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49年前的20世纪前期民间文艺学史上，不仅存在着流派，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这些在理论、观念、方法上不同的流派，形成学科的多元格局。这些流派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存和发展的条件，分别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理论纲领和代表作。流派的存在和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

    在回顾和梳理已经逝去的20世纪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流派或学派？如存在着和存在过流派或学派的话，都是些什么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和主要观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形成的，后来的发展状况怎样？等等。

    在流派（或学派）问题上，笔者是多元论者。除了如今在文章里和会议上常说的“民俗学派”[1] 而外，至少还出现过歌谣研究会和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闻一多、马学良为代表的“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以钟敬文、顾颉刚、江绍原为代表的民俗学派等流派。

    判断一个流派的形成和存在，笔者以为要从四个方面去考察：一，流派是历史性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存在，如果这种社会条件不存在了，与其相适应的流派也就消亡了；二，流派必须有一个基本队伍；三，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四，必须有其代表作。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的流派或学派，大都是发育并不成熟、也不完善的。而且即使有流派或学派的存在，也会有些有成就的学者并不属于任何流派。还有的学者，先是属于这一派，后又成为另一派，各流派或学派之间，也并不是水火的关系，它们之间往往是既有差别，又有交叉和融汇。

    本文所论民俗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至今仍然活跃于学坛上的流派（学派）。

    20世纪的最后一年钟敬文著文说：“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开始于北大近世歌谣征集处的活动。几十年来，经过风风雨雨，到去年为止，它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2] “虽然经过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的民俗学，但从主要点来说，我们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的民俗学就是中国学派？”他认为，在中国民俗学经历了80年的曲折历程后，一个由顾颉刚（主要是孟姜女故事研究）、曾用弗雷泽的理论研究中国民俗的江绍原和受过英国人类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日本民俗学影响的钟敬文等人为代表的民俗学派，到20世纪末已经摆脱了描红模子的阶段，进入了成熟期。[3]《钟敬文教授〈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言纪要》所载金开诚发言说：“中国民俗学派，实际上已经存在了，现在升上这面旗帜，意义重大。它是宣言书，向世界宣告：中国民俗学学派建立了！它向国内宣告，‘学派’二字，在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又在学术界提倡起来了！”[4]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发表了一个文件：《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其中写道：“本会的由来，始于十六年八月语言历史研究所之成立，其时傅斯年教授兼任本所主任，适旧日国立北京大学之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会员联翩至粤，如顾颉刚先生，董作宾先生，陈锡襄先生，容肇祖先生，钟敬文先生等，皆旧日热心于风俗调查，而卓有成绩者；此外则教育系教授而同情于民俗调查者，有庄泽宣先生及崔载阳先生。当时本研究民俗的精神及志愿，虽未成立为学会，而《民间文艺》周刊创刊号，乃于是年十一月一日出现。当日主持这刊的编辑事务，为董作宾，钟敬文两先生。不及一月，董作宾先生以母病乡旋，遂由钟敬文先生独任编辑之责。到十七年三月，《民间文艺》已出满十二期，以《民间文艺》名称狭小，因扩充范围，改名为《民俗》，当时同情于《民俗》的编辑的，有法科主任何思敬先生，亦愿负责帮忙。以后，因民俗的调查及研究的关系，不能不需要训练一些人材，于是年四月民俗学传习班开始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亦以民俗事务日渐发展，即开始设立‘民俗学会’由顾颉刚先生主持之。……”[5]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断断续续前后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1927年11月8日～1928年1月10日，共出12期）和《民俗》周刊（1928年3月21日～1933年6月13日，共出123期）以及后期的《民俗》季刊（1936年9月15日～1943年12月？日，共出2卷8期）。出版了民俗丛书34种。[6]

