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元时期,维吾尔族景教徒拉班·扫马与弟子拉班·马可从汗八里(元大都北京)出发,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期望到圣城耶路撒冷朝觐,并传达东方中国的信徒对基督的虔诚信仰。他们的西行不仅仅承担宗教的使命,拉班·扫马还奉波斯伊儿汗国的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陈述了景教派的教义,弥合了分歧,并使教皇承认了景教的合法身份。拉班·扫马的丝路之行是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与同时间逆向行走的马可·波罗一样,为东西方相互了解、相互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景教; 拉班·扫马; 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维吾尔文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关系的历史发展研究”(13&ZD059)

　　在我国有关丝绸之路中西交流史的研究中,甚少见到拉班·扫马的身影,但在西方,拉班·扫马的西行壮举,其影响不比马可·波罗小。14世纪以来,拉班·扫马的西行在西方受到不少关注,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在于拉班·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而在于拉班·扫马除了完成基督教徒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朝觐使命,还专奉波斯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王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欧洲。他在法国、英国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且在罗马向教廷红衣主教们陈述了景教派的教义,弥合了景教与主流基督教之间的分歧。拉班·扫马的丝路之行是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与同时间逆向行走的马可·波罗一样,为东西方相互了解、相互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拉班·扫马事迹不被中国人所熟知,自有其历史原因。首先因为景教不在中国主流文化圈之中,很少受到关注。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公元5世纪的时候,因其创始人聂斯托利宣称基督耶稣具有人与神的二重性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而遭驱逐。信徒流亡东方,以波斯为据点逐步向中东、中亚扩散。大约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的时候,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景教名字初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教在中国内地虽有传布,但并不兴盛,又经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法运动,在佛教、祆教受到清洗的同时,也遭灭顶之灾。景教寺院被撤毁,神职人员皆令还俗,景教在内地几乎绝迹。其次,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与中亚的发展与扩张,留给景教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影响力逐步减弱,有关景教圣徒的事迹被逐渐淡忘了。直到1887年,一名年轻的土耳其景教徒将手中的一个手抄本交给库尔德斯坦穷困潦倒的占星家所罗门阅读,意外发现竟是记述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事迹的书。这部书稿很快在巴黎出版,有关专家不断在《亚洲杂志》《博物馆》等研究杂志上刊发研究论文,这才重新唤起人们对拉班·扫马的关注。这部书稿就是14世纪波斯伊尔汗国时期佚名作者所著的《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

　　研究者大多认为,《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的作者很可能是跟随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使团的成员,因此对他们的情况和经历有直接的了解。根据该书记载,1275年,景教徒拉班·扫马与弟子拉班·马可(马古斯)从汗八里(元大都北京)出发,经宁夏、甘肃、高昌、喀什噶尔、伊朗、伊拉克,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觐。

　　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原名巴·扫马,“拉班”是叙利亚语,又译作“列班”,是“大师”、“教士”的意思。相传其父昔班与母亲克亚茹塔多年不育,因不断斋戒祷告而感动上帝,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为了感念上帝的慈悲,他们给儿子取名巴·扫马,意为“斋戒得子”。扫马1225年出生在汗八里(元大都北京),父亲昔班(也译作奚本)是景教大都教区的巡察使。拉班·马可是汪古部人,1245年在科尚城(内蒙古东胜)出生,他的父亲拜涅尔是该教区的景教副主教。因汪古是9世纪“回鹘败亡漠南时被唐朝驱散后留在阴山一带的余部”融合其他民族而形成,故亦可视为回鹘之一部。[1]所以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可也是畏兀儿人。如罗香林在翻译《元代景教大德西行伟跡记》的跋中就说:“余蒙昧无似,于景教史实,鲜所研考,惟以讲授中西交通历史,不能不依类及之。矧司马与马可,虽系出畏吾尔族,然自元代以还,其族众已混合于中国民族,司马旧居汗八里,即北京,与马可旧居之东胜城,亦皆属中国要地。二人与景教诸关系,为讲述元史者所不可忽。”[2]300罗香林是较早关注扫马和马可与景教关系的学者,他将“扫马”译为“司马”。此外,中外学者大都认为扫马与马可皆为畏兀儿人。

