处于生活困境中而又不乏优秀品质和抗争精神的女性，与之相应的是男性角色的苍白和孱弱。

　　寓言的世界

　　少数民族大多有着悠久的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在进入文字书面文学创作时，这种强大的传统往往会辐射进入，从而使得许多小说具有讽喻和象征的色彩。罗汉(阿昌族)的《成人童话》用梦境的展示揭露了一个贪官不安与挣扎的内心，意识跳动、不拘一格，是个别出心裁的小品。艾嘎·肖则贡（佤族）的《松鼠》可以看作一个寓言，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制衡，此消彼长的博弈。阿布旦拜·巴加依(哈萨克族)的《花猫》是篇动物小说，以一个虚荣的花猫的视角看世界，它从小主人那里得知自己和猞猁和老虎是同科动物，于是出门冒险去寻找它们，结果却屡次遭到打击，最后狼狈回家。幽默诙谐。
　　亚森江·萨迪克(维吾尔族)的《沙漠》中的库木克沙尔村则带有象征意义，这是一个被沙漠围绕的绿洲，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像沙漠一样一步一步侵蚀着它。县教育局的副局长、铁木拉洪书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曾一次一次破坏着绿洲的美满和谐的人文和自然生态，但是在热心绿化和种植果树的扎克尔老人和教师阿曼尼莎、阿布都奈彼等人的努力下，终于使得有“沙漠化”危险的绿洲和人心再次焕发生机。阮殿文(回族)的《空气在风中飞》充满了妙趣横生的黑色幽默和想像力丰富的比喻。与孙子相依为命的刘伯与自己张开了裂缝的墙较劲，最后拿定主意撬倒房子，以便能领取救济金来使孙子受到教育，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然而，恰恰是他撬倒的房子砸死了孙子。小说透露出来的冷静与悲悯使得这个原本悲伤的故事带有了温情与无奈的色彩。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一向以讽刺小说著称，《小说二题》中的“一位知名人士”和“稻草人”再次显示了作者不动声色而褒贬立现的技巧与功力。还有朴善锡（朝鲜族）的《灵药秘方》也是不错的寓言小说。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强劲势头和多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