    回顾北大风俗调查会时代，空有愿望而行动不多，未成气候，仅发布简章、调查表、开开会而已。[7] 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之把《民间文艺》改为《民俗》，同时设立民俗学会，其直接原因，固然是嫌名称太狭窄，也还有一个研究人员的成分、学术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恐怕是更不容忽视的。即使研究民俗中的民间文艺者，也有个用什么立场、观点的问题。况且，北大时期歌谣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大都是来自文学、也有语言方面的，而中大时期参加进来的人员，已远非北大时期可比了。《民俗》周刊自创刊号起，与原来的《民间文艺》周刊相比，其面貌迥然有别。顾颉刚执笔写的《〈民俗〉发刊辞》开宗明义说：“本刊原名《民间文艺》，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嫌原名不称，故易名《民俗》而重为发刊辞。……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间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8] 没有就研究方法着笔，而仅强调了研究的对象，一则民间艺术，一则民间信仰，一则民众习惯。也许是把民间文学包括在民间艺术里，也有可能是把民间文学包括在民间信仰里，总之，民间文学从此不再是单列项目了。

    刚刚过了半年，钟敬文便于1928年9月在他编辑的《民俗》上公开表达了对顾颉刚这篇宣言式的文章的疑义：“各人对于这个学问的意见，颇有未能尽同之处，这也是我们所觉得缺憾的。譬如，我们第一期所披露的《发刊辞》，便很可作这个的证见。这个发刊辞，是顾颉刚先生的手笔，顾先生是一位史学家，他看什么东西，有时都带着历史的意味。他那惊人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据他在《古史辨》序的供词，便是为他研究古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发刊辞，就是他用他历史学家的眼光写成的，——是否有意，我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把她和同期所载何思敬先生的《民俗学的问题》略一比看，就可明白。又在许多文字里，颇有些话，不很与民俗学的正统的观念相符的，我在看稿时，虽然很清楚地看到，但因为种种关系，也就容许过去了。”[9] 这种“疑义”所表达的，无异于他们之间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分歧的公开化。钟敬文不满于顾颉刚在学科的初创时期，就用历史学的观点代替了民俗学的“正统观念”和学理，只是碍于对老师辈的面子和尊严，才以含蓄的口气表达这种不满，而没有直截了当地批评它的非正宗性。钟敬文的民俗学的正统观念是什么呢？他说：“我是颇爱好民俗学的，因为这种研究的工作，一方面是科学的，一方面也很饶着艺术的兴味。”（出处同前）钟敬文说过这番话过了半年之后，顾颉刚在为魏应麒的《福州歌谣甲集》写的序中，借评价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成败得失，间接回答了钟敬文的指责：“当民国八九年间，北京大学初征集歌谣时，原没想到歌谣内容的复杂，数量的众多，所以只希望于短期内编成《汇编》及《选粹》两种；《汇编》是中国歌谣的全份，《选粹》是用文学眼光抉择的选本。因为那时征求歌谣的动机不过想供文艺界的参考，为白紵歌竹枝词等多一旁证而已。不料一经工作，昔日的设想再也支持不下。五六年中虽然征集到两万首，但把地图一比勘就知道只有很寥落的几处地方供给我们材料，况且这几处地方的材料尚是很零星的，哪里说得到《汇编》。歌谣的研究只使我们感到它在民俗学中的地位比较在文学中的地位为重要，逼得我们自愧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的缺乏而激起努力寻求的志愿，文学一义简直顾不到，更哪里说得到《选粹》。”[10] 他强调用文学的立场观点从事歌谣研究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贡献何在？即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解决得怎样呢？20世纪30年代时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校长的作家、翻译家汪馥泉综合各家之言，概括地评论道：“民俗学的对象，曾有张竞生（北大所发风俗调查表），林幽（见《厦大国学研究所周刊》），陈锡襄（见中大《民俗》），钟敬文（风俗学资料征求范围纲目）四先生拟议过。至于任务及方法，似乎还没有看到正式谈论过。如其有的话，如最初的北大歌谣征集，一方面‘汇集与发刊’，‘清歌雅词’，一方面由钱玄同、沈兼士二先生担任考订方言；如顾颉刚先生，用藉文献考订古史的方法，整理孟姜女故事；如刘经菴先生在歌谣之中来看妇女问题；如赵景深先生、钟敬文先生，用‘型式’来研究故事，这便是了。……钟敬文先生的范围纲目，系据班女士(Miss Barne)，略加增损而成的：（1）信仰与行为；（2）制度与习惯；（3）艺术与语言。（除第一部分仍班女士之旧外，第二部分第一段修改了好些，第三部分的修改很有特色。）……钟所拟议的对象，大体说来是对的。”他在肯定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方面的贡献之外，在民俗学的方法上，他比较肯定江绍原的建树：“在我的眼中，觉得江绍原先生的研究，较为正确，这大概与他专门的学问‘宗教学’是有关系的。”[11] 至于民俗学的任务问题，他提出的第一说明现社会的情况、第二说明历代社会的情况、第三研究经济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见解，不仅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时代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甚至直到20世纪末也还没有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民间文艺的民俗学研究，到30年代初，进入了第一个兴旺的时期。发轫之地的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几起几落，《民俗》周刊在1933年6月13日出版了第123期后宣告停刊，民俗学会也随之解散了。中大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虽然属于中国民俗学的初创时期，但在民间文学的材料征集（特别是《歌谣》周刊没有做到的故事、传说的征集）上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在浙江的杭州、绍兴、鄞县，福建的厦门、福州、漳州，广东的揭阳、汕头，四川的重庆等地，却薪火相传，出现了勃兴之势。各地的民俗学会及民俗刊物，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者随之脱颖而出。