　　历史上畏兀儿人与景教具有很强的关联。虽然景教在中国内地受到迫害,但是在偏远的高昌回鹘王国,景教在畏兀儿人中奇迹般得以发展,并在宋元时期,以吐鲁番为中心向河西走廊以及蒙古草原扩散。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的探险考古学家在吐鲁番高昌故城东门附近发现了景教寺院壁画,绘有回鹘人面部特征的景教信徒手持棕树枝欢迎耶稣进入耶鲁撒冷城的仪式,这一日被称为圣枝节。圣枝节亦称基督苦难主日,是指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在这个主日里,教会会举办庆祝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并追念他遭受苦难的仪式。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受难前五天,从伯大尼村骑着小毛驴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脱下衣服铺在路上,砍下棕树枝拿在手中,前呼后拥地表达着对耶稣的崇敬,坚信他能够拯救人类。此外,在吐鲁番的葡萄沟、吐峪沟等地还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及叙利亚文景教经文残页,直接反映了高昌回鹘王国景教的繁荣。

　　宋朝时期的高昌回鹘王国还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俄国著名突厥史学家巴托尔德在《七河史》中对吐鲁番地区就描述说:“畏吾儿人,一半是基督教徒,一般是佛教徒”。[3]这里说的基督教徒就是指景教教徒。这些畏吾儿景教徒不仅创造了高昌回鹘王国的基督教文化,而且也向东影响了河西走廊的沙洲和瓜州。杨富学在考察和研读了莫高窟壁画以及出土文书后得出结论说:“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有一组9—10世纪的粟特语基督教文书,其术语明显呈现出回鹘化倾向。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用的虽然是粟特语,但他们更习惯于用回鹘语来进行思考。这一事实使人不由联想到当时敦煌也许存在着一个操粟特和回鹘两种语言的基督教团体。”[4]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归顺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成吉思汗有四子),并招募大批畏兀儿人帮助蒙古人管理行政和教习文化。而蒙古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让许多高昌回鹘王国的佛教徒和景教徒进入到蒙古统治辖区,拉班·扫马的父亲昔班应该就是那个时期来到汗八里(元大都)的。

　　关于昔班,朱炳旭在其翻译波斯佚名者的《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中作注释说:“《元史·昔班传》曰:‘昔班,畏吾人也。父阙里别斡赤,身长八尺,智勇过人,闻太祖北征,领兵来归。从征回回国,数立功;自请为本国坤闾城达鲁花赤,从之。仍赐种田户二百卒。昔班事世祖潜邸命长必阇赤,中统元年,以为真定路达鲁花赤,改户部尚书宗正府达鲁花赤。’《元史》134卷,从其生活年代和所任官职来看,应即此文所述之昔班也。——译者注”。其实,这是朱炳旭的失误。元史记录的这个昔班并不是扫马的父亲,朱炳旭是张冠李戴了。最早将《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翻译成汉语的是罗香林,他将此书取名《元代景教大德西行伟跡记》,1966年就由中华学社出版了。他的译文说:“中国有一个景教徒,出自畏吾尔民族著名部落中的名门,名字叫作奚本(Shiban),身份高贵、而敬虔畏神,家事富有、而秉性纯良。做过苏拉(Saora,又译为扫拉)……” [2]227奚本就是昔班,苏拉或扫拉就是景教巡察使,是景教教会的一个职位。看来,作为扫马父亲的昔班是一位神职人员,他同时在朝廷为官从政的可能性不大。

　　昔班既然是景教神职人员,他对儿子扫马的教育自然就有倾向性。正像朱炳旭所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中所记:“他们养育他(在一段值得称赞系统教育之后),至其能接受教导之时,他们将他交与一可敬之老师,并在他面前(即在他的指导下),以教会学问勤勉地训练他。” [5]2景教教会的学问,就是基督教的学问。扫马在教会严格的训练下,“过着一种严格的贞洁与谦卑的生活且全身心投入,以获得精神之超越,他努力使自己契合于来世的万事万物”。 [5]2在扫马23岁的时候,他决心接受洗礼,献身于主。“他随即散其家财即其服饰和普通衣物(或家具)于穷人,且着僧装;他接受圣洁虔诚的神甫马·吉瓦吉斯(Mar Giwaqgis)(乔治)总主教的剃度。他开始劳作于主之葡萄园中,期望将来进入天国,获得天国的宝藏,他坚信自己必得全部第纳尔(dinar)作为回馈。他给自己辟出一间密室,幽闭其间达七年。此(期)过后,他决定脱离人类,到与世隔绝的深山里去实践其苦行生活,以便能在彼处如同一位隐士般(安静)地修持。他随即出发,离开他们(即其父母)的城市,行走一天,他决定居于彼处。他找到一可靠之地,有一处洞穴,其旁山中有一泓泉水。他静坐于彼,并感谢上帝。他的德行让他成为一非常可敬之人,终于,其美德在彼地流传开去,群众常常聚集于他周围,聆听其话语,每个人都将荣誉划拨于他(即归于他)。” [5]3

