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异数。钻研此书者，虽历代不乏其人，然大多不得要领，致使其本来面目至今秘而不宣。

《山海经》在古代一直是被作为的地理书看待的，《山海经》确实也像一部地理书，因为其中通篇皆是关于山川方国、珍奇博物的描写，但是，自汉迄清，任凭学者们上下求索，却谁也说不清书中那些山在何方？水流何处？现代学者因为受了西方神话学的影响，又见书中充斥着缪悠荒诞、非常奇怪之言论，因此又将此书视为神话之渊薮，但对于那些所谓神话的解释却仍是人言言殊，众说纷纭，到头来，《山海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山海经》，就像一个虚无飘渺的海外仙境，依然是烟波微茫信难求。

《山海经》果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吗？古人为什么要留下这样一部著作？是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故意盘踞在人们必经之路上的司芬克斯一样，故意留下这本书考验后人的智慧吗？在《山海经》那异彩闪烁的表象下面究竟是否隐藏着什么秘而不宣的奥秘？书中那些灵怪潜藏、神物出没的山川方国果真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或者那只是古人道听途说、东拼西凑的无稽传说？书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究竟是蕴涵着深不可测、妙不可言的真理？或者那仅仅是一些荒诞无稽、浅薄无聊的故事？每一个人走进《山海经》世界的人，心中挥之不去都是诸如此类的一些思绪和疑惑。

《山海经》书本身就足以令人困惑，读了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著作和书籍非但不能解疑去惑，反而更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愈发四顾茫然。汉代学者刘秀、王充相信此书是大禹和伯益在治理九州、周流天下时记载山川风土的地理风俗志；东晋学者郭璞认为此书是荟萃方外珍奇、阐发要道妙论的博物之书；朱熹称此书是依托《楚辞•天问》凑合之作，又称此书与《天问》一样，是摹写图画而成；元代学者胡应麟视此书为古今语怪之祖，纯为战国好奇之士搜采异闻诡物编造而成；明代学者杨慎说此书记载的是禹贡九鼎上那些魑魅魍魉的图像；清代学者毕沅、吴承志、郝懿行都把《山海经》当成地理书解读，毕沅实地勘查西北地理，欲把《山海经》中的山川风物落到实处，吴承志则兼采史传与传闻，把《山海经》的地域扩展到当时的四夷边疆。到了现代，西学输入，学者眼界大开，对《山海经》的认识也异彩纷呈、众声喧哗，鲁迅说它是古之巫书，记载的是古代巫师祭神厌鬼的方术仪典；茅盾、袁珂说它是远古神话，寄托了华夏先民丰富而奇丽的想象。古人眼界有限，故一直将《山海经》的世界局限于华夏九州，现代人视野恢阔，因此，说起《山海经》来也没了遮拦，卫聚贤说《山海经》是印度人写的，苏雪林则称《山海经》是古巴比伦人做的，书中的“海内”、“海外”的“海”就是现在的黑海、里海、地中海、阿拉伯海、印度海，法国人维宁称《山海经》中的汤谷就是北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山海经》又被从古巴比伦扩展到了新大陆。当代学者更是放眼全球，雄心勃勃地用《山海经》征服全世界，据说，北到冰天雪地的北冰洋，南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沙漠，西到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史前巨石群、古希腊的雅典神庙，东到秘鲁森林里神秘消失的雅典太阳神庙、亚马孙雨林中的食人族、古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杀人祭都曾进入华夏先民的视野，都在《山海经》中留下了记忆。如今，随着人类把探险的疆域拓展到太空，关于《山海经》的想象也摆脱了万有引力的束缚和尘世常识的羁勒而神游宇宙，于是，《山海经》就成了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X档案”，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华夏诸神则是曾经涉足人间的天外来客。……《山海经》越来越被说得天花乱坠，《山海经》研究成了妖怪手中的乾坤袋，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掏得出，竟比《山海经》还“山海经”了，民间俗语不是就将漫无边际的聊斋称为“说山海经”吗？