    这次民俗学的兴起，以杭州的钟敬文为核心。钟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到了杭州，与时在杭州的娄子匡、江绍原一起成立了新的中国民俗学会。此时的钟敬文，经历了中山大学的变故，毕竟已不再是在广州编《民间文艺》和《民俗》周刊时的钟敬文了，他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一面沉醉于散文的写作中，一面思考着民俗学应该怎么做。为了创建中国的民俗学学科，组建新的中国民俗学会和创办民俗学刊物，在文学朋友之外，他又广泛与旧日的民俗学朋友建立联系。他在给张清水、赵景深的信里写道：“民俗的研究，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运动，——最少在我们从事者的立意和态度，应该是如此！——致用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该至于喧宾夺主！民俗中文字，有时不免稍犯此嫌，在写作诸君，自然有他们的苦心，不能过责；但为严肃我们学术研究的营垒起见，以后不能不望兄略加注意于此！……颉刚兄于旧历年底来信，提起我们在此谋出版民俗杂志的事。记得我当到此间不久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计议。负责撰著文稿者，由赵景深先生拟定周作人、江绍原、郑振铎、徐调孚、顾均正、招勉之及他和我八个人，我并加上崔载阳、黄石二位。每期稿子编好，由上海某书店付印发行，我们只拿一点稿费和编辑费。我当时曾和江先生接头谈商了一两次，赵先生处，也函商了几回。后来因为别的问题发生，此事便致搁浅。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大约暂时是这样的无望了。可喜的，是据说郑振铎先生已翻译了一部关于民俗学的巨著，将印以奉贤国人。最近《小说月报》启事，又自有今年起，将谈论及民俗学与文学有关系的问题，那着略可以使人告慰了。”[12]

    为了重振民俗学研究，钟敬文第一个选择就是寻求创办刊物，通过刊物可以重新组织起研究队伍。1929年夏，他与钱南扬始在杭州《民国日报》上编发《民俗周刊》。1931年，与娄子匡合作为《开展月刊》编辑了一册名为《民俗学集镌》的民俗学专号。继1927年冬与杨成志编译英国库路德(Baring Gould)原编、由约翰·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在广州出版之后，他编纂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此文前一部分发表在《民国日报·民俗周刊》第1～18期上；后一部分发表在《民俗学集镌》上。继而他又为《艺风》月刊编辑了三期民俗学专号：第1卷第9期为《民间专号》（1933年11月15日）；第2卷第12期为《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特辑》（1934年12月1日）；为第3卷（1935年）办了8期《民俗园地》附刊；第4卷第1期办了一期民间文学专号（1936年1月1日）。