　　拉班·扫马的归隐修行地究竟在哪里呢?依据离北京一天的行程,英国基督教史学家阿·克·穆尔推测说:“或许我们已经注意到,十字寺和北京的距离及其位置,也许可能靠近拉班·扫马和尚静修之处”。[6]阿·克·穆尔所说的“十字寺”,就是北京房山三盆山的十字寺。此山坐北朝南,山势平缓,一股清泉自西向东淙淙流淌,四季不断。清流分段跳进如盆的三个水池,由高到低顺流而下,三盆山由此得名。今天,在三盆山车厂村尚流传一个传说故事,说“相传在元朝的时候,畏兀儿族的景教修士列班·扫马由汗八里(元大都)来到了房山县车厂村北面一个群山环绕的猫耳峰山的小山凹中,想找一处幽静的地方过静修的生活。列班·扫马修士在山凹中发现了一座破败不堪的佛教寺庙,已经无人居住和经营。寺庙坐北朝南、向阳背风,四周花草繁茂,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令人遗憾的是寺庙附近没有水,列班·扫马修士正思忖着如何把山上的水引到寺庙来的时候,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来到面前讨饭。列班·扫马修士出于博爱之心,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取出奉献给老人享用。老人见列班·扫马修士心地善良,便带着列班·扫马修士向猫耳峰山顶走去。一路上,乱石峥嵘,荆棘抡掠,艰难攀登,大汗淋漓地来到山顶的乱石沟中。只见老人用手在一块大青石上连划了三个直径为二米左右的圆圈,接连吹了三口气,霎时间山顶上冒出三个水盆。涓涓山泉水从水盆中向外流淌,一直流到寺庙的门前。老人告诉列班·扫马修士说:‘一盆水用来洗浴,一盆水用于浇地,一盆水可食用。’由于得到老人的帮助,列班·扫马修士决心在三盆山猫耳峰下破败不堪的佛教寺庙的旧址上建立景教十字寺”。 [7]去除传说的成分,看来扫马的确来到房山三盆山,将一个破败的佛教寺庙改造成景教十字寺,并隐居修行。

　　十字寺始创于东晋,原是佛教寺庙,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重修,辽代再修后更名为三盆山崇圣院,到了元代改为景教教堂,元顺帝赐名十字寺。房山景教十字寺的遗址至今尚存,虽然房舍无存,但房基仍可辨,特别是留存下来两块汉白玉石碑,记载了它过去承载的特殊历史。一块石碑为辽代《大都崇圣院碑记》,立碑时间是大辽应历十年(公元960年),一块为元代《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立碑时间为大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两块石碑相距400多年,寺院性质也由佛教转成景教。拉班·扫马在房山十字寺修行了大约快20年的时候,东胜(即科尚城)的马可(马古斯)慕名来到房山十字寺,他央求扫马:“我切望成为一名修道士(或隐士)。因我闻听你之盛德,故我抛弃一切来此找您,旺蒙成全我之夙志”。[5]5扫马收留了马可,与他一起苦修悟道,三年后,同意与马可一起去耶路撒冷朝觐。于是,50岁的拉班·扫马与30岁的拉班·马可于1275年从元大都出发了。

