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上午，四川省凉山彝族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冯卫民博士、美姑县县委副书记周大海、大桥区工委书记潘林一行来到我所，就合作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美姑彝族口头论辩田野研究基地”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积极商议，双方本着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加快口头及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目标，决定开展长期、全面的合作。周大海副书记受美姑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表沈鲁清县长与朝戈金副所长一同签订了合作协议。这是我所继内蒙古扎鲁特基地、四川甘孜德格基地、青海果洛基地和广西田阳基地之后，与西部民族地区携手共建的又一个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

　　彝族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自源文字体系的古老民族之一，拥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典籍，故其以经籍为载体的传统文学有着宏富而深厚的书面传承；同时彝族民间的口头论辩和歌诗传统蔚成风气，嵌入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更独具风貌。在彝族的口头语言民俗中，独具一格的“克智” (kenre)论辩以民间口头传承的方式广泛流传在川滇大小凉山彝区的村村寨寨，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并深为民众所喜爱的口承文学事象。“克智”作为彝族民间的口头辩论，与我国古代的“辩”，与古代印度人和古希腊人对“论辩”的理解，以及今人所论及的辩论或论辩，是大致相当的。但是，由于“克智”始终植根于山地社会，“克智沃布苏”（kenreobbusu 民间论辩家）始终来自民间，“克智”论辩活动始终与彝族山民们的仪式生活融为一体，这种极富民族特性与地方色彩的口头艺术，就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生动的民俗表情，尤其是其中的史诗演述攸关论辩竞赛的胜负，由此更张扬出彝族口头论辩的传统风格与民族形式，在我国多民族的口头传统宝库中可谓独树一帜。

　　“克智”论辩活动在大小凉山的长期盛行，产生了众多的口头论辩辞赋（kebur hxaxjo）。正如论辩手在比赛中说：“天上千颗星，克智数不清；地上千棵草，克智数不完。克智要用箩篼装，箩篼下面有漏洞，说了三天三夜，说的没有漏的多；克智有如牛毛多，说了三年零三个月，没有说完两个牛耳朵。” 至今诺苏彝人在赛歌时还有用筛子来装歌的风俗，即唱一首歌就插一草杆在筛子眼里，插满筛子但歌还没唱完。沿传至今的这一古老的歌俗在《西南彝志·人文志》中就有相类记载：“歌师宣雅颂，歌师讲论文，雅颂与论文，筛子眼样多。”在大小凉山，以美姑县为中心的“义诺”次方言区，因“克智”活动长期盛行，“克智”能手代代辈出，被人们公认为“克智的故乡”。

　　美姑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大凉山黄茅埂西麓。县域介于东经102°53"~103°21"，北纬28°02"~28°54"之间。东邻雷波县，西接越西县，南连昭觉县，北毗峨边彝族自治县，西北与甘洛县连界，东北同马边彝族自治县接壤。县境南北长94.8公里，东西宽46.4公里。县域实辖面积2731.6平方公里，常耕地面积24.3万亩，农村人平占有耕地1.69亩。全县辖8个区，1个镇，44个乡，291个村，1475个村民小组；有34276户，152024人，其中彝族146649人，占总人口的97.1%。这里是最为典型的彝族聚居县，尤其是彝族本土的传统宗教与民俗文化在这里保存得最为系统和完整，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国内学者就开始进入美姑进行实地调查，其中以林耀华先生及其所著的《凉山夷家》为代表；80年代以后，美姑成为中外学者考察研究凉山彝族的一个热点地区。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语言、社会、传统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因素，美姑一直被视为义诺彝区的腹地，尤其是因为这一带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毕摩和世传的毕摩家支，正如彝谚有云：“硕诺毕波帕” (shuonuo bibbopat)，即“毕摩的源头在黄茅埂下”，美姑也被誉为“毕摩的故乡”。以黄茅埂为自然分界线的川、滇大小凉山彝区，留下了彝族先民古侯、曲涅两大部族由滇入川的历史足迹，美姑作为迁徙过程中的汇集地也成为彝族历史文化胜地，这里不仅留下了回响千年的史诗绝唱，更在一代宗师“毕阿苏拉则”的盛名下传承着蕴藉深厚、丰富多彩的毕摩文化。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相似，彝族的哲学思想、历史地理、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农艺医药等，通过毕摩文化的仪式传承与口头传播，在西南这片古老而馥郁的土地上孕育成长，气韵生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创造力，泽及百世后人。

