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与贵州民族大学合办的“2015·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日前在贵阳和榕江召开。会议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论文130余篇，共有90余名学者到会参与讨论。会议议题原先设计为5个部分，分别是“重返80年代”、“多民族文学理论建构”、“多民族文学教育研究”、“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和“西南多民族文学研究”。从与会者的反馈来看，更多集中于学术史回顾与反思的“重返80年代”议题和多民族文学个案研究，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民族口头与作家文学讨论。
由最初不过几位核心人员的苦心经营，到十几年来繁衍壮大，固然让人欣慰于多民族文学研究事业日益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也显示了由于认知差异带来的观念碰撞和挑战。因此，有必要结合发表论文和现场研讨，对这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做一些反思，进而展望其愿景。
80年代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80年代”是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真正肇端，“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彷徨的年代;这是一个摇摆的年代;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这是一个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这是一个走一步退两步、改革举步维艰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斥着激情、幻想、怀疑、狂热、偏激，甚至歇斯底里的年代;这是一个旧事物旧思想旧观念在挣扎在死亡、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在萌芽在生长的年代……”(王学典语)我们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的多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还受惠于80年代的精神成果——它是在新启蒙和多元化的浪潮中诞生的孩子。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我们会发现“80年代”和“五四时代”的联系性和相似性。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从民族与民间的底层重新发掘文化动力的冲动，及至当下多民族文学依然在这条路上前行。
何圣伦谈到，面对“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通过作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民族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包含了他们对本族传统人格的批判，在对人的现代价值的追求中包含了他们对自己民族精神的再造。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民族性讨论，则是基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话语冲击的背景。正如傅钱余所总结的，当时的讨论主要聚焦三个方面：民族性的内涵、文学民族性的形成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民族性的内涵方面借鉴别林斯基的理论归结到民族精神;文学民族性的形成更强调作家对民俗、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和借用;民族身份即民族文学之划分标准的观点成为之后约定俗成的观点。
应该说，80年代的“民族性”话语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问题。杨彬认为，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具有超越性发展，其超越性表现在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将少数民族小说从学习汉族文学、靠近汉族文学的框架中提升到追求少数民族的独立品格的状态中，把作为背景的少数民族风俗风情变成叙述的主体，将描写从表层描写转到具有文化底蕴的深层挖掘，从罗列民俗风情到将其审美化。虽然这种超越，在1980年代还不普遍，但是它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是非凡的，它直接开启了19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张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认同和传承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族群体验等少数民族小说的独立品德。这种主体性的追求，使得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具有独一无二的品格和价值。但“民族性”诉求也有其缺陷，樊义红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小说为中心考察其对民族性的表现进入的三大误区，分别为：对少数民族的生活进行了“提纯”式的书写;刻意地淡化甚至回避本民族的民族性;用文学的文化表现遮蔽了文学的审美性。这给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他认为为纠正这些错误的创作倾向，必须贯彻两大原则：回到生活和回到文学。
其实回到生活和回到文学，也就是要在内容与形式上回到历史场域的问题，吴雪丽从1980年代中期西藏“新小说”的兴起为切入点，发现文学中的西藏书写和当代文坛中的思潮更迭、文学创新、文化认同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并以马原、扎西达娃、阿来的“西藏书写”为通道，进入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现场与知识场域，考察作家的自我意识、写作伦理、身份认同与文学生产、期待视野、社会想象、文化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了“文学西藏”与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坛之间的影响与建构。这种影响与建构还在持续，值得注意的是刘永春提到的“解殖民”与“返殖民”两种话语。这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重要主题，两者的对抗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1980年代的大多数文学现象、思潮、流派都是在这两种话语互相竞争的文化框架中产生、发展和消失的。深入分析两者的互动机制是重新进行“80年代言说”的重要途径。
没有人是局外人
认识到“民族性”的流动性和变异性，对于考察新世纪以来的当下多民族文学现场尤为重要。李翠芳谈到，在多元文化格局中，跨文化的多重身份使少数民族作家必然遭遇到文化定位和话语姿态等问题。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自身不同文化经历赋予了他们双重的情感倾向和文化视角，他们实现对不同文化的多重超越，但同时也带来了身份认同方面的尴尬和困惑。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们的心灵归属具有不确定性，以至于他们对本民族的书写权力令人质疑，甚至他们的文化态度也显得片面和可疑。因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尤其需要开放和理性的文化视野。
但情况往往不容乐观，因为“民族性”往往导致“族裔民族主义”思潮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萌动，这就容易导致罗岗所说的没有有效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情况。许峰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表达往往陷入片面强化族群差异性的“剑走偏锋”模式，如此，少数民族文学要真正“走出去”，以企求获得外界的文化认同便困难重重。要真正改变作家民族性表达的焦虑，关键是要真正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只有文化自觉，将民族性的表达放置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全球化背景下多种社会文化思潮传播交往的联系中进行考察分析，才能消除民族作家自我表征的焦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导向上的厚古薄今是个很大的问题。集中在独有的民风民俗和宗教原典上做文章，给读者的感觉往往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与现代性所关注的现实世界是隔膜的。我们的创作，现在亟需的是，把一个个人的故事讲成一个民族的故事，把一个民族的故事讲成一个国家的故事。只有如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走出去。牛学智同样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褊狭问题。它们具体表现在，首先急于转移认同危机的迫切心情，因此文化认同似乎被仪式化了。另一突出的写作现象和批评现象就是对“文化现代性”价值期许的淡化和对狭隘文化传统主义的青睐。现代理论把批评的触角伸向现实社会结构内层，并决不把文学仅当作个人事件的一种思想表达行为。以此观之，它的对立面即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原点，以物质丰裕、成功为整个幸福叙事的价值观，和把文学的写作旨归仅仅规定为对自我经历和内心体验为表达对象的文学观，便只能是借用“传统文化”的名，实则十足市侩主义、流行主义。反映到文学中，极端者是封建礼教的复燃;次一级是宣扬人的动物性和物质性，成为“拜物教”中人;或者，至少是对于自我的无限自恋自大，对于他人却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道德审判者。一句话，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及其文学，究其根本并不是真的热爱传统文化，而是觉得传统文化安全，进而消费传统文化罢了。因而，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急需一些必要的整合，评价尺度也急需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希望研究自身能够调整观照距离，整合知识资源，输出有效的价值观。