　　二

　　拉班·扫马与拉班·马可的西行目的,最初纯粹是宗教的。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向忽必烈请示以获得许可。因为他们认为,从汗八里向西到耶路撒冷的路,都在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道路通行与驿站补给都没有问题。但是,当地的景教信徒对他们西行朝觐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还是充满担忧,都来劝阻他们,他们则表达了坚定的意志:“我们摆脱尘世,出家为修士,已是历有年所。此身既已超然物外,就无所谓艰难,亦无所谓恐怖,只求你们本着基督的爱,为我们祈祷平安”。[2]231 他们行走到马可的家乡汪古部地界的时候,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他们都是景教徒)也尽力劝阻。孔不花是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的女婿,而爱不花则是第五任大汗忽必烈的女婿。他们劝说道,我们正在费力地从西方邀请主教和教士,你们却要离开这里到西方去,这怎么可以呢?拉班·扫马仍然坚持不懈地回答说:“我们是出世间的人,因为与世俗的人相处,将会失去此心的清净和平。我们为着消灭自身的罪业,为着以身作尊贵牺牲的基督的爱,才舍弃世间的一切。” [2]232这些都表明了拉班·扫马他们的西行,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官方背景的。并非像后来有些研究者所说,拉班·扫马的西行是接受了忽必烈的委托,或起码是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以确定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欧洲国家是否会支持蒙古帝国。当然,拉班·扫马的西行如果没有蒙古统治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希望获得圆满成功也是十分困难的。

　　拉班·扫马一行经宁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吐鲁番、喀什噶尔即丝路南线向耶路撒冷进发,一路上访问了已留存不多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了各教会人士,并在伊拉克的巴格达休整。巴格达是当时景教大总管的所在地,对于景教徒而言,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之罗马。

　　巴格达早在1258年的时候就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攻占,已经成为伊儿汗国的辖地。旭烈兀曾经想继续向西扩大战果,但是在1260年的时候,因受到埃及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马穆鲁克王朝的拼死抵抗而暂时终止了脚步。至死,旭烈兀都未能实现进驻耶路撒冷的梦想。其后的欧洲情势十分复杂。本来欧洲为了抵抗伊斯兰教的扩张正在进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但因担心蒙古人会像昔日“上帝之鞭”的匈奴人那样对欧洲采取“令人战栗”的攻击,对蒙古人的恐惧压倒了对伊斯兰教的恐惧,“面对蒙古人的威胁,十字军人像马穆鲁克骑兵示好”。[8]此时的伊儿汗国蒙古王是阿八哈,他是旭烈兀的长子。对于来自元朝的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阿八哈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为他们签发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通行证。耶路撒冷虽然还在基督教手中,但已经被马穆鲁克王国所控制。欧洲的基督世界暂时和埃及的伊斯兰劲敌达成默契,阻止蒙古人成了他们结盟的恰当而务实的理由。所以拉班·扫马他们希望前往耶路撒冷朝觐的路显然已经不通了。

　　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没有去成耶路撒冷,但是在等待中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会讲蒙古语和维吾尔语,又来自蒙古帝国的大汗忽必烈身边,他们在巴格达成为令人瞩目和各方都希望利用的人。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登哈在巴格达任命马可为契丹(北中国)、汪古教区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并希望两人能够回国传教。然而,就在他们回国的路上,大总管马登哈突然去世,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只好返回巴格达。1281年,在阿八哈的干预下,巴格达的景教总部举行新的大总管选举,马可被选为新的“东方教会大总管”,称马·雅巴拉哈三世。“马可当选为法主(即大总管)的理由,完全由于当时蒙古势力强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掌握全世界的统治权及法制的人,都是蒙古出身的王族。所以必须由精通蒙古语言,明了蒙古的施政方针及熟悉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大德来继承景教法主。因此没有比马可更合适的人。”[2]240 马可当选大总管后,“阿八哈王手挽马·雅巴拉哈,对他说:‘成为强者和支配者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并支持你’”。[5]20

　　阿八哈自己虽然不是景教徒,但是他赞成与基督教世界联合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史集》曾记载说:“阿八哈汗想到叙利亚去,但当时正是盛夏时候,异密们奏告道:还是秋末和冬季去较合适。由于这个缘故他停留下来,派遣急使去对奔都黑答儿威胁、恐吓说:‘你们像贼一样地突然袭击了我的哨兵和守卫道路者,杀死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人,当消息传到我们处,我们骑上[马]要来反击你们,你们却像盗贼般地逃跑了。如果你们决定对抗、作战,那就象男子汉般地走到原野上来,坚强地站出来吧。’” [9]阿八哈曾想联合欧洲国家,许多欧洲君主因对蒙古人忧心忡忡,阿八哈不得不在1280年的时候自己单干,派出一支5万蒙古军进入叙利亚,但却又一次以失败告终。不久,在帮助马可成为“东方教会大总管”后,阿八哈去世。

