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骆越是我国以壮族先民为主体的岭南地方族群，早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他们就已经开发南海。秦以后，他们在中央政权支持下持续开辟已有的海上航路，曾到达东南亚、太平洋以至南美洲，并与当地土著有过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在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重新探索骆越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有助于找到契合时代发展精神、加强国内外文化认可与经济往来的增长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 骆越 南海开发 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比中国西北至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出现时间还早，它的开发与壮族先民——骆越族群的贡献密不可分。这条丝绸之路使中原的丝绸、瓷器等经湘江运入灵渠、桂江到达北流江，再被转运到一山之隔的南流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再入海。因越南部分道路不通，货物从合浦运到徐闻，从徐闻再经南海运往海外。往海外的东支航线从广西合浦进入南海，沿南太平洋的大洋洲，经过从西到东一系列的岛屿，循皮特克岛、渔西岛、复活节岛等岛屿到达南美。然后，沿南美西海岸一路往北就可到达美国洛杉矶。如果走密克罗西亚的话，就可以到达萨摩亚群岛。这条丝绸之路东支的存在，不但有史料记载，且有强有力的考古证据支持。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路线的重新认识，将有助于在“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增强骆越后裔——壮、布依、侗、水、毛南等民族的自信心，找到这些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文化上彼此沟通的基础，带动这些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对外商贸发展。

　　一、骆越开发南海

　　骆越族群以壮族先民为主，兼有布依、黎、侗、傣、水、仫佬、毛南等壮侗语族先民。骆越在先秦时期已建立地方政权，被记录在《逸周书·卷七·王会解》中。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骆越方国随南越国灭亡，存在时间长达1000多年。

　　据史料考证，骆越族群的活动区域北到红水河、右江流域，南抵越南中北部，东至珠三角一带，西达百色西部，面积约为35万平方公里。在鼎盛的方国时期，骆越北部与西瓯接壤，东面挨着南越国，西面紧邻句町国，三面受制，只能往南发展，寻求更有利于生存的各类资源。南面朝南海，这也使骆越之民更注重对南海的探索与开发，成为受益于海洋丰富资源的族群。西沙群岛甘泉岛上出土的红色夹砂粗陶的陶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陶片中还有成套的瓮棺残部[1]，与桂林甑皮岩遗址中9000年前的瓮棺相似，均为二次葬的葬具。二次葬风俗及这种瓮棺至今仍在壮族地区传承。南海岛屿上早期的文物带有鲜明的骆越族群文化特征，是他们曾开发南海的有力明证。

　　早在先秦时期，骆越与中原王朝就有了密切往来。《逸周书·王会解》载，骆越部族（路人）曾向商朝进贡。当时，开国君主成汤认为“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在，而献远方之物，视实相反盈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代表他诏令四方，让“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钟牛，蛮扬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文中所提及的这些地方政权，都是被商朝所认可的诸侯之国，因此让其进贡。可见，骆越在商时就已被视为中央政权的属国。

　　汉文典籍也曾记录了尧、舜、禹涉及南海事务的管理，中原王朝与边疆的骆越族群并肩作战，开发、探索南海丰富宝藏。骆越之地有长达4千余米的海岸线，从今广东西部一直沿着海岸往西南延伸，直至越南中北部，海南岛也是他们掌管的属地。海南岛是骆越族群深入南海、寻求生活资源与宝藏的重要之地。这在汉文典籍中都有记载。《左传·襄公十三年》中说楚共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江汉》中记载：“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僻四方，彻为疆土。匪疚匪棘，王国耒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处的王为周宣王（前827—前782年），他让身在相位的召虎管理和开发南海，也只能是通过骆越这一地方政权来实现。当时向商周臣服的南部地域包括了今日广西、广东、海南、香港、澳门直到整个南海和越南中部。《汉书·地理志》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处近海，多犀、象、玳瑁……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郁林、合浦为骆越族群的聚居之地，地名均来源于骆越古语，至今仍可以用壮语解释。

