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专栏：文学观象·

  　对话人：

•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 李佩甫（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 周宪（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 笑既来自生活的真实，也要作用于真实的生活。要通过对笑的巧妙生发和合理运用，在一种娱乐的气氛中起到臧与否的实际效用，实现美与刺的社会效果
• 虽然笑不是万能的，没有笑却是万万不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智慧的笑声。我们有理由相信，提升和丰富笑的意蕴，在朗朗笑声中发现智慧，正是建构当代喜剧文化所亟须的
• 笑代表人们对历史或现实的一种态度，或赞赏，或批判，或嘲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评判。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如何笑，笑什么，不仅是个技巧问题，更是个取向问题、品位问题
• 没有矛盾，便没有意味深长、引人思考和回味的笑。直面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以及文学中的笑也就抓住了生活，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时代性

　　张江：文艺作品可以轻松幽默，引人发笑，这已经成为共识。曾经有一段时期，所有作品都是正襟危坐，满脸严肃，字里行间还不乏说教色彩。长此以往，观众和读者必然厌倦，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是在高频率、快节奏的当下社会，人们精神压力大，就更不希望在工作之余还绷紧神经。古人讲“寓教于乐”，就是说教化的实施，要通过使人愉悦的方式来达到。这些年，文艺作品中的笑声是多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笑要发自真实的生活

　　李佩甫：作为人的乐观情绪、豁达精神的一种表现，由幽默的手段、诙谐的情趣构成的种种笑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然随行物。所谓喜怒哀乐，人之常情，正是这种道理。作为现实生活审美反应的文学写作，也一直不乏幽默的艺术风格与文学传统。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评说一些老作家的创作个性时，就曾特别评点道：赵树理的作品，“明朗隽永中时有幽默感”；老舍的语言，“幽默感是他的特色之一”“似乎锋利多于蕴藉，有时近乎辛辣”。

　　在老舍、赵树理这些文学大师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鲜明而突出的个人风格，也能从中感受到那种扎根于现实生活、浸润于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性。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嘲的“搞笑”热潮，这种倾向由于与“娱乐化”思潮相呼应，大有蔓延到文学界的趋势。这种所谓的“搞笑”，不仅使网络上种种低俗娱乐新闻大为泛滥，电视娱乐节目中低俗桥段比比皆是，还涉及到文艺创作中对一些“红色经典”的无底线“恶搞”。这种做法颠覆了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判断，即便不是恶俗动机与粗鄙品味驱使下的冷嘲热讽，也是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的为笑而笑。

　　要让人笑，但不能一味搞笑，更不能胡搞和恶搞。这是因为，笑既来自生活的真实，也要作用于真实的生活。要通过对笑的巧妙生发和合理运用，在一种娱乐的气氛中起到臧与否的实际效用，实现美与刺的社会效果。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学习微笑》的小说。在一个颇具另类意味的学习微笑的故事中，包孕的正是来自生活本身的体验与观察。某国营食品厂的女工刘小水和其他几位女工姐妹，因要参与接待来访港商、各级官员的任务，被领导安排去训练班“学习微笑”。教“微笑”的老师说：“微笑表现的是一种自信。”可是面临种种生活困境的刘小水，表现不出来自信，她一笑，泪先下来了。在故事展开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刘小水都是在哭，她以哭来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哭成了她基本的生存状态。“学习微笑”对于刘小水是无比艰难的，原因就在于工厂的破产与官员的贪腐，使她难以抚平不断加深的心理创伤，难以摆脱“小人物”的悲哀。“不会微笑”之于她，既与她个人的性格有关，更与她的家庭生计有关。真正使她由哭泣转为微笑的，既有人生哲学的自我信守，更有生活环境的切实改变。笑在这里，不仅密切联系着生活的现实，而且内在勾连着生存的现状。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笑，这缘故，就是人们所置身的现实生活。不仅是笑这种行为离不开生活，所有的作家也都脱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看似是单枪匹马的文学创作，看似是艺术虚构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毫无例外地基于一定的个人生活，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因而，对于文学所面对的常青常新的生活世界，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深入生活，认识生活，用思想的亮光去烛照生活，用生活的活水去滋养文学。

