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专栏：文学观象·

　　对话人：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春青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舒婷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诗人)

　　核心阅读

　　忽视读者时，他的写作会变成孤芳自赏，取悦读者时，他的写作就会变成媚俗低级，这是文学作者所遇到的复杂的挑战

　　当文学作品千方百计要达到一定销量时，它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就浅薄化了，往往以牺牲对文学自身的坚守为代价

　　精神产品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一种活的精神世界，是两种主体交融沟通的领域，占据主动位置的作家应引导这种“对话”向着更高、更丰富的层级提升

　　只有作家与读者良性互动，才能让读者主动参与、积极反思，让作家主动调整、完善自我。文学也才能既教育读者也促进作家，真正完成提升精神素养的重任

　　张江：读者是不是上帝?当然是。所有的文学创作，最终都要以文本的形式交付到读者手中，供读者阅读鉴赏。没有读者的参与，文学作品的价值无法实现，文学的存在也失去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树立读者意识。但是，读者是上帝这句话，又不能作机械和庸俗的理解。缺乏必要的辨识，没有应有的主张，一切唯读者是从，读者喜欢什么作家就创作什么，这肯定不是正确的读者观。

　　回应并超越读者关切

　　张颐武：如何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是文学实践和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文学只有在面对读者时才得以彻底完成自身，因为文本总在询唤和选择它的读者。没有读者，文本只能静静地放置而不会在世间产生影响。读者是作者所预设的“阅读”展开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文学存在最为重要的理由。无论作者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总是预设了“隐含读者”。他明白这些读者对于他的期待，他也期望这些读者能够理解他的写作。但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极为复杂。作者不能忽视读者，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作者也不能迎合和取悦他的读者。在忽视读者时他的写作会变成孤芳自赏，在取悦读者的时候他的写作就会变成媚俗低级。这些其实是文学作者所遇到的复杂的挑战。

　　十多年来，文学的扩张引人注目，中国文学正经历着一个格局转变的过程。对内，原来在文学界之外的以传统的纸质出版为中心的类型文学(如青春文学)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快速成长并逐步成熟。对外，中国文学已经成为全球性文学一个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构成”和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存在。

　　文学置身于一个新的平台之上，同时也产生很多困扰，包括文学和读者的关系。今天，文学的读者一面是以中产群体和80后、90后的年轻人为中心的本土读者，一面是对于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全球的读者。中国文学一面不能回避这些读者的需求，一面也必须超出这些读者的要求。一面要和这些读者深入地对话，一面也要给予这些读者新的想象力和走向未来的可能性。文学需要在这些读者之中，也要在这些读者之上。既让这些读者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也让他们看到文学的反思和探索的功能。这样文学才能构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场域，产生自己的魅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建立并成为对话引导者

　　张江：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精神产品的生产存在本质不同。物质产品的生产，以满足消费者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中心，遵循的是“有求必应”的逻辑，谁准确把握了市场，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消费者最直接、最具体的物质渴求，谁就是商海的王者。精神产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满足的是人民大众向善、向美的需求，是借由精神的成长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需求。这种根本需求有时又与短期内的市场需求相矛盾。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在创造精神产品时，不能一味“满足”“取悦”，还要引导和校正。

　　李春青：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读者接受和欣赏作品，二者以文化市场的流通为中介构成供与求的买卖关系。从表面看来，文学艺术这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流通与传播似乎与一般商品毫无二致，因之，“顾客是上帝”的商业性口号也很自然地会推衍为“读者是上帝”。然而事情或许没有这样简单，这里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般商品的生产是以物质消费为目的，因此生产者应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生产，以消费者的好恶为好恶，只有这样才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才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获得丰厚利润。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生产就不是这样简单了：生产者与接受者都是主体，将二者连接起来的精神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客体，不是受动之物，而是一种活的精神世界，是两种主体交融沟通的领域。这就是说，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与接受者应该是一种对话关系。

　　现代社会，精神产品的“对话性”就更加突出了：生产者向着接受者言说，接受者自主地接受或者否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生产者反馈自己的意见，生产者作出相应调整，继而展开新一轮的对话过程。在如此循环往复的对话中，生产者与接受者彼此沟通，形成共识，共同促进了社会精神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意味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是教化与被教化、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交流、协商与契合的关系。生产者不能高高在上，去扮演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立法者”角色;接受者也无需仰视别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评价各种精神产品，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整个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对话具有“增值”功能，可以使精神产品向着更高、更丰富的层级提升。

　　在以精神产品为中介的这一对话过程中，生产者毕竟应该更具有主动性与积极性，因为“对话”是他们发起的，“对话”的平台是他们搭建的。因此，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们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要积极主动地将人类先进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审美趣味奉献给社会大众，要想方设法引导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良性发展。

　　交流并促成思想和审美交换

　　张江：商品经济时代，文学进入市场。表面上看，作家与读者构成买卖交换关系。但是，这种买卖交换只凸显了文学作为普通商品的一面，而不能体现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从本质上讲，作家与读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与对话。疏于品质和内涵的提升，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利益交换，消解了文学的根本价值。