观察者都普遍注意到，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写作和阅读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的倾向。如同欧阳可惺所说的，这种鲜明的个人化和社会化倾向与上世纪80年代的民族主体性意识的表达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性意义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体性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表现为民族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同构——民族文学在一个时代里包含了某个民族主体政治性的激情和独立的历史思考，并以特定的文学形式呈现这种民族主体多路径价值取向的思考，这时社会历史的政治性是内在于民族文学的审美自主性的。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极端个人主义写作，其中表达的民族主体意识需要辨析，它的传播路径和空间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裹挟了更为复杂的因素。从文学引发的社会关注度看，21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更容易成为产生文学事件的焦点。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打开文学性圈子的局限，在多学科理论知识交叉背景的介入下把文学研究融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构进程中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这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新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活力。
上述所讨论的问题是饱含现实关切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在中国多民族文学中寻找到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既摆脱一体化的统摄与压抑，又突破自我封闭的文化圈套。在这个碎片化的消费社会中，没有人能躲进个人或者狭隘共同体的小楼之中，没有人是这个大转型时代的局外人，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前提下，以一种协同、互补、对话的方式，力图打破少数民族文学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原本就不应该过分细分的学科壁垒，推进学术观念的转型，寻找一种被个人主义撕裂和遗忘的“集体性”。希望藉此对我们时代的知识结构、思想状况与精神面貌的塑造产生一定的推进作用。
艰难的共识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史中，“多民族文学”无疑是个重要关键词，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命名的变换带来的不仅是词汇前缀的变更，更导致了学科的范式转移和观念更新。诚如汪荣所梳理的，“多民族文学”是“内部的构造”的历史想象性和文学想象力的体现。在“内部的构造”中，各民族以文学为媒介建构国族想象。“多民族文学”的命名，意味着建构了一个新的坐标系，改变了既有的研究格局，也开启了“重写文学史”的契机。“多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的标志。同时，它还用“共同体感觉”取代了“单边叙事”，从而再现了有机联结的民众世界。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内部多样性既是“多民族文学”产生的原因，又是其发展的最大动力。
多民族文学包含了族群、地域、宗教、语言、文化、习俗各方面的差异，具体的个案研究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比如在贵州，仡佬族第一代作家的出场并不是太早，但成就不凡。杜国景探讨其中原因，既关乎仡佬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从外地迁入贵州的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有后来民族政策的影响。在他们之中，体现着一种超越了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当代精神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又并没有失去仡佬族文化自身的某些特质。朱静则以王华、肖勤的创作为例，对仡佬族女作家文学的呈现形态及其出现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入探析。而放眼西北，张向东以新时期“西部文学”为例，从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看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西部语言地理的多语系、多语族、多方言交汇融合特性，使得西部文学的语言构成异常丰富与驳杂，形成了西部文学独特的“语言大观园”景致。西部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塑造了西部文学的民族性、地方性品格。
这种内在的多样性固然有着历史自然形成的文化遗产，更多则是在多民族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建构。陈祖君认为，《人民文学》杂志在建构“人民文学”的过程中给予少数民族文学以相当的重视，在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空间的生成和演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形成跨越各个民族的跨文化传播空间。以《人民文学》为引领，中国形成传播少数民族文学的期刊群，形成传播少数民族文学的公共领域。1980年代以后，《人民文学》的引领作用让渡给了《民族文学》。罗宗宇、刘华苗的发言则集中在1981年至2010年的30年中《民族文学》为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民族文学》在大量刊发藏族文学作品和大力培养藏族作家、推动藏族文学评论和藏族文学译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着这样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内部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就尤为重要，文化翻译就是关键的途径。阿荣讨论了翻译领域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认为两者是互相依存的统一体，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应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她以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长篇母语小说《满巴扎仓》及其汉译本为例，探讨译者对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以及读者的接受情况。向外部的文化输出中，少数民族文学的“走出去”，也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和价值。魏清光讨论了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机遇、现状、问题及对策。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成效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缺乏系统性规划。他认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应加强选题规划、路径规划，进行国际化市场运作，明确翻译策略，重视少数民族译者培养，实施多语种战略。
这又回到了盘桓不去的“多元”与“一体”的问题，但问题不再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这样的二分，也不再是没有底线的新自由主义式价值多元，而是谋求一种艰难的学术与思想“共识”。这是一种“知识共同体”，它必然的诉求是在现象之上的抽象。文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研究，另一类是以“价值评价与导向”为主要目的的研究。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托。刘俐俐提出，在目前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关于“事实认知”的研究占绝对主流。但是只有知道怎样的文学有价值，才能够更好选择相应的作品进行“事实认知”方面的研究。这种提醒非常重要，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纯文学”或者“纯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某种“遗产”，同时也是行为和实践。
惟有葆有这样的共识，论坛的短暂相会，才能做到“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真正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