    按照钟敬文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时期拟议的“纲目”，“语言与艺术”——民间文艺——在民俗学中只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而且摆在第三位。以钟敬文为领军人物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要树立和强化民俗学的学科意识，最重要的是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发表批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中大民俗学会的文章，以求摆正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方向，使中国的民俗学“正统”化。钟敬文在《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民俗学集镌》第1辑上发表了英国民俗学者班恩女士的《民俗学概论》(the Handbook of Folklore)的中译本译者乐嗣炳的文章《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作者写道：

    在中国这类事业（按指民俗学——引者）的萌芽，大都归之于北大《歌谣周刊》的刊行。不幸《歌谣周刊》刊行的动机，是由于少数文学家一时高兴，不单并非接受西洋科学民俗学理论的影响，并且是偏重在文艺方面找材料。直到顾颉刚先生等在周刊上发表了孟姜女研究和妙峰山研究、东岳庙研究等等之后，周刊的民俗学的色彩逐渐浓厚，不过周刊根本既不是由于民俗学而产生，虽然有胡适之先生劝顾颉刚先生读民俗学西书的一段佳话，而实际上始终没有人提过正确的民俗学理论。《歌谣周刊》改变作《国学门周刊》，那是扩大作民族学的刊物了，范围宽宏，更没有人提到民俗学的理论了。广大（按即中山大学——引者）《民俗学周刊》（按即《民俗》周刊——引者）出版，开始明显地用“民俗”，接着钟敬文先生翻译”The Handbook of Folk-lore”附录C，杨成志先生翻译附录B，陆续出版，才算是科学的民俗学真的萌芽于中国了。然而同时广大还出有一种《民间文艺》，承继《歌谣周刊》，肯定歌谣、故事是属于文艺的，否定歌谣、故事跟民俗学的关系，（不然既有《民俗周刊》何必再有这种刊物）暴露了对于民俗学认识的不彻底。就说娄子匡先生等努力在宁波、杭州、南京刊行三种叫做《民俗》的刊物，而投稿的依然偏重在含有文艺性的歌谣、故事或传说，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毒！

    正合着布恩（又译班恩）女士说：“民间传承采集者是不能离开理论而独立研究。……若是在当初就误解了证据的意味（即为什么要采集这些材料），那么所观察的事实的记录，在有更深洞察力的思想家出现以前，无论怎样误解，就得依着所误解的流传下去。”过去的中国民俗学界就为了基本理论有些儿误解，错过了许多采集良好资料的机会，浪费了许多心血作无意的研究。例如依照布恩女士列举的项目已经采集的资料就都残缺不全齐，或是由于“文艺的”这个词儿先入之见，把“非文艺的”资料置之不理，这固然是最大的缺点。单拿最有成绩的歌谣来说，一方面上了文艺的当，凡是不能勉强算作“文艺的”歌谣遗漏很多，更重要的一方面几乎又可以说跟民俗学没有发生关系。……引起民俗学者对于歌谣的注意，并非歌谣本质上音乐的价值或文艺的价值，而是人们使用这些歌谣之际所有的风尚或习惯。民俗学者所要的是歌谣的风俗，民俗学者所谓歌谣是指风俗中的歌谣。目前已经公表的歌谣，偶然的几首附带着风俗的记录，未附带风俗说明的很多歌谣，也许它们有其他方面的意味，就纯粹民俗学立场来说，是跟民俗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过去已经过去了，为未来计，我们要求科学的民俗学健全地发展，切实地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我以为目前至少限度应该决定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传布正确的理论，使采集者得依理论的指导收获切实的资料，研究者得依切实的资料作具体的贡献。

    第二，为研究民俗学而采集民俗学的资料，别再牵丝攀藤，在“文艺”招牌下耍“民俗学的”把戏，在“民俗”招牌底下闹“文艺的”玩意儿，两相耽误。

    第三，各部门研究要平均发展，既然跟民俗学以外的学问分了家，别有过于偏重歌谣、故事或神怪等等，当然不能把非文艺的民俗学资料置之不理。[13]