　　马?·巴拉哈三世作为东方教会大总管开始忙于繁琐而棘手的宗教事务,他巧妙地利用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使景教在伊斯兰教势力强劲的巴格达的生存状态不断得到改善。拉班·扫马则接受了伊儿汗国新的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使命,前往欧洲基督世界寻找盟友,以对付埃及叙利亚的伊斯兰马穆鲁克王朝。“选择拉班·扫马出使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此人温文尔雅、聪颖智慧,而且还是个基督徒。蒙古人虽然以野蛮著称,但他们在鉴别外国人才方面还是非常在行的。”[10]146拉班·扫马的西行使命此时发生了变化,即由开始的纯宗教目的向带有一定政治目的变化。

　　拉班·扫马虽然作为阿鲁浑的特使,但他始终满怀希望加强东西方基督教的沟通,并尽力消除彼此的误会,弥合彼此的分歧。1287年,拉班·扫马带着阿鲁浑王给欧洲诸王的敕令和马·雅巴拉哈三世给罗马教皇的密信,率领由3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巴格达出发。他们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东罗马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受到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的热情接待,并参观了著名的圣智大教堂(即圣·索菲亚大教堂)。然后又乘船从那不勒斯登陆到罗马。此时教皇洪诺留四世已经去世,12个红衣主教正在罗马准备投票选举新的教皇。

　　拉班·扫马虽然暂时无法完成景教大总管马·雅巴拉哈三世交给他向教皇呈送密信的使命,但是12位红衣主教齐聚罗马,却是千载难逢向教廷陈述东方教会宗旨的好机会。拉班·扫马抓住时机与红衣主教们在坦诚的气氛中探讨了有关圣父、圣子、圣灵的因果关系,陈述了各自对基督神性与人性的理解。这是聂斯托利派与主流基督教之间一次历史性会晤,让罗马教廷听到了来自东方中国的教士对基督精神的精辟见解,了解了聂斯托利派与主流基督教教旨的分歧所在。拉班·扫马期待新的教皇尽快选出,渴望通过努力消融阻隔东方教会与罗马教廷关系的坚冰。

　　在等待新的教皇选出的间隙,拉班·扫马西行到了法国巴黎,例行公事地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王的信件及礼物,然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巴黎进行宗教考察。拉班·扫马参观了巴黎的教堂、圣徒遗迹等宗教场所,他发现巴黎城内有三万多学者在研究与注释不同版本的《圣经》的同时,还研究哲学、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世俗学问,并不停地撰写论文表达新的见解与发现,这些学者精于思考和探索的学术之风令其感叹。拉班·扫马又去拜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国王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来自东方的主教,并清楚表明,他的主要目标是看到耶路撒冷重新崛起”。[10]147这与拉班·扫马的意愿是一致的。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千里迢迢从北京出发一路西行,原本就是计划到圣城耶路撒冷朝觐,只是因为受到马穆鲁克王朝的阻隔,他们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拉班·扫马看到了希望,他向英国国王转达了伊儿汗国阿鲁浑王的承诺,即以收复耶路撒冷并归还给基督教欧洲作为合作的报酬,合作协议最终敲定。“这是基督教世界期盼已久的胜利,罗马的部队甚至为即将打败穆斯林欢呼庆祝。”[10]147