自古迄今，人们一直用一种神秘的眼光看《山海经》，或许，《山海经》原本并无什么神秘的意味，神秘的不是《山海经》，反倒是读《山海经》的人和研究《山海经》的学者，《山海经》也许原本是一本很平淡无奇、朴素无华的书，讲的只是古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由于读者的少见多怪，注疏家的东拉西扯，研究者的故作高深，反倒为一本原本朴素的书遮盖上了神秘的色彩，从而把平常的事体变成了不解之谜。因此，要读懂《山海经》，要成为《山海经》的知音，首要的倒不是随波逐流地汇入猜谜者的行列，让前人的凌乱足迹引入歧途。前贤有言：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因此，要揭开《山海经》之谜，当务之急倒是撇开种种关于《山海经》的陈词滥调和奇谈怪论，甚至撇开古往今来的注释和疏解，断然回到起点，回到文本本身，静下心来体贴地阅读文本，细致地辨识文本本身的差别和层次，系统地把握文本内在的结构和体例，遵循文本本身脉络的引导，倾听文本自身的讯息，或许，《山海经》的秘密就会在此之际楚楚然地呈现出来。

 

(二、三节从略)

 

四

 

不过，在一头钻进故纸堆之前，为了避免在纵横交错的文字丛林中误入歧途、迷失方向，还是应该先对我们研究的取径略作勾勒。

迄今为止，关于《山海经》尤其是其中的《海经》部分的解释之所以一直聚讼纷纭，除了不明《海经》其书的性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的方法。文献考据一直就是《山海经》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整体的研究视野，更由于《山海经》的缪悠荒唐本身就给研究者提供了“神游四海，精骛八极”的想像空间，因此，文献考据的方法往往流于东拉西扯、痴人说梦般的牵强附会。《山海经》是一本古老的文献，为了疏通词句，求解名物，就必多涉及文献考据，此在本书也不可避免，为免蹈牵强附会的覆辙，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做到如下两点：

第一，考据与义理相结合。读解古书，尤其是像《山海经》这样莫测高深的古书，离不开考据，但是，考据要使人心服口服，就不仅要做到信而可征，即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解释不仅要有文献上的例证，而且必须言之成理，即这种考据必须要能从道理上讲得通，因为字词的互训、词义的引申都不是单纯的语言学现象，其背后都有历史的文化的逻辑的背景作为铺垫的，考证，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文字的辗转相训，而更应该揭示出这种语言学关系背后的历史、文化和逻辑关联，惟其如此，这种考证才能站得住脚，让人心服口服。

传统经学的文献考据方法，从来就不是单纯文字语辞的勾连疏通，在其背后总有诸如儒家伦理、阴阳五行等大义作为铺垫，学术史上将文字训诂之学归于小学，而将义理之学归于大学，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教学的权宜之说，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毫不相干，各行其是。古代学者，从汉唐经师，到宋代大儒，直到清代宗师，无一不是义理与诂训兼修、小学与大学并通，清人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也主要是就其侧重点和思想倾向而言。清代乾嘉学者以实学著名，但未尝不通于义理，其考证文字，辨析文物，皆以其对儒家礼仪和义理的整体把握为基础。但清代学者因侧重训诂，遂使文字音韵之学成长为一个专门和独立的学科，从而为小学与大学、训诂与义理的明确分家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清末以来，废除科举引进西学，学统与道统俱绝，虽然文字训诂之学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性学科被在大学中文系保留下来，但这个学科却被从其原来的知识和学术背景中剥离下来，后者被当成历史陈迹束之高阁，这些知识和思想背景原本是传统文人耳濡目染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是他们阅读典籍、理解世界的基本语境，而传统的训诂学只有在这种语境中才得其所哉。现在，取代这些传统知识背景的是与中国学术传统本无干系的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训诂考证成为远离本土传统的“高空作业”，于是，在对古代文献进行解释时，单纯局限于只言片语、孤文单词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就在所难免，这一点在对《山海经》的解释中表现得尤其触目惊心。

更由于《山海经》中充斥着“怪力乱神”之言，自古不被正统学者看重，因此没有像儒家经典、先秦诸子那样得到透彻的解读阐释，古人沉默，恰便今人嚣嚣，于是，当今之世，关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层出不穷，争奇斗胜，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竟比《山海经》还要“山海经”。诸如此类的“天方夜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颇可解颐消遣，放在市民报纸的花边新闻里也足以哗众取宠，但发布于严肃的学术著作却只能让人觉得像是荒诞的黑色幽默。此类的非常奇怪之论，不仅皆有《山海经》中的名物记载为依据，又旁证博引现代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科学成果，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科学光彩，更能弘扬我华夏祖先的发现和壮举，确实能蛊惑人心。但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却全然不考虑《山海经》时代人们所能够有的知识背景和地理视野，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犹河汉而无极，其结论的可靠性也就不言自明。