　　骆越人取南海资源与中原互通有无，开展商贸，使中央王朝对南海愈加重视。汉武帝也曾派遣舰队从广东徐闻出发，渡南海历经数国，并到达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旧唐书·韦坚传》里则提及 “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宋代范成大曾记录骆越后裔渔猎南海物产10种，并惊叹“其类庸可既哉”。[2] 明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文中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地也。”他对于骆越与交趾海的关系很清楚，交趾海也即骆越海，主要指今北部湾，是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史以来，骆越就一直在开发北部湾和南海。海南省博物馆曾展出一本手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其基础是历代海南渔民使用的、主要标示西沙和南沙海域航线、岛礁地貌和海况以及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和气象信息的航海针经书。这本经书的背后，是骆越后裔世世代代对于南海进行探索、开发与经验累积的的有力证明。书中对于南海诸岛的命名，具有悠久的历史沉淀。

　　至今，南海诸岛依然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最早开发南海海域的中国骆越族群，功不可没，其政权海疆直抵今日南海最南端的南沙群岛。

　　二、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航线的开辟

　　骆越在开发南海、掌握丰富的航海技术等条件下，与早期汉人共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原的丝绸、瓷器等经湘江、灵渠、桂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合浦，再入海。因越南部分道路不通，货物从合浦运到徐闻，从徐闻再经南海运往海外。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主要是各种香料，供帝王及官宦人家使用。日本人藤田丰八曾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一书中详细论证过这条海路的路径，惊叹其开辟时间之早，活动之频繁，在黄武五年（公元220年）已颇具规模。[3]《汉书·地理志》也曾记载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岩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多来献。”黄支国在印度东海岸康契普腊姆，地处马德拉斯西南。后来这一海上航线延长到阿拉伯湾和非洲东海岸。其实，除了经南海往西而去的海上航路，还有一条由骆越人为主体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航线，沿大洋洲从西到东的一系列岛屿，然后经皮特克岛、渔西岛、复活节岛等岛屿到达南美。再沿海岸往北就可到美国洛杉矶。如果走密克罗西亚的话，就可以到达萨摩亚群岛。虽然缺乏史料记载，但在语言、考古、民俗、神话等多方面证据支持下，这一线路才逐步浮出水面，为学术界日渐熟知。正如著名越史专家、《太平洋》编委会副主任石钟健教授指出：“第一，中国古代东南沿海越人船队，由于种种原因，早在公元之前的一、二千年间，已经来到了南北美洲。第二，他们分别从太平洋北岸航路和太平洋中路诸岛间，从西到东，闯出了太平洋上的两条古路”。[4]这个观点，有着考古、民俗、语言、神话等诸多证据支持，在此进行介绍。

　　1、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路线的考古证据

　　（1）有段石锛

　　石锛是磨制石器的一种，一般为长方形，单面刃，装上木柄可砍伐、刨土，是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主要生产工具。有的石锛上部有“段”（即磨去一块），被称为“有段石锛”。有段石锛是古越人尤其是骆越人的重要劳动工具，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它的弓背中间有120度左右的折角，形成一个脊棱，整个石锛被分成两段呈“í”形。有段石锛不但可以作为农具使用，也可作为修船的重要工具，船有漏洞、破损，均可以使用这个灵巧的器物。有段石锛沿太平洋中部岛屿一路都有发现，直至南美等地。这为骆越人沿岛而下提供了证据。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与传播了他们所熟悉的、使用方便的劳作工具。

　　（2）石锚

　　1975年在洛杉矶附近的海域，潜水员梅尔斯特里发现了9块沉重的“怪石”，经鉴定才知道他们是5块石锚、2个石枕和1个石码（起锚工具）。到1976年，被找到的此类石块逾30块。美国圣地亚哥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蒂曾如此描述：“新发现的石锚有两起，一起是两件‘圆柱体’和一件‘正三角形’的人工石制品。那是三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帕拉斯维德半岛的‘浅海’里发现的。”“另一起是‘一块中间有孔大而圆的石头’，石头上集聚了一层薄薄的锰矿外衣，它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小麦德西诺小岬附近……打捞出来的。”[5]他指出这类石料为沙岩（灰岩），不存在于美洲太平洋沿岸。同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文化权威克莱门特·米恩认为：“这种石块无疑的不是印第安人制造的。”8经研究，中国华南沿海是这种石料的唯一产地。中国2千多年前的文献已记录下船只在航海中使用这类石锚的情况，其形状与洛杉矶海域发现的石锚属同类。《新唐书·孔戣传》有载：“戣为岭南节度使，蕃舶泊步，有下碇税，戣禁绝之。”碇，垂舟石，即石锚，岭南船舶素有使用石锚的传统。广西贵港出土的骆越铜鼓上有精美的船纹，船的头尾均有坠于绳上的石锚，是渡海时对抗风浪的重要之物。后经测定，在洛杉矶海域找到的石锚成形已有3千年的历史，结合岭南的史料与民俗分析，应为中国沿海居民——骆越人当时到达美洲留下的。

