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莎车老城各族群众欢庆诺鲁孜节。资料图片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一进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角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努力，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在文化领域制定多边准则有直接关联。

　　而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具有超乎文化领域的意义。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进行大致的分析，可以发现以文化多样性推广人类共同遗产这一理念，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重要事项，也越来越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涵发生深度关联，成为“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实践之间可资深入观察和总结的研究场域。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遗”的启示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更新“遗产”的传统定义。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涉越来越广：不仅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物质遗产，也指植根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非物质遗产，尤其是那些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节日、传统知识和传统手工艺等文化表现形式。这样的拓展显示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双重导向：一则引导人们承认“共享遗产”，并将之作为“人类共同遗产”来进行表述；二则引导人们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形塑的多重文化认同，并将之视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源泉。

　　201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跨境遗产案例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如何结合文化间对话促进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参照和前鉴。它充分显示了类似的跨境遗产保护行动可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协作，带动缔约国与咨询机构、政府间委员会、专业研究中心以及当地社区进一步互动与沟通。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备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既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文化多样性既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也是“一带一路”国家至关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中，中国和相关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提供对话活力和资源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富有活力的合作。双方在文化、教育、科学、信息传播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联系学校8所，教科文组织教席和姊妹网络20个，生物圈保护区33个，创意城市8个；世界遗产名录52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9项，以及世界记忆名录10项。这些基于国际合作的一系列实践，依托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和协作，相关项目和计划同样在许多成员国形成了辐射。文化遗产保护已然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缔约国普遍关注的共同事项，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国际社会共同使用和相互理解的话语系统，这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话语资源和对话空间。

　　麦西热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维系着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文化认同和持续感，在民众的传承和实践中世代相传，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

　　依据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一带一路网”的“各国概况”栏目中所列入的“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加上已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的国家，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共计84个。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非遗专题的相关数据统计，这84国中共有78国加入了《非遗公约》，其中63个缔约国已有非遗项目入选《非遗公约》名录，共计258项。目前，全球已加入《非遗公约》的国家共174个，在教科文组织公布的429项非遗名录项目中，由“一带一路”国家独立申报或联合申报的项目数量占60.1％，比例明显高于全球各地区列入名录的平均水平。在以国家计名入选《非遗公约》名录超过10项的13个国家中，中国、韩国、克罗地亚、土耳其、蒙古、印度、越南和伊朗8个国家属于“一带一路”范围，申报项目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就目前的分析看，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尤其是在传统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非遗得到这些国家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抢救、保护、传承、弘扬、清单编制、申报等环节的工作中，这些国家的政府、民众和相关专业人员都秉持积极姿态，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倡导的原则和方法。

　　较其他地区而言，传统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国家，因自然环境相近、地域上彼此相邻、文化上长期互动和交流、天然阻隔不多，更容易形成民族学所定义的“经济文化类群”和“历史民族区”等区域性文化板块。若是结合这一区域的名录项目，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联作为主要考量维度，该区域和次区域目前为外界所知晓的遗产项目，从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样例。这些项目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民众的诗性智慧和惊人的创造力，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传统中成为维系和协调社会组织、传递知识和价值观、提供审美愉悦、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人自身的综合能力的重要源泉。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民族中长期流传的麦西热甫，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麦西热甫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艺表现形式，该项目集纳着成系列的民俗实践和表演艺术形式，将饮食和游艺、音乐和舞蹈、戏剧和曲艺等整合为一体。不仅如此，麦西热甫是民间的“法庭”，负责断是非、调节冲突；也是“课堂”，教导民众礼仪规矩、道德伦理、文化艺术及传统知识等。这就等于说，一个综合性的民间文化遗产，以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参与了社会文化的模塑和建构。

　　“猎鹰训练术”和“诺鲁孜节”

　　在《非遗公约》的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类非遗名录，连同国际援助一道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重国际合作机制。

　　与生物进化的线性特征不同，文化的进化往往是通过非线性的方式达成，有时可能要跨越遥远的时空距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于人类进步而言，其意义和作用往往超乎我们的预想。文化交流上的难和易，也往往都与文化交流的特质有关。

　　综观非遗名录，有个现象引起我们注意，那就是“一带一路”国家完成的跨国联合申报，比起其他地区来，数量多、参与范围广、规模也较大。在“一带一路”国家已列入名录的258个项目中，有20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联合申报的，占所有联合申报项目的2/3。其中有两个项目的联合申报有十多国参与：一是“猎鹰训练术”，由18个国家联合申报；二是“诺鲁孜节”，由12个国家联合申报。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主导下完成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牵头发起“猎鹰训练术”的联合申报，参与国家还有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等17国，这些国家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

