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专栏：文学观象·

　　对话人：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施战军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教授)

　　陈忠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曹文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

　　核心阅读

　　●从拿学位到拿项目再到拿职称的焦虑覆盖了爱文学的愉悦，由此，人文学科的成果恰恰缺少人文情怀和文学体温，与文学之美妙深邃无关

　　●好的作家和作品都是“历史的文学摘要”和“时代的文学剪影”，对他们的解读需要立足当下，立足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却竭力剔除当下性，追求所谓的纯粹性、学术性

　　●不少批评家在知识结构与理论准备方面几十年“一贯制”，少有新的吸纳和大的变化，甚至明显老化，以致在超出已有经验的新的文学现象面前，力不从心，并非“不为”，而是“不能”

　　●任何一个学科，如果只是少数人的职业，它的生命难以长久。无论以何种方式，批评终究要并一定会影响和引领读者。失去与读者的联系，会加剧批评和文学的危机

　　张江：不止一次听到个别作家放言“从来不看关于我的批评”，当然，事实未必如此。不排除有人想以这种方式彰显“清高”。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人对批评如此轻傲?我相信，如果关于一个作家的批评是切中要害、令人信服的，并对其创作有深刻启发和巨大帮助，任何作家都没有理由对批评如此不屑。文学批评，批评的是文学。当批评家们已经习惯于躲在象牙塔内，或者靠索引和注释炮制鸿篇巨制，或者热衷于制造理论狂欢，不妨反思一下，文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摆渡者”的批评

　　施战军：这10多年来，远离文学现场的不及物批评、削足适履式的“项目课题”批评、堆砌大量文献而鲜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规范”批评、独尊某一创作思潮或者理论倾向而罔顾文学丰富性的“学阀”批评以及唯西方新潮马首是瞻而脱离文本实际的泛文化批评，等等，在学院批评中占据绝对多数。

　　解决之策，基于探究深层原因、实际触动现存形态并提供条件引导应有的走向。深层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我们的学院体制对所谓人文类学术成果的要求，是仿照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专业评价体系制定的。为了对各种项目申报以及职称晋升和评奖“有用”，机械化大生产出来的“学术模样”的成果，大批量地内循环于学院范围，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跟鲜活的文学关系甚微。我们的文学专业教育，也被从拿学位到拿项目再到拿职称的焦虑覆盖了爱文学的愉悦，内心的文学感受和兴味难以发达，更谈不上纯粹。由此，出产了那么多或者艰涩或者平庸的文学研究与评论著述，人文学科的成果恰恰缺少人文情怀，文学研究没有文学体温，与文学之美妙深邃无关。这样死硬的评价机制不改，一厢情愿地去触动学院文学研究和批评现状，几无可能。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学院批评也不能完全否定，毕竟学院中深厚的人文根基是文学学科的学术沃土，拥有人文自觉的学者会将文学史教学本身当成人文根基的自我修正的途径，并以此为新的文学确立源自史识的经纬。学院评价体制的消极影响再强大，也仍然会有热爱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存在。在文学史学术背景和新鲜的文学场域之间，学院批评就应该扮演好摆渡者的角色。这本该成为学院批评的优势，也是学院批评的乐事。也许，大家都清楚，在功利性的“生存”之外，“业余”所做的满载文心的文学批评，更能代表自己的志趣吧。

　　接通时代地气的批评

　　张江：文学批评是不是能寄希望于“业余”，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学批评不能远离当下。事实上，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当下性很强的学科。对文学发展脉动的敏锐捕捉，对新生力量和新质元素的及时发掘，对现实文学经验的梳理和提升，都鲜明地印证着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当下性。但颇为奇怪的是，在我们今天对文学批评的评价机制中，当下性反而成了要竭力祛除的要素。尤其是在学院内部，刻意规避当下，追求所谓的纯粹性、学术性，成为颇有市场的识见，甚至成为判定批评高下的标准。这是对文学批评本质特征的否定，也是对文学批评价值的消解。