神话研究者好为声训，即以音同或音近的词相互训释，此法的前提是“同音必同义”的观念。此法盛行于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集成之作《白虎通义》即喜用声训，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云：“学者缘声求义，辄举声近之字为释，取其明白易通，而声义皆定。流求珥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浸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虚，实亦儒门之奥键。”至清人标榜音韵学，声训之法更为经学之利器。然而，实在说来，现代人因无古代经师的经学修养和家法渊源，纯凭字词的声音相通相近而辗转相训，声训之法往往流于穿凿附会，盖汉语为表意文字，因形声、假借、引申等造字和用字之法，多同音不同义之字，同音之字可能在意义上毫无关系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考证者先存一定的偏见，先入为主，那么，经过广征博引，辗转牵扯，就完全可以用音转之法将原本完全不相干的文字和名物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荒唐悖理的结论。有鉴于此，本书在对《山海经》的字词、名物进行考证时，尽量避免使用声训的方法。

第二，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要理解《山海经》整篇文本的意蕴，首先就要理解其中各项记载的含义，而反过来，要理解文本中个别记载的含义，却又需要首先对整篇文本的意蕴有一个预先的整体把握，这就是解释学所谓的“解释循环”。因此，在对《山海经》文本进行阐释训诂时，必须将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结构决定意义，要正确理解一篇文献，当务之急是揭示文本的整体结构和基本性质。只有首先明确了文献的基本性质，才能对之获得一个中肯的先见之明，在具体的阐释中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只有首先把握了文本的整体结构，才能确定一个片断在这个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将之置于恰如其分的上下文中，从而准确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如此则庶几可以避免穿凿附会、东拉西扯的毛病。现在的大多数《山海经》研究者，正是由于缺乏对这一古老文献的整体把握，在各自的先入之见和并不完善的知识背景的引导下，抓住文本中只言片语，武断定论，然后从此结论出发，对文本中的其他记载妄加曲解，恣意穿凿，从而形成了目前《山海经》研究中游谈无根、众声喧哗的纷杂局面。本文上篇就是通过对《海外经》和《大荒经》中关键记载的分析，揭示这两篇文献的基本性质和整体结构，据此推断其所依据古图的真相；下篇则由上篇的结论出发，对《山海经》一书的地域文化渊源和著名的昆仑山、西王母神话的文化原型进行考证。

正像一本书的边界并不仅仅结束于书的封面之间，它的背后有层层叠叠的历史文化沉积和知识背景作铺垫，像《海经》这样一本岁月久远的古书更其如此，因此，要参透一本古书，成为它在千古之后的知音，仅仅将书中的语句从头到尾了然于目、熟稔于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古书传承过程的历史文脉有透彻的理解，对古书由以脱胎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有全面的把握，对古书中涉及的杂博知识的广泛了解，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像陈寅恪所说的“同情的了解”，才能做到现象学意义上的“面对事情本身”，让古书秘义如其本然地栩栩而显。本书从表面上看自始至终都是在古典文本之间的斡旋会通、考据训诂，对形形色色的现代学术方法和西学著作甚至只字未提，实际上，在出入涵泳于中国传统文献之时，笔者自始至终都在暗暗地坚持现象学的态度，希望将现象学那种虚而待物、因物自然的认识姿态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心细如发、见微知著的训诂功夫结合起来，力求让《海经》文本表象下面的古老意蕴如“日月光华”一样圆融无碍、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本文用不少的篇幅谈天说地，其旨趣当然不在天和地，在于寄托于这天地之间的天道人文。有一首白族民歌唱道：

《山海经》时代的人早已不见了，但《山海经》时代的山川日月还在，他们对山川日月的观照还历历在目地载于《山海经》，透过《海外经》和《大荒经》中的关于天地、日月、山川的记载，我们仍能与古时候人们的精神遥相往来，心领神会。记得刚入钟敬文先生门下时，先生开设民俗学概论课引我们这帮半路出家的学生入门，曾说，中国古代的民俗志，不少都是作者在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时对家乡旧俗、故园风物的追忆。民俗学这门讲究实证的学科，骨子里却是对家园、对那虽然已如水流逝但却依然让人们梦萦魂牵的精神家园满怀诗意和忧伤的眷恋。《山海经》的时代早成云烟，但日复一日地朝升暮落、年复一年地暑来寒往的仍是那同一轮太阳，今天的农人们也仍然和那时侯的人们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样在春天播种、在秋天收获，亘古如斯的天道节律，涵养了我们的生活，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德性，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天地良心”，也就是康德说的星空中的自然律和人心间的道德律吧。

    这种“天地良心”是本文追思的对象，希望它也能成为我进德修业的精神依托。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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