　　刘跃进：作家与读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是思想、语言等精神层面的交流互动，还是商品的制造者与购买者之间的利益交换?这一点，在文学作品进入商业化链条的今天，尤其具有反思的必要。

　　当下，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问题上，利益的考量正在逐渐被强化。与普通商品追求销量一样，有些文学作品也开始追求商业化包装，以达到销量的最大化。销售商也乐于以销售排行榜这样的量化数据来给文学作品排序，其动机无非是用销量来拉动销量，进一步吸引读者购买，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当文学作品变成千方百计要达到一定销量的商品，它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就浅薄化了。更要命的是，这种对销量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又以牺牲对文学自身的坚守为代价。一些作家，不是按照文学应该怎样去创作，而是读者需要什么就去写什么。即便某些市场需求违背了社会的良知，违背了文学的要义，写作者在金钱的诱惑下也在所不惜，照单生产，完全迷失在市场的滚滚洪流之中。这就不难解释如下现象：某部作品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后，马上会有一大批题材相同、情节相近的作品蜂拥而出，造成某类作品扎堆井喷的奇怪现象。

　　眼睛盯着市场，一味迎合市场上的庸俗浮躁风气，将泯灭作者本人的个性乃至良知，使文学陷于低俗境地。文学能够创造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在市场化商业环境中，是合理的，也是应该被肯定的。但是，必须认识到，从文学发生学来说，这绝非文学的立足点。文学创作长期疏于与读者进行深刻的思想交流，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其核心价值也会逐渐消散，甚至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文学还是应该遵循它与读者之间思想交换、审美交换的初衷，对自身的精神高度有严苛的要求，对自身的社会影响负起责任来。

　　目的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张江：一部分人的确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去接近文学。这无可厚非。休闲娱乐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但需要追问的是，即便是休闲娱乐，为什么偏偏选择的是文学?这说明，文学除了消遣休闲，肯定还有其他娱乐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在我看来，这一独特功能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净化和提升。通过它，我们的心灵更加丰润，思想更加开阔，境界更加高远。我相信，明晰了这一点，一个作家就会懂得应该如何面对读者。

　　舒婷：文学能干什么?文学艺术是改造世道人心的手段，是我们改造自我、完善自我的手段。我们这批人，以前插队时可能都看过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他说，游戏冲动是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中间的桥梁，艺术包括文学要帮助人完成从自然人到理性人的过渡。在一些德国思想家那里，文学、艺术、美学也往往占据一个重要的中介位置，其价值不在本身，而在其之外。我的理解是，文学作为审美教育，目的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为什么非要变好不可?的确，饮食男女，人之常情。无论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还是近现代的鸳蝴派作品，无论是武侠、言情、侦探还是更广泛的网络通俗小说，许多作者都在瞄准读者最简单的欲望，提供最粗糙、最直接甚至最粗暴的满足。这些满足感来得如此容易，暂时让读者忘掉了现实生活的种种磨难与不易，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供了白日梦和麻醉剂。因此，文学的休闲价值应当得到承认—但得到的，也仅仅是“承认”。文学决不是让我们的人性原地踏步。

　　人有“向上”的一面。如果“仅仅”满足于饮食男女，人性就等于动物性。人不会满足于停在原地，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的是人性总是在历史实践中自我提升的。这“向上”的一面才是人的本质。

　　文学曾经承担而且应当继续承担提升读者精神世界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小时候读的《创业史》《山乡巨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作品，展现了典型人物的崇高一面;另一方面，《九三年》《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这些作品里真正打动人的，也不是打斗、凶杀、家长里短或者三角恋，而是主人公在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超出常态的意志力、决断力和情感。不同历史语境下，作为人性“向上”本质的体现，这些文学作品反过头来激荡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改造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固然，提供对读者常态需求的低层次满足，是一部分文学的功能;然而，真正优秀的文学，必须使读者受到高层次的精神涤荡与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以提升精神素养为己任，而不仅仅针对读者。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不应是一味的迎合，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启蒙者式的居高临下的教训。作家必须不断从与读者的积极对话交流中获取信息、改造自身、深化认识;读者以各种媒介渠道与文学、作家产生真诚的反馈与评判。重新发展出作家与读者的良性互动，让读者主动参与、积极反思，让作家主动调整、完善自我。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反过来既教育读者也促进作家，真正完成提升全部人口精神素养的重任。

　　张江：将读者定义为上帝，一味取悦迁就读者，迎合市场中的低俗趣味，表面上看，似乎给予了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事实上，这是以麻醉的方式在愚弄读者。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而言，对读者真正的尊重，不是迎合和取悦，不是投其所好，而是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与读者展开心灵对话，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让读者在对话与交流中得到精神的陶冶，思想的升华。毕竟，这才是人民大众需要文学的根本原因。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2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