　　陈忠实：文学批评有多少类型，我并不是很了解，但从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我希望看到介入当下的批评，即连通时代、接通地气的文学批评。因为这样的批评才可能真切，才可能务实，才可能发挥切实效用。正如鲁迅所说：“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作家无论写作什么，一定都会有当下的意识在内里起着作用。写现实题材是这样，写历史题材也是这样。我写《白鹿原》，并没有写到当下，但用当下的意识去观照过去，并在历史中暗含现实，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已经被一些明眼的批评家不断指出，这也证明这些批评家以批评的当下性，进而发现了写作的当下性。这样的不约而同的当下性，正使写作与批评，彼此呼应并良性互动。

　　对于写作者来说，读者的欢迎与意见，是更为重要的。批评家其实也是读者的一种，不过是更为专业的读者罢了。所以，既游离于时代，又游离于读者的批评与批评家，其实是既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市场的。

　　我在前年出版了一本近年的散文结集，取的名字就叫《接通地脉》。所谓接通地脉，是指我的这些文章，是在把握时代的脉搏、感受生活的脉动的过程中，有所感触，有所思忖，属于实打实的生活感喟与人生感悟。这种对于当下性、本土性的注重，是我对于文学的态度，也是我对于批评的态度。

　　其实，好的作家，好的作品，乃至常销的作品，留得下来的经典，都是“历史的文学摘要”和“时代的文学剪影”，是通过个人化的感受，对一定时代的历史与情绪的捕捉与定影。因此，解读这样的作家与作品，同时需要批评家面对当下驰骋思索，立足文本品评分析，而不是离开应有的时代定位与本土立场，凌空虚蹈，自说自话。

　　上个世纪至今100多年的中国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这100多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去写，就会有不同的艺术景观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我们的批评家应该为催生与百年中国历史相匹配的文学大家和经典作品而努力，而不是离开这样的大使命、大担当，去沉浸于批评的自弹自唱的小得意，乃至走向学术的闭门造车的小格局。

　　创新有效的批评

　　张江：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最近这一二十年而言，文学批评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文学创作的发展。这并不是说文学批评退步了。事实上，这些年文学批评与自身相比也有进步，但是，相比于时代和创作的发展，文学批评在跃升幅度上显然要大为逊色。“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老话，现在的情况是，逆水行舟，小进则退。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与时代和创作共奋进，甚至要有引领时代文化走向、左右文学创作风向的宏图壮志，批评才有未来。

　　白烨：当下的文学与文坛，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持续演变，随着市场化、大众化、全球化和媒体化的影响与推动，发生了种种新变。这种多样性与混杂性的文学现状，使得批评的处境、地位与过去迥然不同。

　　当下批评面对着不少难题，面临着诸多挑战，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文学批评确实需要在自省中自立，在自立中自强，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些属于自身方面的问题，也确实需要坦诚直面、深刻认识和切实解决。

　　首先，批评家需要增强社会责任心，增强历史使命感，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审美高端的感知，观察现状，洞悉走势，仗义执言，激浊扬清。要超出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一般关注，由微观现象捕捉宏观走向，由典型性现象发现倾向性问题。该倡扬的要敢于倡扬，该批评的则勇于批评，对于一些疑似有问题的倾向和影响甚大的热点现象，要善于发出洞见症结的意见和旗帜鲜明的声音。要通过批评家自身心态与姿态的切实调整，强化批评的厚度与力度，逐步改变目前这种文学批评宣传多于研究、表扬多于批评、微观胜于宏观的不如人意的现状。