    乐嗣炳的这段阐述和评论，是中国的民俗学者中最直截了当、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学术陈述和颠覆。它以对北大《歌谣》周刊的宗旨和中山大学《民间文艺》周刊为对象所进行的批判和清算，意在从根本上排除“文艺的”民俗学的地位。笔者以为，钟敬文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发表这篇锋芒毕露的文章，也绝非无意之举。当然，钟敬文本是一个文艺家，他之从事民俗学，也以歌谣、故事研究入籍，但他毕竟介绍过班女士的《民俗学概论》之附录C即印欧故事型式表，笃信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是“正统观念”，因而他的民间文艺学的核心，与乐嗣炳所说的“为研究民俗学而采集民俗学的资料”并无二致。

    钟敬文在杭州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民间文学论文，如《中国的水灾传说》、《中国的地方传说》、《老獭稚传说的发生地》、《狗耕田型故事的试探》、《中国民间故事试探——田螺精》、《中国民间故事试探——蛤蟆儿子》、《蛇郎故事试探》、《老虎与外婆故事考察》、《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文物起源神话》，以及首次提出“民间文艺学”这个概念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等。在后一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把民间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的构想，并就其对象特点、建立的社会条件、所应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务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4] 在日本期间，还写了《槃瓠神话的考察》。如果说广州时期的钟敬文，在其研究中更多地受着英国人类学和北大教授们的影响，“人类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的不少弊端，在钟敬文早期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的话，[15] 那么，杭州时期的钟敬文，不仅其研究领域从歌谣而扩展到了神话、故事以及民间文学的总体研究，在方法上接收了法国社会学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并将其逐步“本土化”。他在《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一文中的一段话，就是他把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本土化”意向的证明：“我以为，神话、故事的研究，是可以从种种方面去着眼的。型式的整理或探索，是从它的形式方面（同时当然和内容有关系）去研究的一种方法，这自然不是故事研究工作的全部，但这种研究，于故事的传承、演化、混合等阐明上是很关重要的。我不愿引什么外国学者的话来助证自己的论点，……故事的内容的研究是重要的（至少我自己，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曾理论地或实践地忘记了这个原则），同时形式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容许疏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方面的研究，是应该相辅而行的。”[16]

    钟敬文杭州时期的著述和种种活动，使他在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跃居到这一学科的鳌头地位，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中的“民俗学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成为民间文艺研究中“民俗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娄子匡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如果说，在杭州民俗学会里，钟敬文是理论家，那么，娄子匡便是组织家。他从搜集研究民间文学步入民俗学界，渐而进入民俗的研究。他的研究民间文学，也强调运用民俗学的方法，他在《民间月刊》的《月光光歌谣专辑》序里说：“我的汇集以‘月’起兴的歌谣，已有七个年头了。当时我要如此干的动机，半是想集得全国的月歌，作民俗学的探讨；半是想把它分区的编成一部《中国月歌全集》。”[17] 他之作《月光光》歌谣的汇集，直接是受了当年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汇集研究的启发，也显示了地理历史学派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中间所发生的影响。他除了与钟敬文合作编辑的《开展月刊》的民俗学专号两期外，还创办了《民俗周刊》（1930年8月创刊，出了100期？）、《民间月刊》[18]、《孟姜女月刊》；抗战爆发，由杭州到重庆，又主办了《风物志杂志》。同一时期各地创办的民俗学刊物很多，好几种与娄子匡有某种关系。这些刊物是：南京的《民俗周刊》（娄子匡主编，至1932年8月1日已出12期）、宁波的《民俗周刊》（娄子匡主编，1931年创刊，共出版3期停刊）、重庆的《民俗周刊》（于飞、樊縯主编，至1933年6月已出10期）、福州的《民俗周刊》（至1933年6月已出153期）、吴兴的《民俗周镌》（谢麟生主编，至1933年6月已出53期）、绍兴的《民俗周刊》（陶茂康主编，至1933年12月已出13期）、潮州的《民俗周刊》（林培庐主编，原名《岭东民俗周刊》，至1933年12月已出74期，在揭阳出版）等。其中有些是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影响下诞生并隶属于该会的，有些是在杭州民俗学会的影响下诞生并隶属于该会的。这些民俗刊物的内容，大体都以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阐述为重点。