　　石锚和石锛的发现使“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说法遭到了挑战，在1982年10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有了《别了，哥伦布》这样一篇文章，指出“在加利福尼亚海域的一些发现表明，在哥伦布之前，中国航海家早已到达美洲！”这是骆越先民对中华民族巨大成就的贡献。

　　2、民俗遗存

　　百越先民传统的丧葬、干栏民居、凿齿等习俗，在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路线上的岛屿与族群中多有发现，或为渡海行舟越人的遗迹，或为其文化的遗存与影响。

　　百越先民素有二次葬（瓮棺葬）与悬棺葬习俗。至今在壮族地区仍盛行历史悠久的二次葬。壮族在老人去世后，用棺材土葬三年左右，然后择吉日开坟，将遗骸捡出擦干净，并对应人体部位放入竖长的陶罐之中。在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航线的岛屿上，也曾发现不少的二次葬陶罐，经考古测定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或为早期海员的遗骸。[6]且古百越亦有悬棺葬的习俗，悬棺葬多有船形葬具，来自于日常使用的独木舟。这也和他们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骆越人航行的海路上，亦常发现悬棺葬。如菲律宾巴团甘（Patungan）洞中的木棺，就是具有百越文化特征的两船相复式的船棺。此外，在婆罗洲、西里伯等地区均有发现船形葬具。[7]

　　在历史上，关于越人“僚”、“蛮”等族群的汉文记载多提及“凿齿”之俗。《太平寰宇记》载：“（贵州）有俚人，皆为乌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齿”，“（宜州）悉是雕题凿齿，画面人身”，“（钦州）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蛮僚之类凿齿、穿耳”。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土（都）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博物志》云：“僚妇生子既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这当然属于成年拔牙。《炎徼纪闻》云： “父母死, 则子、妇各折其二齿投棺中, 以赠永诀。”这无疑是服丧拔牙了。[8]直到现在，壮族、布依族、傣族等越人后裔都或多或少保留了染齿、饰金齿等习俗。正如李锦芳指出：“侗台先民曾流行凿齿（断牙）之俗，可能是一种‘成年礼俗’，后演变为‘饰齿’，如包金箔，咀嚼槟榔使牙发紫变黑等。”[9]这一习俗在越人文化中的重要性也被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克娄伯（A.I.Kroeber）、中国民族学家凌纯声等屡屡提及。此外，越人传统的干栏房屋与南方潮湿、闷热、多虫蛇的环境相适应，可以有效通风、防潮，管理牲畜等。凿齿之风与建造干栏的工艺，在沿太平洋、从中国至大洋洲一路的岛屿上均有保留。这与越人的迁徙、航海活动有着内在的联系。

　　3、语言证据

　　根据大量的语言学材料，越人后裔所操的侗台语不但与汉语关系密切，且与南岛语共享一定的同源词，如属于南岛语族印度尼西亚语与侗台语族壮傣、侗水、黎等语支的语言存在不少同源词。印度尼西亚语与我国壮侗语族三个语支是同源词的有：月亮、水、火、田、村、孩子、眼睛、舌头、肩膀、骨头、腿等等，且多为早期的核心词汇。[10]

　　侗台语研究专家李锦芳也指出，越人早期语言为黏着语，与新西兰毛利人语言也保留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词汇；毛利人自己的研究认为自己来自于台湾，而台湾早期也属于越人活动的地域。[11]在南美玛雅人的语言中称脚为“卡’”，骆越后裔亦称脚为“卡/嘎”，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中也能够找到相似的词。[12]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越人的语言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支路线上不少当地语言都有深层的关系。由此亦可推测，越人沿海而下，穿越太平洋，在当地留下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

