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山海经》的解释之所以一直聚讼纷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的方法。

    文献考据一直就是《山海经》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整体的研究视野，更由于《山海经》的恣肆汪洋本身就给研究者提供了“神游四海，精骛八极”的想像空间，因此，文献考据的方法往往流于东拉西扯、痴人说梦般的牵强附会，《山海经》是一本古老的文献，为了疏通词句，求解名物，就必多涉及文献考据，这是不可避免，但为免蹈牵强附会的覆辙，窃以为在研究过程中，应力求做到如下两点：

    第一，考据与义理相结合。读解古书，尤其是像《山海经》这样莫测高深的古书，离不开考据，但是，考据要使人心服口服，就不仅要做到信而可征，即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解释不仅要有文献上的例证，而且必须言之成理，即这种考据必须要能从道理上讲得通，因为字词的互训、词义的引申都不是单纯的语言学现象，其背后都有历史的文化的逻辑的背景作为铺垫的，考证，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文字的辗转相训，而更应该揭示出这种语言学关系背后的历史、文化和逻辑关联，惟其如此，这种考证才能站得住脚。

    传统经学的文献考据方法，从来就不是单纯文字语辞的勾连疏通，在其背后总有诸如儒家伦理、阴阳五行等大义作为铺垫，学术史上将文字训诂之学归于小学，而将义理之学归于大学，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教学的权宜之说，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毫不相干，各行其是。古代学者，从汉唐经师，到宋代大儒，直到清代宗师，无一不是义理与诂训兼修、小学与大学并通，清人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也主要是就其侧重点和思想倾向而言。清代乾嘉学者以实学著名，但未尝不通于义理，其考证文字，辨析文物，皆以其对儒家礼仪和义理的整体把握为基础。但清代学者因侧重训诂，遂使文字音韵之学成长为一个专门和独立的学科，从而为小学与大学、训诂与义理的明确分家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清末以来，废除科举引进西学，学统与道统俱绝，虽然文字训诂之学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性学科被在大学中文系保留下来，但这个学科却被从其原来的知识和学术背景中剥离下来，后者被当成历史陈迹束之高阁，这些知识和思想背景原本是传统文人耳濡目染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是他们阅读典籍、理解世界的基本语境，而传统的训诂学只有在这种语境中才得其所哉。现在，取代这些传统知识背景的是与中国学术传统本无干系的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训诂考证成为远离本土传统的“高空作业”，于是，在对古代文献进行解释时，单纯局限于只言片语、孤文单词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就在所难免，这一点在对《山海经》的解释中表现得尤其触目惊心。

    更由于《山海经》中充斥着“怪力乱神”之言，自古不被正统学者看重，因此没有像儒家经典、先秦诸子那样得到透彻的解读阐释，古人沉默，恰便今人嚣嚣，于是，当今之世，关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层出不穷，争奇斗胜，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竟比《山海经》还要“山海经”。诸如此类的“天方夜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颇可解颐消遣，放在市民报纸的花边新闻里也足以哗众取宠，但发布于严肃的学术著作却只能让人觉得像是荒诞的黑色幽默。此类的非常奇怪之论，不仅皆有《山海经》中的名物记载为依据，又旁证博引现代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科学成果，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科学光彩，更能弘扬我华夏祖先的发现和壮举，确实能蛊惑人心。但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却全然不考虑《山海经》时代人们所能够有的知识背景和地理视野，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犹河汉而无极，其结论的可靠性也就不言自明。

    神话研究者好为声训，即以音同或音近的词相互训释，此法的前提是“同音必同义”的观念。此法盛行于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集成之作《白虎通义》即喜用声训，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云：“学者缘声求义，辄举声近之字为释，取其明白易通，而声义皆定。流求珥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浸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虚，实亦儒门之奥键。”至清人标榜音韵学，声训之法更为经学之利器。然而，实在说来，现代人因无古代经师的经学修养和家法渊源，纯凭字词的声音相通相近而辗转相训，声训之法往往流于穿凿附会，盖汉语为表意文字，因形声、假借、引申等造字和用字之法，多同音不同义之字，同音之字可能在意义上毫无关系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考证者先存一定的偏见，先入为主，那么，经过广征博引，辗转牵扯，就完全可以用音转之法将原本完全不相干的文字和名物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荒唐悖理的结论。有鉴于此，在对《山海经》的字词、名物进行考证时，应尽量避免轻率使用声训的方法。

    第二，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要理解《山海经》整篇文本的意蕴，首先就要理解其中各项记载的含义，而反过来，要理解文本中个别记载的含义，却又需要首先对整篇文本的意蕴有一个预先的整体把握，这就是解释学所谓的“解释循环”。因此，在对《山海经》文本进行阐释训诂时，必须将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结构决定意义，要正确理解一篇文献，当务之急是揭示文本的整体结构和基本性质。只有首先明确了文献的基本性质，才能对之获得一个中肯的先见之明，在具体的阐释中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只有首先把握了文本的整体结构，才能确定一个片断在这个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将之置于恰如其分的上下文中，从而准确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如此则庶几可以避免穿凿附会、东拉西扯的毛病。现在的大多数《山海经》研究者，正是由于缺乏对这一古老文献的整体把握，在各自的先入之见和并不完善的知识背景的引导下，抓住文本中只言片语，武断定论，然后从此结论出发，对文本中的其他记载妄加曲解，牵强附会，从而形成了目前《山海经》研究中游谈无根、众声喧哗的纷杂局面。

    正像一本书的边界并不仅仅结束于书的封面之间，它的背后有层层叠叠的历史文化沉积和知识背景作铺垫，像《海经》这样一本岁月久远的古书更其如此，因此，要读懂参透一本古书，成为它在千古之后的知音，仅仅将书中的语句从头到尾了然于目、熟稔于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古书传承过程的历史文脉有透彻的理解，对古书中涉及的杂博知识的广泛了解，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像陈寅恪所说的“同情的了解”，才能做到现象学意义上的“面对事情本身”，让古书秘义如其本然地栩栩而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