　　作为大小凉山的腹地，美姑民间的口头语言民俗同样保持着古老的毕摩经颂传统与地方性的口头传承特征，堪称是研究彝族口头论辩和史诗演述传统的一个特定文化空间。“克智”不仅是一种带有竞赛性和娱乐性的口头论辩活动，也是史诗演述的形式载体，它不仅造就了一批批崇尚口头艺术的辩才，也为一代代史诗演述人提供了天然的舞台，为史诗传统的世代相承拓展了广阔的文化空间。正是在“克智”论辩得以弘扬光大的义诺地区，史诗“勒俄”的演述作为一种鲜活的口头表演艺术一直经久不衰，同时也在社会经济文化的急速变迁中面临着发展的危机。1956年，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全面废除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正所谓“一步跨千年”。四十多年来，凉山彝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航天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也耸立在自治州首府西昌市。古老的文化传统、天成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与现代化的航天技术交相辉映出别具一格的古今之差。正是在历史变革、经济发展、现代文明逐步渗透的过程中，彝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境遇和挑战。从目前口头论辩活动的日趋简化，尤其是从三代演述人的交替来看，民间论辩家和史诗演述人这一群体的传承和发展状况颇令人担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古老传统正在走向衰落的明显表征。因此，怎样保护这一优秀的民间口头艺术，也应当作为学术问题纳入长期的田野追踪研究计划中来加以认真对待，同时也需要学界积极主动地与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进行协调，早日促成切实可行的学术性策略，以期有效地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生态。

　　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的种种原因，美姑地区的仪式生活作为义诺彝区的山地民俗传统，至今仍然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发展着、沿传着，较之其它地区而言，其变异程度较低而更具有代表性，同时也具有相当明显的族群亚支系性和地方色彩。从仪式生活与地方口头传统的关系来看，各类仪式活动都伴随着口头文学的传演而展开，容纳了史诗、神话、传说、故事、叙事长诗、毕摩经颂、风俗歌调、谚语、格言等多种口头传承，其中“克智”论辩与仪式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史诗“勒俄”则以其极富活力的演述方式嵌入在“克智”论辩活动中，并在一次次的仪式化表演情境中动态地传续在美姑的山山寨寨，其口头叙事的民俗涵义、文化特质及民间美学往往也在这些仪式生活的语境中得到呈现和张扬。换言之，“克智”论辩活动一直按照当地的表演规范传承在民间的婚丧嫁娶活动中，不论是婚礼、葬礼还是送灵大典，“克智”论辩都有相对稳定的论辩原则、论辩技巧和论辩程式，以及胜负评判的民间规约。因此，民俗仪式与口头传统的内在关联构筑了这一地区的公共社会生活空间。因此，我所与美姑地方政府联合建立这一口头传统田野基地，将立足于民俗生活传统的生命情态与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框架中，将彝族独特的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传统纳入到10年乃至更为长远的目标跟踪和田野研究中，同时辐射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口头传统及其现实状况与保护策略，并为地方政府制订相应的文化政策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优秀基因，采取切实措施扶助民间传承人，以及培养年轻一代的民间论辩家和史诗演述人提供相应的学术支持和文化决策的理论依据。

　　文化多样性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深刻反思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文化战略已成为“十六大”以来国家发展决策中最为重要的板块之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凉山彝族自治州和美姑县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的文化部门，高屋建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立足本土的文化资源与传统人文优势，汇集学者、振兴文教，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第一届毕摩文化艺术节，而且在全州范围内率先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县”的战略思路。继创建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之后，美姑县政府将口头及无形文化遗产作为当地可持续性发展的文化战略选择，我们也深受鼓舞。

　　我所老学者、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先生早在1957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为在乡土社区的文化原生态中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03年起开始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基层州、县进行实质性的合作；今年年初在院工作会议上我所提出要“重点打造民族文学研究的‘四梁八柱’”，按照既定的工作思路和操作框架，继续建设好首批八个“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根据合作协议，美姑县政府将为我所派出的科研人员提供本地住宿、乡村交通等方面的具体协助，支持他们与地方学者进行常年的、周期性的定点跟踪调查，为实地开展的田野观察和田野研究创造必要的辅助条件。我所则依托自身的科研人员、学术资源、网络技术等已有条件，主要通过建网方式扶持和帮助美姑地区的文化建设，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学术和媒体渠道全方位宣传美姑的自然景观、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建设、旅游资源、民俗生活和口头传统；同时加速建成以“中国民族文学网”为核心、覆盖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传统的高速宽带信息网络，为当地的民族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信息化环境和数字化平台，成为西部民族地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可以展望，美姑基地的合作建设，对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口头传统，重视和提高民间传承人的文化地位，激发和增强年轻一代的民族自豪感，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加深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维护各民族的和睦团结，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必将为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事业带来新的生气与活力，为西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谱写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