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专栏：文学观象·

　　对话人 ：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教授)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阿来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作家)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评论家)
 

　　核心阅读

 　　主要以民族语言为标志的文学的民族属性，仍然是今天文学创造活动最为基本的属性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文学的民族性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的缘故

　　民族文学的根基在我们自己的民间生活和民族传统中。只有在民间生活的细微处，才能找到纯粹和鲜活的民族性

　　文学意义上的民族性，不只是由语言文字、叙述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还是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性所体现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意识。这种内在的东西，才应该是民族性的魂魄

　　作为接受者，对富含本民族文化元素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亲近感，并产生情感共鸣，符合接受规律。由此可以判断，民族化的文学更易于被大众所接纳认可

　　中国文学具有深厚丰实的独特资源，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为世界文学贡献另外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这既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唯一选择，也是世界文学在向中国敞开怀抱时寄予的最大期待

　　张江：民族性是文学固有的属性，是一个民族文学的身份标识。但在今天，民族性在文学中日渐稀薄。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席卷，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民族性根基的深刻冲抵，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将民族性视为本土文学生长的障碍，“祛除民族性”“追求普适性”成为一种潮流。我们的忧虑是，文学的民族性被削弱，文化的民族性也被削弱，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丧失，那么，民族的存在是不是也会失去存在的理由?

　　民族性是文学的身份标识

　　朝戈金：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文学的民族属性呈现减弱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出现，与人类活动半径大幅度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交流更加频繁、移民浪潮空前高涨、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整合(包括语言同化)效应增强等都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大多朝向削弱个体或群体民族属性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民族身份越来越难以从众多其他身份认同的多维尺度中凸显出来。但是，主要以民族语言为标志的文学的民族属性，仍然是今天文学创造活动最为基本的属性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文学的民族性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的缘故。

　　自从人类形成不同的民族集团之后，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学作品——作家的个人创作或民众的集体创作，都无一例外地首先是属于特定民族的：荷马史诗属于希腊，莎士比亚剧作属于英吉利，李白诗作属于中国的汉族诗歌传统。

　　这种民族性，首先体现在内容方面。有些文学内容是特定民族所钟爱的，也是其民族属性的重要标志。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大量存在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为世界史诗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贝奥武甫》到《亚瑟王与圆桌骑士》，浸透着古英语文学传统中常见的英雄主义气概。

　　其次，也体现在文学形式方面。例如巴勒斯坦的“西卡耶说书”(内容有特定规范，听众仅限女性)，日本的俳句，印度的吠陀圣歌传统，中国的词等等，都是这些民族在长久的文学发展中，适合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承创造出来的形式。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能看到大量的自有的文类，譬如蒙古族的“好来宝“(民间韵文体说唱)、彝族的克智论辩(双人盘歌式诘答)等，这些文艺样式，总是很充分地体现出文学作为精神产品与特定民族的文化特性、文学传统、集体审美心理之间的关联。

　　民族性是文学的身份标识。凭借这种标识，不同民族间的文学彼此区别，呈现出各自的鲜明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丧失了民族独特性，就意味着沉没和消亡。也许，在现实层面，它依然存在，依然有作品不断问世。但在真正意义上，民族的文学已经被淹没，民族的差异也会不可遏制地趋向消散。

　　鲜活的民族性在历史和民间

　　张江：文学的民族性在哪里?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一些作家热衷于面向西方，甚至习惯于以西方的表达来摹写我们的民族生活。这种借鉴和探求是有意义的。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不在西方，它在我们的民间生活，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只有面向生活，浸入生活，在民间生活的细微处，才能找到纯粹和鲜活的民族性。

　　阿来：作家都有一定的族群属性，所以文学具有民族性是不言而喻的。

　　文学意义上的民族性，在我看来，不只是由语言文字、叙述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还是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性所体现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意识。这种内在的东西，才应该是民族性的魂魄。文学意义上的民族性，也体现在民族历史的传统中。我特别欣赏别林斯基的一段话，他在《“文学”一词的概括的意义》中说道：“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能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

　　最近，我自己写作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主要是对发生于川属藏区这个小地方数百年的战争历史，进行纪实性还原。作品所写的瞻对这个地名，今天已经消失了。但不能消失的是，它已深潜于那块土地记忆深处的历史伤痛。有关瞻对的争取与争夺，事关不同地区藏族之间的内部关系，更事关汉藏之间的关系演变，通过对瞻对的过往历史的打捞，在透视其命运转承中，触摸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节，瞭望一个时代的族际交往，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汇流。有人认为我的这部作品写出了“民族的精神秘史”，我自己觉得是在挖掘隐藏在现实深处的历史情结，表达藏汉人民追求和谐、文明的民族品格。

　　跟文学的民族性相关的，是文学的民间性。我以为，现在需要特别强调文学民族性的民间资源。现在的文学教育教授的文学知识，基本上是以书面形式的文学影响与传统为主。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具体的文学创造，还有一个民间的文学资源与养料。其实，民间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从来就是重要的元素。比如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即便今天来读，仍会发现它跟电视里偶尔会看到的评书很相像，这种文学形式早在唐代就有，那个时候叫做“话本”。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没有变成一个固定的小说之前，其实在民间已经被一些民间艺人在不同的场合里反反复复地讲，讲过无数次后，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这种经过不断地虚构、不断地变化，比历史事实更好听、更好看的东西，是经过很多人口头的传说，再根据自己的兴趣不断地丰富，再由某人把最好的本子集中起来进行加工，最后变成了一本经典。古典小说的这种形成过程，证明民间化的重要作用。