　　智慧地笑并且笑悟智慧

　　张江：人为什么会笑，这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历代美学家都有很多论述。我们当前的文艺作品，并不缺乏笑声。综观时下流行的各种文艺样式，笑成了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元素。甚至在有些作品中，博取观众和读者的笑声，成了作者的终极目的，笑声的多寡，成了衡量作品成败的标准。至于用什么方式让人发笑，笑声中包含了多少况味，笑得低俗还是高雅，统统弃之不顾。

　　周宪：一个充满欢乐天性的民族，任何时候都不缺乏笑声。走进斑斓的中华民族文化史，各式各样的笑声不绝于耳。许许多多的笑声发自内心，充满智慧，让人叹服！

　　曾几何时，告别了一本正经的严肃文化，推销笑声的喜剧文化在今天演变为巨大的产业。脱口秀、模仿秀、综艺晚会、相声、清口、段子、喜剧片、动画……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找乐子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搞笑既逗乐又赚钱。于是乎，一大批笑声制造者应运而生，他们是笑声的供应商、快感的经营者，而喜剧文化则成了拉动经济的宝贵能源。

　　笑是生命能量的释放，但它不仅是一个生理反应，更是蕴含了复杂意义的认知过程。同是笑，却有不同的意趣和境界。当下走红于手机、舞台、荧屏、网络和印刷物中的不少所谓幽默笑料，说实话，并不那么有品位和格调。有一些是拿农民兄弟开涮，另一些以取笑残疾人为乐，太多的“恶搞”和“戏仿”在媒体上流行，笑声中常常充溢着低俗的趣味。必须指出，当下中国并不缺笑声，缺的是让人感悟智慧的笑声；当下中国也不缺笑声的制造者，缺的是创造智慧笑声的艺术高手。当格调不高的笑充斥媒体时，当笑声不再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时，这样的文化生态难免使人忧患。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病兆”？

　　让人们智慧地笑并笑悟智慧，需要对笑的文化意涵做深度开掘，提升笑声所蕴含的正能量，在笑声里寄寓积极的人生经验，在笑声里探究丰富的生活哲理，在笑声里展现向上的人格情怀。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转型与变迁，各种蓬勃向上的新事物、新观念、新体验层出不穷，这些无疑是当代中国喜剧产业的富矿。笑的文化史发展一再表明，幽默缺乏智慧便降格为庸趣，喜剧没了智慧就会变为流俗，笑声缺了智慧则成为傻笑。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的是智慧的笑。

　　我以为，智慧的笑给人以启迪，智慧的笑会触动心灵，智慧的笑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虽然笑不是万能的，没有笑却是万万不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智慧的笑声。我们有理由相信，提升和丰富笑的意蕴，在朗朗笑声中发现智慧，这正是建构当代喜剧文化所亟须的。

　　笑的艺术蕴含价值判断

　　张江：从本质上讲，笑是一种姿态。它代表人们对历史或现实的一种态度，或赞赏，或批判，或嘲弄。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评判。没有这种承载，只是通过插科打诨的语言卖弄，故作滑稽的肢体表演，甚至不惜违背伦理道德、世俗风尚，生硬制造笑声，其结果，只能是让笑声滑向低俗。

　　陈众议：笑或者来自生活的真实内容，或者消解虚假的生活内容。鲁迅先生说，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人们对庄重的、严肃的、重大的事情不会笑，但如果这种重大的内在意义沦为徒有外表、徒有形式时，对这种形式的揭露就产生了笑。

　　由此，我想起了一个美学上的历史“轮回”。1958年，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照相馆里出美学》，用极“左”的语言号召来一场美学的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学。这时，人们还没有识破这种语言的虚假空洞性，也没有笑。这种“照相馆里的美学”在21年后的1979年，却在一部相声所引发的笑声中被消解了。这个相声就是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离开生活的美学，在口号的装饰下，一开始似乎给人以庄严感，但由于形式主义必然会被人们厌倦，庄严的外壳遮不住空洞的内容，因而这种美学最终以笑来收场。国外也是如此，许多喜剧性的名著，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都表现了一种时空错位。前者揭示出时代风尚的变化使骑士文学变得可笑，后者揭示出沙皇统治下官僚制度的腐朽。在笑声中都有着真实的时代和生活内容。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研究滑稽的意义时说，笑的对象是生命的机械化。形式主义就是一种机械化，把生机勃勃的真实内容变成徒有虚假外表的东西。时空错位也是如此，换一个场景，虚假可笑的一切都暴露了出来。作家艺术家将人物引领到一个特定的角度，为事实投下一束奇特的光，于是，一切腐朽的东西，都以一种神奇的面貌出现了。