    从学术渊源上说，娄子匡既没有外国民俗学的背景，又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没有关系（只是《民俗》周刊的投稿者），他是在宁波土生土长起来的民间文艺学者，初期在鄞县成立的也是“民间文艺会”而非民俗学会。在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前后，即1930年，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倾向于用民俗学派的观点来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他在杭州《民俗周刊》第17期的《启事》里说：“本刊自出版以来，倏将四月，无时或释，对于同好应征及投送文稿，纷纷惠赐，雅意铭怀，惟以篇幅狭小，实虽多揭鸿著，歉愧迄今；故拟再在本埠添出《民间故事周刊》一种。庶几积稿可清，美意可酬，当已启事于先，兹有更以《民学》内包括博大，国内少人注意，为广普之鼓吹计，又拟假南京民报，宁波民国日报，添出《民俗》刊物两种。凡我同好，祈忆及之！”[19] 与他在民俗学理论方面的成就相比，娄子匡在开展民俗学运动、特别是办刊物、联系作者、推动民间文学的搜集方面的功绩，要大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他在杭州时期的代表作是《中国民俗学的昨夜和今晨》和《呆女·呆娘故事探讨》。

    抗日战争爆发，钟敬文的同乡罗香林写道：“在这样暴风雨的时代里，我们这些小民，不做梦又怎样？虽然有一般‘革命青年’要说‘时代的落伍者’，落伍也便落伍，手已没有寸铁，便只有做梦，肩不起时代的什么来了。真的，现在的我们，只好去做梦，只好去做那与一切阔人均无所害而于一国学术的前途又极有裨益的开矿苦梦。”[20] 像罗香林们这班民俗学者，想的是进入象牙之塔，做“纯”学术研究。与罗香林的想法不同，钟敬文毅然放下手中研究民俗学的笔，上了桂林前线。队伍四散了。杭州的民俗学之梦，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无果而终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包括顾颉刚、娄子匡等在内的民俗学者，去了重庆，而钟敬文则到了香港。在大后方，民俗学派的学者们也积极开展了一些活动，但热闹繁华并没有使他们这一派的民间文学理论和实践跃升到更高的层面。

    顾颉刚和江绍原固然对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起过他人无法超越的作用。顾颉刚在民间文学上的成就有二：一个是《古史辨》“层累说”的提出；一个是孟姜女故事和吴歌的辑录研究。但他的主业是古史学，抗战时期，他兼职很多，往来于成都、重庆等地之间，授课、编刊、参加社会活动，不可能更多地沉入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江绍原对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在论者中都是给予高度评价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钟敬文、汪馥泉对他的评价而外，叶德均在《中国民俗学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也对他的研究极尽赞叹之能事，称“他的研究，在民俗学各部分中是最有生计的一部分”。[21] 江绍原对迷信的研究，涉及领域之广，挖掘内涵之深，都是学界公认的，如发、须、爪的迷信和象征，如端午竞渡的法术含义，如礼俗迷信的文化剖析，等等，[22] 既显示了他的思维的缜密和逻辑的严谨，又见出他“拿来”外国的研究方法又将其变为自己血肉的功力。但这些著作基本上没有涉及民间文学的问题。倒是他所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对《山海经》及其神话的研究，以及所译瑞爱德著《英吉利谣俗与谣俗学》一书和关于谣俗的讨论、特别是与清水关于《海龙王的女儿》的讨论，在民间文学理论上具有积极的意义。解放后，他又研究恩格斯早年写作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提到的龙鳞胜和故事，撰写了长篇论文，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坛上闪烁出一道光彩。[23] 作为科学出版社的编审，他于60年代编辑出版了已故神话学家丁山的遗著《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使这部著作免遭埋没的厄运。