　　鲜活的民族性在民间生活当中。我们做文学的人，做文学研究的人，做文学批评的人，不能总是深陷在文本当中，忘记丰富的民间生活，忘记丰富的民间传统。作家在创作实践当中，已经非常习惯于只把民间生活看成一种写作的题材来源，而不是从民间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包括看待生活的眼光，讲述故事的方式，等等。这样的结果，可能会使文学日渐淡化大众性与民间性，最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智力活动，文化人的智力活动，把它跟民间生活完全割裂开了，似乎纯粹了，但又失却鲜活了，这是不应该的。重建文学的民族性，民间资源是需要我们发现和重新审视的重要领域。

　　民族性对文学接受的重要性

　　张江：受众的文学阅读，具有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可以是隐藏的。期待的构成，主要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而这两种经验都建立于民族性之上。民族的生活经验结构并定型了民族的审美经验。对大多数受众而言，离开了这个经验，作品很难被接受和传播。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以接受和传播为指向，只有凭借民族性的元素，巩固并扩大民族的生活和审美经验，才能为本民族的大众接纳和认可，作品才能存活和流传。

　　张清华：在我的理解中，文学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它代表的不是一排排僵硬的文本，而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灵魂对话。如果这样把握文学，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才能够让对话成为可能，进而使作品被读者接受?我认为，应该是作家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相近的气息，或者叫气味。这种气味是一种神奇的黏合剂，一经相遇，便将两者紧紧地吸附在一起。民族性就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相近气息和气味的构成要素之一。

　　举个简单的例子。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在中国妇孺皆知，备受推崇。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把中国式的父子情真切、生动、传神地呈现出来了。与西方那种热烈、奔放、外露的情感表达方式非常不同，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含蓄内敛的，父子之间尤其如此。这是中国事、中国情，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性表征。朱自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作品才会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同身受，产生强烈的审美认同乃至民族认同。同样是这篇散文，如果拿给西方读者阅读，因为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其精妙未必能够被理解，作品也将失去魅力。我们时刻生活在民族传统的光辉之下，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化审美趣味。作为接受者，对富含民族文化元素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亲近感，并产生情感共鸣，符合接受规律。由此可以判断，民族化的文学更易于被大众所接纳认可。

　　我们不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是可以相互接受的，而且可以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从审美和语言的意义上讲，不同民族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转换是有巨大间隔的，既难以将原著本土的精髓准确传达，也难以用本土民众接受的方式准确表达。这种转换中的损耗无可弥补。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民族，长久流传下来，并内化为这个民族精神底蕴的文学经典，从来都是本民族的文学精品。这一点，即便在文化交流无所不在的今天也依然如此。这同样佐证了民族性对文学接受的重要意义。

　　靠鲜明的民族性融入世界

　　张江：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扩大，让中国文学生出了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巨大冲动。在汇入世界文学版图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拿什么来走向世界?唯一可以秉持的是民族性的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丧失了民族性，迎合想象中的他者趣味，不仅会在文学中丧失了自我，也不可能真正地走进世界。民族性才是中国文学登上国际舞台的独特资本，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阎晶明：当代中国文学面临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世界文学。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独特风景，但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走向世界”的任务。五四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但那时的中国文学也没有“走向世界”的自觉要求。直到新时期以来，在对外开放的宏大背景下，中国文学才有了开阔视野，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才真正成为中国作家迫切而强烈的愿望。

　　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文学凭借哪些因素参与世界文学主流的建构?在通向世界的途中，中国文学是否还有必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性?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作家认为，“走向世界”就是跟随和追赶国外潮流，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摹仿什么，西方作家怎么写，我们就跟着怎么写。以为这样就与世界接轨了，就融入了世界文学格局。事实证明，拾人牙慧解决不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追随和摹仿，即便达到了同步和逼真的效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再造一部中国版的西方文学。提供不了新的经验和启示，这样的文学对世界没有意义。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反而日渐淡漠。其结果，不但未能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反而是更加严重地被边缘化。

　　所谓“世界文学”，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公共性概念，世界性就存在于具体的民族性中间。文学自古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今天也仍然如此。世界文学在现代社会的确立，说到底，就是对各民族文学多样性的呈现。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想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必须具备与众不同的唯一性，为世界贡献独特的价值。民族性就是这种独特价值的根本。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存在本质不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认同等宏观层面，也体现在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甚至一颦一笑的每一个细节。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文学深厚而丰实的独特资源。依托于此，中国文学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为世界文学贡献另外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展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赢得世界文坛的尊崇和礼赞。这既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唯一选择，也是世界文学在向中国敞开怀抱时寄予的最大期待。

　　民族性是中国文学登上世界舞台通行证。外面的世界绚烂多彩。中国作家在这多彩的诱惑面前，与其再左顾右盼、徜徉逡巡，不如真正踏踏实实地面向自我，塑造自我，凭借民族化的鲜明形象跻身其中。

　　张江：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国际视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凝望、欣赏、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拥抱世界不能丧失自我。有的人写作，一心想着外国人怎么看，译成外文是什么样子，国际影响会如何，这很幼稚。中国作家的作品，首先是“中国的”“民族的”，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可，然后才可能有国际影响。以为外国人说好就是好，通过讨好国外舆论来炒作自己，这种想法已为今天的广大受众所不屑。全球视野下的文学，有民族性，才可能有审美价值，因此民族性至高无上。也因此，必须努力重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

 　　（《人民日报》2014年04月29日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