　　完成了阿鲁浑王交代的使命,拉班·扫马到热那亚过冬。冬末,一位在德国担任教皇巡察使的主教前往罗马,路过热那亚的时候听说了拉班·扫马,两人见面,相谈甚欢。第二年春天,这位巡察使到了罗马,此时新的教皇刚刚选出,为尼古拉四世,他向教皇禀告了拉班·扫马的意愿,教皇马上向拉班·扫马发出了邀请。拉班·扫马来到罗马,受到高规格接待。为了弥合东方景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分歧,让西方基督教徒了解和认识东方聂斯托利派的信仰宗旨与仪式风俗,在拜见教皇尼古拉四世后,拉班·扫马向教皇提出以东方景教的仪式举行圣餐礼的申请并获得同意。“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前来参观东方仪式的圣餐式的人数众多,大家惊叹地说:‘虽然言语不同,仪式则完全一样。’”[2]260通过这次不寻常的仪式后,罗马教廷对东方景教有了全新的认识,拉班·扫马受邀参加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教皇在棕榈礼拜日祭奠活动中,“他主持奉献仪式并首先给拉班·扫马举行圣餐仪式——他承认其罪——教皇赦免他及其神甫们的违犯和罪恶。拉班·扫马因从教皇手中领受圣餐礼而极喜”。[5]39“显然这位来自北京附近的教士从未梦想会经历如此热烈的场面和在宗教上得到极大的满足。”[11]474这一举动可以被看成是从此结束了东方景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长达800多年的误解与分离。

　　1288年5月,拉班·扫马带着法国国王、英国国王和教皇尼古拉四世的信函回到巴格达。“阿鲁浑王满心欢喜,他感谢拉班·扫马曰:‘我们让您受了大累,因您是老人。将来我们不会再让您离开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我们王国之门(即宫殿)建一所教堂,您将于彼主持、诵祷。’”[5]41拉班·扫马却将这一荣耀让给了马·雅巴拉哈三世。因为他从罗马还带回了教皇尼古拉四世给马·雅巴拉哈三世的礼物和信函,在信中,教皇承认了马·雅巴拉哈为东方基督徒的主教。所以拉班·扫马对阿鲁浑王说:“如我主君王命马·雅巴拉哈大总管来接受教皇赐他之礼物和他指定给他之神圣祭袍,他能建起君王欲在其王国之门建的那所教堂,并任圣职。”[5]41

　　拉班·扫马的欧洲之行,弥合了东方聂斯托利派与西方基督教的分歧,改变了罗马教廷对东方景教(即聂斯托利派)的固有偏见,对东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就在拉班·扫马前脚刚刚离开罗马不久,教皇尼古拉四世就急不可耐地派遣圣方济各会会士意大利人孟德科维诺前往中国传教。《草原帝国》记述道:“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从列班·扫马那儿知道蒙古帝国内有许多地区基督教教会,他于1289年派约翰·孟德科维诺带着给波斯汗阿鲁浑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远东。孟德科维诺在桃里寺与阿鲁浑呆了一些时候,然后于1291年出发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鲁斯在迈拉布尔停留了13个月。在这次留居之后,他乘船到中国,受到忽必烈之孙、继承者铁穆耳大汗的热烈欢迎。”[11]399孟德科维诺在路上走了5年,于1294年到达元大都,并经允许在大都城内先后建了两座教堂,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

　　拉班·扫马的成功西行受到了后世的景仰与爱戴。当扫马于1294年1月10日逝世后,大都景教徒为追念其功绩,于1320年至1330年间重修了房山景教十字寺(崇圣院),并于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立碑纪念,由元末着名学者黄溍撰写碑文,即《敕赐十字寺碑记》,该碑至今犹存。在拉班·扫马之后,孟德科维诺、鄂多立克,以及教皇特使马黎诺里等教士相继来华,丝绸之路迎来了一个传教士时代。伴随着这些教士的脚步以及像马可·波罗一样的商人之旅,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加快了相互了解与交流。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与见闻,让东方人看到了西方的理性与开拓精神,让西方人看到了东方的智慧与富饶物产。中国古代士人,以为中国居天下之中,统御万邦,所以总是俯视四方番国,鄙夷而不屑,对世界的认知兴趣不大,故我们很少看到古代中国士人或官员远行他国的身影。倒是许多宗教人士,怀着对佛的敬仰,西游远行,求取真经,比如法显、唐僧等等。拉班·扫马原也是为着宗教的目的远行西方的,由于历史的机遇,他“被迫”充当了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特使,前往英国、法国和罗马,以期建立对付伊斯兰马穆鲁克王朝的联盟。拉班·扫马西行使命的变化,使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造访外国的“外交官”,也因此被认为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由于身份的变化,拉班·扫马受到礼遇,这让他除了宗教之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细致的西方政治与文化,并有机会当面向西方详细介绍远在东方的中国。拉班·扫马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世界与中国有机会透过窗户彼此端详。

本文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11期，注释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