　　笑的对象，是天下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如果丧失了这个对象，就只好为笑而笑。一些喜剧性作品，没有生活内容，只是盲目地制造笑点，没有笑硬要搞笑，就会滑向恶俗。搞笑很容易，无非就那几个套路：笑人傻，或装傻逗人笑；男扮女，女扮男，或不男不女；笑残疾人，笑弱势群体；再就是一些现实指涉、性暗示。本来，喜剧要撕破人生无价值的东西，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去笑，而今这种搞笑行为本身就是无价值、无意义的，让人们笑得无可奈何，或者根本笑不起来。

　　笑要直面时代的问题

　　张江：笑是有重量的。生活中的琐碎片段、偶然事件，个人的际遇遭逢、情感波澜，当然蕴含着引人发笑的元素，但是，我们更需要那些与时代贯通的笑，通过笑声折射时代的进步或存留的问题。这种笑声即便轻灵舒畅，也蕴含着历史的深沉，让人在笑声中获得沉甸甸的收获。这就是有重量的笑。

　　赵炎秋：如果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那么，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笑和哭。文学的笑，或因幽默而起，或因讽刺而来。前者如狄更斯，他的《匹克威克外传》通过匹克威克先生及匹社成员一系列的事与愿违、好心办错事，在幽默、滑稽的外表下弘扬了人间的真善美，引起读者欢快、肯定的笑；后者如果戈理，他的《钦差大臣》通过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被一群外省小官吏误以为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的经历，尽情讽刺了旧俄官场的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引发观众鄙夷、否定的笑。但是，我们也能看出，两位作家的幽默与讽刺，针对的都不是个人琐碎的欲望与行为，而是时代的问题与要求。

　　生活中的一些琐屑欲望与事件如果以搞笑的方式表现出来，固然也能引起人们的笑，但这种笑是轻飘的、短暂的，有的甚至是无聊的、无意义的。这种形式的笑多了，人们难免感到乏味甚至空虚，因此它们不是文学的笑的主流。文学的笑，应该是有意义的、引人思考和回味的，对人对社会有益的。这样的笑，只有与时代的问题紧密结合才能达到。

　　时代的问题来自时代的现实，往往是时代的矛盾纽结所在。它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它的解决与否，往往关系到民众的幸福、社会的正义与发展。也正因为它是各种矛盾的纽结，关系到民众与社会的福祉，才引起大家的关注。矛盾意味着笑的可能。笑的内部机制是矛盾，没有矛盾便没有笑，至少，没有意味深长、引人思考和回味的笑。文学直面时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面对着一座笑的富矿。将文学的笑与时代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笑肯定、弘扬其积极的一面，讽刺、批判其消极的一面，推动、促进这些问题的暴露、转化与解决。这样的笑，才是厚重的、有价值的，才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笑应直面时代的问题，还意味着笑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生活变了，文学自然也要跟着发生变化，文学变了，文学的笑自然也要跟着发生变化。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以喜剧的形式批判战争，提倡和平，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现实和人民的愿望；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以喜剧的形式反映了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之后，旧的高利贷制度的过时与落后；1962年，李凖的小说《李双双》通过妇女中的先进分子李双双与胆小怕事、爱面子、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孙喜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现实与问题，使人们在笑声中告别过去，告别落后的思想与习惯；1978年，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通过对何是非背信弃义、口是心非以及最后众叛亲离的讽刺与批判，让观众在笑声中认识到“文革”中一些是非颠倒和政治投机者的丑恶嘴脸。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只能产生在它们所处的时代，原因就在于它们反映了时代的现实，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与问题。问题来自生活，是生活矛盾的集中表现。直面了问题，文学以及文学中的笑也就抓住了生活，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时代性。

　　张江：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这种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中国文艺作品沉重的底色和基调。时过境迁，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振兴，让中国文艺具备了表达笑意的现实土壤。但是，这种笑，必须具备思想和艺术的含量，禁得起审美的考量。不能为了搞笑而搞笑，更不能让笑声滑落到低俗、恶俗的泥淖中去。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如何笑，笑什么，不仅是个技巧问题，更是个取向问题、品位问题。

　　《人民日报》（2014年11月07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