    民俗学派的中坚人物，除了钟敬文郑重地提到的这两位对民俗学初创时期作出了非凡贡献的学者外，还应该提到《歌谣》周刊时期就崭露头角、后一度担任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和《民俗》周刊主编的容肇祖。容肇祖除著有《迷信与传说》外，当年在《民俗》周刊上撰著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可是到了40年代，他就几乎无暇他顾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那些人类学家们，如杨成志、陈序经、罗香林、江应梁、岑家梧、王兴瑞、罗致平等学人。抗战时期，罗香林去了重庆，江应梁去了凉山考察。在民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里，他们也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民间文学的收集与研究，但他们距离民间文学较远。只有岑家梧的民间艺术和图腾艺术研究和王兴瑞的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颇为人瞩目。有些侧重或重点研究民间文学的民俗学者，虽然一度放出耀眼的光芒，但他们就像是一颗颗一闪即逝的流星，在天穹中一划就消失了。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顾颉刚也好，江绍原也好，容肇祖也好，他们毕竟是以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哲学研究为本职的专家学者，其所以介入民间文学，只是他们从事古史研究、宗教研究、哲学研究的手段之一，正如顾颉刚在他那篇《古史辨》的长序中说的：“我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24] 终身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学者只有钟敬文一人。类似钟敬文这样锲而不舍终身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与成熟，这正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悲哀。

 2003年10月于北京

 （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恩施）

注释：

[1]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自序》，第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 见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3]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6页。

[4] 王宁、董晓萍《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敬文教授〈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言纪要》（2002年8月29日），北京：《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28日。

[5] 《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载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6卷第60期，1929年1月16日出版。（注：此材料系41年前读刊所记，当时刊物之期号漫漶不清，为“6？”期。）

[6] 《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载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6卷第60期，1929年1月16日出版。（注：此材料系41年前读刊所记，当时刊物之期号漫漶不清，为“6？”期。）

[7] 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下编第四章第二节《北京大学发动民俗学运动》说：“风俗调查会成立一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第5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然，除开辟了一个陈列室、开了几次会外，并没有举出究竟有何成绩。

[8] 《民俗》周刊创刊号，1928年3月21日，广州。

[9] 钟敬文《编辑余谈》，广州：《民俗》第23～24期，1928年9月5日出版。

[10] 顾颉刚《福州歌谣甲集》序，载广州：《民俗》第49～50期，1929年3月6日出版。

[11] 汪馥泉《民俗学的对象任务及方法》，杭州：《民俗学集镌》第1辑，1931年。

[12] 钟敬文《与清水、赵景深的通信》，广州：《民俗》第52期，1929年3月20日出版。

[13] 乐嗣炳《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杭州：《民俗学集镌》第1辑，1931年5月。

[14] 杨利慧《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第2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15] 马昌仪《求索篇——钟敬文早期民间文艺学道路探讨》，上海《民间文艺集刊》1983年第4集；又见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第69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16] 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探究〉自叙》，《亚波罗》1934年第13期。

[17] 娄子匡《月光光歌谣专辑·序言》，杭州：《民间月刊》第2卷第4号，1933年1月。

[18] 原为陶茂康主编，1931年6月创刊，在绍兴出版。自2卷1期起，改由钟敬文、娄子匡、陶茂康编，由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撰稿人有：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赵景深、谢六逸、钟敬文、黄石、钱南扬、王鞠侯、娄子匡、曹松叶。资料征集者有：张清水、林培庐、叶德均、陶茂康、翁国栋、陈伯昂、叶明镜、郭坚、于飞、钱巽□（人+西+皿）、丁梦魁、蔡鲁馥、姚世兰、张之金。

[19] 娄子匡《民俗周刊》第17期《启事》，1930年12月，杭州。

[20] 罗香林《关于〈民俗〉的平常话》，广州：《民俗》第81期，1929年10月9日。

[21] 叶德均《中国民俗学的过去及现在》，《草野》第5卷第3号，1931年4月25日。

[22] 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端午竞渡本意考》、《礼俗迷信之研究概说》等，均见《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3] 江绍原《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北京：《民间文学》1961年第1期。

[24]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