　　诺鲁孜节由伊朗发起，参与申报国家还有阿塞拜疆、印度、伊朗等11国。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联合申报的项目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是这类文化遗产拥有诸多共享因素的一个表征。

　　假如我们看一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机构就“猎鹰训练术”所作的决议，就会对《非遗公约》及其《操作指南》所蕴含的理念有更为切近的理解。决议指出：猎鹰训练术最初是一种获取食物的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传统在社区内部和不同社区之间逐渐形成了与自然保护、文化遗产及社会参与的更多关联。

　　决议特别强调，该传统为相关社区提供了归属感、自豪感和持续感，以及增强了文化认同；也强调该传统对“自然状态”的尊重，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保护猎鹰物种的积极意义。

　　这个决议传递了至少这样几层意思，包括但并不限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助于增强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包容；有助于鼓励和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欣赏和对话；有助于增强特定文化传统的社区和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于环境保护和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有的小心谨慎、取用有度的态度；有助于在动物的使用和驯养过程中，具有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情怀等。这些层面的考量，乃是一种既尊重不同文化传统，又符合现有联合国人权精神的立场。这个决议鲜明传递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进而对这种关系之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的意义作出了比较完整的阐释。

　　共同参与“诺鲁孜节”申报的12个国家在地域上相邻，文化上长期相互影响，具有彼此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事象，这并不难理解。从联合申报这个行动本身，也可以看到历史上丝绸之路在推动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方面的直接或潜隐的作用。另外，这种基于扩展的分批多次申报的过程，也是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赏的有益实践。

　　非遗里的跨界共享与“民心相通”

　　布歇在其题为《文化间交流的语用学：一个矛盾视角的有界开放性》的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文化间沟通总是应该在语境中进行”的问题。人类无法避免评估各种情境、语境、关系、人群和文化，关键是应持有相互尊重和开明的态度，而不是鄙夷和偏见。只要承认人类各种互动方式都是有意义的，以及他们行动或相互行动的逻辑是多元化的，文化间交流就变得更加可敬。价值理解是良善和合理的，因为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总是使社会充满活力，乃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促进现代生活的创造性和互动性。

　　“民心相通”的话语资源，在我们熟悉的大量非遗项目中都能观察到。例如，近年来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烤馕制作和分享文化、蒙古包制作技艺、皮影戏、剪纸艺术等等，到处都洋溢着文化彼此影响的痕迹，到处都体现着人类极为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就以“沟通民心”而言，从口头传统（如玛纳斯、格萨尔、江格尔、兰嘎西贺等史诗）到表演艺术（木卡姆、阿依特斯、呼麦、多声部民歌），从传统节日（端午、春节、中秋、清明、泼水节）到人生仪礼（成年礼、婚礼），从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珠算、二十四节气、中医针灸、太极拳、少林功夫）到传统手工艺（宣纸、龙泉青瓷、坎儿井、多民族的乐器），这些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不论进入公约名录与否，大多跨界共享，通过民间互动、交流对话而水到渠成。润物无声的文化互鉴，往往比官方设计并推行的规划更为有效和持久。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56个民族，说着130多种语言，语言系属复杂。各民族操持着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和文化，既是顺应环境的结果，也是指引人们更好生存和发展的智慧。

　　习近平引用司马迁总结先秦、秦汉历史有关“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说法，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这一“新空间”就包括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优势，还包括了承载多样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中发挥的对外“人心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政策中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理念，与“一带一路”大棋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赢理念，是完全相通的。

　　既讲好“中国故事”，也讲好“人类故事”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倡导要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丝绸之路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作为“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上的首位发言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也回顾道，“在几千年里，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讲述着遇见——民众间、文化间、宗教间、知识间的遇见。丝绸之路讲述了相互理解驱动下的人类进步的故事，提醒我们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孤立封闭地发展繁荣。”她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心相通”关系密切，发掘其中的话语资源可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基于历史文化记忆、人文思想脉络和多重身份认同的智力支持，丰富“文明交流互鉴”的学理阐释。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为当前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已经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庄严表述中——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向世界发出的诚挚吁请。冲破地域或区域障碍，沟通世界、促进人类和平，“一带一路”倡议当能发挥积极作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能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维护人类永久和平提供何种对话资源，则是我们今天应当思考的重要话题。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标志。一些学者已经从尊重文化差异和促进文化间对话的视角关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问题及其发展走向。只有营造文化间对话的和谐氛围，让文化遗产成为交流、合作和相互理解的话语资源，既讲好“中国故事”，也讲好“人类故事”，我们才能在地方、国家、双边或多边、区域或次区域层面，改进我们与世界各国文化间对话及和平文化建设的环境、能力和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