　　4、神话信仰

　　石钟健先生曾指出，“越人为什么自西而东横渡太平洋？不论从太平洋北岸航路说，或者从菲律宾经马尼拉横渡太平洋的中部航路说，都是自西向东，‘朝东方去’的，这显然是由于他们受到原始宗教信仰支配的结果。”[13]

　　流传在壮族民间的《祭太阳歌》、《妈勒访天边》等反映了骆越先民对太阳的崇拜，这或许是他们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东支并持之以恒的信仰基础。《祭太阳歌》歌词的内容为：远古，天上有十二个太阳，轮流挂在天上，大地被烤得一片焦黄。由于不分白天黑夜，人们一睡就是几十年，等醒来，地板藤爬满了全身。那时昼夜不分，人们认为是太阳在作怪，去求教大神布洛陀，布洛陀召集人们射太阳。众人推举郎星去射太阳，射落了十一个，众人叫郎星留下了一个做白天。十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剩下的那个太阳躲着不出来，天地一片漆黑。没有白天不能生活，妇女们聚众商量，推举身强力壮的一位妇女去找回躲着不出来的那个太阳。身怀六甲的乜星主动承担了去找太阳的任务，并说：“我现在怀有身孕，如果我找不到、追不上太阳，但我生下的孩子会按我们的意图继续去找太阳。”众人同意乜星去找回太阳，乜星顺着鸡叫的方向（酉方）去寻找太阳，翻山越岭，一路靠吃野果来充饥，并在途中生下一个女孩，她又带着女儿寻找了二十年，终于找到了躲着的那个太阳。她们请求太阳返回天上照亮大地，太阳对母女说：“我是一个女人，没有衣服，光着身子怎么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母女的百般央求下，太阳被请回到村头的树林中，还是不愿上天。乜星又去求教布洛陀，布洛陀说：“你们叫太阳带上金针、银针上天，谁看她就用针戳他的眼睛。”按照布洛陀的办法，太阳带着针同意上天了，从此有了白天和黑夜。人们想偷看太阳女神那美丽的胴体，她就会用针戳眼睛。[14]流传在桂西地区的《妈勒访天边》[15]，讲述的是由于大家好奇天的边在哪里，就打算派人去寻找天边，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一个孕妇主动请缨说，自己就算找不到天边，剩下的孩子还可以继续找。大家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同意她去找天边。她一直向着太阳升起的东边走去。后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子长大了之后，继承妈妈的愿望，还继续走下去找天边。这个神话中所提及的天边，是对太阳升起方向、太阳的一种崇拜转变。

　　壮族民间的信仰形象，在东支航线也多有发现。如壮族有雷公信仰，其形象人身、鸟喙、禽足、鸟翅。有意思的是，印第安人的雷公形象也与之类似，在印第安语中雷公被称为“引起雷雨的巨鸟”。对其它口头传统的关系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下意义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拉开了“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实施的序幕。如今，在“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下，我国的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发展迅速，效果良好。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有西支航路的传统支撑，在东支航路上也有新的开辟，如我国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往来与经济互动，发展迅速。

　　作为骆越中心区域的广西，拥有1595公里海岸线和1100多公里陆地边境线，沿海的北海、防城港、钦州具有悠久的通航、通商历史。因此，在“一带一路”政策下，重视骆越海上丝绸之路东支的历史，重新探索其早期的海上文化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留在北美‘浅海’中的石锚，和散布在太平洋群岛以至南美等地的有段石锛，就是古代越人打通太平洋航路的实物见证……越人船队虽不能说是世界上从海路最先来到美洲的人，但至少比哥伦布到西印度群岛，早几千年，……亚、美两大洲的海上交通，至晚在公元之前的一、二千年间，已经开始了。”[16]这也是我们推进当下“一带一路”发展，寻求更多文化交流、商贸发展机会的历史基础。它有助于充分发挥骆越地区的独特优势，构筑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进一步推动“边海经济带”建设，努力走出新常态下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

本文原载《贺州学院学报》2017年0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