　　其次，批评家在观念、方法和语言上，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比如有的批评家的思想与情绪还停留在过去的岁月，这使得他们在看取现状和表述问题时，都明显地与当下现实错位或脱节。还有不少批评家，在知识结构与理论准备等方面几十年“一贯制”，少有新的吸纳和大的变化，甚至明显老化。因此，在面对超出已有经验的新的文学现象时，要么是文不对题，要么就失语、缺席，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譬如在市场上长驱直入的青春文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网络文学，就基本上游离于主流批评的视野之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文学批评的“不为”，而是现在批评家的“不能”。这种现状长此以往，既可能会使如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难以得到品位的提升，也会使文学整体的和谐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三，要适应文学与文坛各个方面(从观念到群体)的新变化，走出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在批评的样式和方式上增强多样性，体现鲜活性，加大辐射性。比如，在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主的评论之外，要借助新的传媒方式和传播形式，适应新的阅读群体，介入各类文学评选、评奖;利用电视、网络视频等就有关现象、话题进行座谈、对话与讨论;利用网络阅读跟帖点评网络文学作品;运用微博、微信发布文讯、书讯，或短评、点评，等等。总之，要打破固有的观念，走出传统的模式，使批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话语权，实现有效性。

　　从“工具”中解放的批评

　　张江：影响读者，引领受众，这本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最近这些年，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已大大弱化，甚至已经丧失。批评需要服务于大众，这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在现有的机制下，批评家当然可以通过寄身高校，高枕无忧地打造没有大众的批评。但是，有一个道理必须清楚，任何一个学科，如果只是少数人的职业，它的生命难以长久。“有为”才能“有位”。文学批评，只有在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中有作为、有价值，社会才会赋予它地位和尊严。

　　曹文轩：文学批评是面向文本、面对现实的实践，对于读者而言，它更是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创作，犹如在繁荣而缭乱的土地上描绘地图，并把它呈现给普通的文学受众。一个读者是否接触文学、如何接触文学以及接触怎样的文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学批评。

　　过来人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更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些新锐的面孔和大胆的论断，是多么让普通读者陶醉，也让作家着迷。一篇最初让人大惑不解或者让人“气闷”的作品，可能就因为若干个敢于推介和评定的批评家，成为被反复讨论和传颂的经典。文学史上，“朦胧诗”“寻根”或者“现代派”之所以能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文学思潮，与批评家的参与和推动密不可分。

　　无论以何种方式，批评终究要并一定会影响和引领读者。可以说，与读者和作家的密切互动，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之所以辉煌的重要原因。建立与读者的关联是文学批评无法逃避的责任，也是它存在的根基。

　　伴随中国文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体学科化、学术化和学理化的大趋势，文学批评变得日益严谨。但毋庸置疑的是，“学院化”之后的文学批评慢慢变成了一整套“请神”仪式，只有经过对东西方理论大师的“请神上身”，开口说话才有底气。于是，文学批评变成一门独立而生僻的“学问”，并开始对读者丧失影响力和亲近感。一方面，这种“学问”对于作家的帮助不大——作家从这样的批评中获益甚微，甚至还制造误解;另一方面，对于职员、老板、农民工等读者来说，又为什么要阅读一篇艰深晦涩到犹如黑话的“批评”呢?

　　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对普通读者产生积极作用。沦为小圈子的玩物，是批评的悲哀，也是文学的悲哀。掉书袋，玩术语，纠缠于一些云山雾罩的概念，会失去与读者的联系，并会加剧文学的危机。真正的批评首先要直指人心、给人力量，使普通读者也可亲可感。

　　自然，批评的风格应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只是千部一腔的公共文体。例如，可以有一种本身也是艺术品的文学批评。这样的批评除了指出我们的审美理想，它本身就具体地呈现了我们的审美理想。它对人的影响不仅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像启蒙的光，但又像不断自我生长的植物根系，是随着反复阅读品鉴而不断向下深化的。批评要好读，要耐读，尤其要有在阅读中不断展开的复杂韵味。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把理性和感性、知识和感觉、艺术性和社会性统摄起来，成为既影响作家又引领一般受众的文本。

　　张江：时下，批评发生了严重异化。它的发展逻辑已经不再是“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而是“批评家需要什么样的批评”。需要维系“友情”的批评，于是批评就成了无原则的“好好先生”;需要评职称的批评，于是批评就成了按照所谓学术规范“集成”的呆板文章;需要满足理论欲望的批评，于是批评就成了理论的注脚或佐证。凡此种种，都有悖于批评的本义。让批评从这些世俗的或非世俗的工具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文学自身，是批评发展的希望所在。

　　《人民日报》(2014年07月29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