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过多个流派。创立于1918年的北大歌谣征集处和成立于1920年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团结了一批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以《北大日刊》、《歌谣》周刊、《晨报》等为阵地，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这一派的学者们，一面大声疾呼为被圣贤文化所鄙睨的民众口头文学争取地位，一面到民间百姓中搜集歌谣等作品，打破了把圣贤文化看作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观念，使平民百姓的口碑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们引进了历史进化论的哲学理念，吸收了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研究，把外来的理念和方法与本土的国学研究相结合，为后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但这一派由于人员构成和学术思想的杂芜，终于导致了抗战爆发时解体而终结。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18年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1]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期的1920年冬天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到1925年6月停刊，歌谣运动从兴起到衰亡，大约经历了7年的时间。如果加上胡适于1936年主持复刊《歌谣》，又出了一年，总共也不过8年。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歌谣》周刊的创刊，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征集和研究流传于下层老百姓中间、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圣贤文化所承认的歌谣、谚语、俚语等口碑文学，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启蒙意义，应当得到充分的估价。

    北大歌谣研究会是一个松散的流派，在这个大的研究群体中，至少包括了三种类型的学者：一，是受西方人类学派影响较多的学者，如周作人等；二，是重视和提倡搜集歌谣、但就其立场而言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歌谣的学者，如刘半农、胡适等；三，是乡土研究的学者，如顾颉刚、董作宾、常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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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中诞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北大歌谣研究会是冲破政治和文化保守势力的笑骂和抨击，表达其观念、开展活动的。在对待歌谣的态度上，歌谣研究会之外的知识界，大致上有三派人：一曰赏鉴派，这一派认为歌谣只不过是“小玩意”，不但及不上那些喷饭下酒的歪诗，甚至也及不上那些消愁解闷的唱本。二曰混合派，他们把歌谣、谜语、方言、乡曲、唱本看作是不堪入目的下等作品、下贱品。三曰笑骂派，这一派的人数非常之多，势力甚是强大，他们是旧文化的卫道士。[2] 即使歌谣研究会的一般会员——收集者们，在老百姓中收集歌谣时，也往往受到保守主义和在保守主义思想控制下的习惯势力的限制与阻碍，其困难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正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领袖们和成员们——拓荒者们，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等，在荆棘中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搜集和研究歌谣的人是鲁迅，但鲁迅并没有付诸行动，真正实施征集歌谣的是北大歌谣征集处。[3] 歌谣征集处的出现，功在时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的刘半农。他在1927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国外民歌译·自序》里说：“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始了。”他还说：“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别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其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的。”[4] 从此可以见出，一，参与开创中国歌谣运动的人，不仅来自不同的学科，而且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和立场，而首倡歌谣搜集运动的刘半农，是从文艺欣赏的立场进入并发动这个事业的；二，他所说的“歌谣”是广义的，包括像顾颉刚所搜集与研究的孟姜女传说，也在“歌谣”之列，“歌谣”与后来我们所指的“民间文学”是同义的。

    三年后，即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先后参加歌谣研究会这个团体或流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刘半农、沈尹默外，有文学家周作人、胡适、常惠等，语言学家音韵学家钱玄同、沈兼士、魏建功，史学家顾颉刚等。尽管参加进来的人员成分很杂，学术思想及其倾向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都以周作人执笔的《歌谣·发刊词》为行动纲领。周作人宣布：“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5] 此后，在第26期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名义复俄国教授伊凤阁的信（1923年9月24日）中，再次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研究歌谣的两种方法：“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Folk-lore)的方法，先就本国的范围加以考订后，再就亚洲各国的歌谣故事比较参证，找出他们的源泉与流派，次及较远的各国其文化思想与中国无甚关系者作为旁证；唯此事甚为繁重，恐非少数人所能胜任，须联合中外学者才能有成。本会事业目下虽只以歌谣为限，但因连带关系觉得民间的传说故事亦有汇集之必要，不久拟即开始工作。至于文艺的研究将来或只以本国为限，即选录代表的故事，一方面足以为民间文学之标本，一方面用以考见诗赋小说发达之迹。”[6]

    以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运动，持续到1925年5月11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开会议决暑假后归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至于改刊的原因，《国学门周刊·缘起》写道：

    国学门原有一种《歌谣周刊》，发表关于歌谣的材料。去年风俗调查会成立，也就借它的余幅来记载一点消息。后来寖至一期之中，尽载风俗，歌谣反付缺如，顾此失彼，名与实乖。兼之国学门成立以来研究生之成绩，及各学会搜集得来整理就绪之材料，日积月累，亦复不少，也苦于没有机会发表。于是同仁遂有扩张《歌谣周刊》另行改组之举。

    这个新周刊是包括国学门之编辑室、歌谣研究会、方言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所有的材料组合而成。其命意在于将这些材料编成一个略有系统的报告，以供学者之讨论，借以引起同人之兴趣及社会之注意。其组织虽于本校《国学季刊》不同，却是表里相需并行不悖的。以后尚望同志随时赐教。

十四年十月十日[7]

    《歌谣》周刊出到第97号（同年6月28日）停刊，原来《歌谣》周刊的任务，合并到了《国学门周刊》，征集和发表歌谣的园地，被所内的方言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等所挤占，不仅排除了许许多多远在外地的搜集和研究歌谣已颇有成绩的会员，即使围绕在《歌谣》周围的那一彪人马，如常惠、董作宾等，也陆续风流云散了。

    歌谣运动派的解体，主要原因应是社会条件的变化。正如胡适在十年后为《歌谣》写的《复刊词》所说：“歌谣周刊停办，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从此以后，北京教育界时时受了时局的震撼，研究所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停了十多年。”[8]

    到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委员会委员，但那时连会都开不起来。直到1936年3月，胡适才站出来重新收拾旧山河，恢复《歌谣》周刊，看起来所聘人员有些还是老搭档，但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了。而且，胡适在《复刊词》里所宣布的新纲领，其基调，与当年周作人的旗号相比，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改变。胡适写道：“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周作人当年宣布两种目的，而且是把“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目的放在第一位，到此时，胡适放弃了“民俗学”的目的，只重申“文艺的”目的，即为“给中国新文学的开辟一块新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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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研究会派的历史贡献

    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为中心的歌谣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一翼。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以《北大日刊》、《歌谣》周刊以及《晨报》的副刊等报刊为理论阵地，一开始就高扬一向被以贵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鄙睨的平民口头文学的旗帜，在建立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后《歌谣》周刊时代的一些团体的成员，对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这一主要以文学家组成的流派的成就持较多的否定态度，但这一流派的历史贡献不会因为它所固有的缺陷而被历史所埋没。歌谣研究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通过他们在舆论上的大声疾呼、思想理论上的搏斗和包括搜集研究阐释等富有成效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千年来只有统治集团及其文人雅士们所创造的圣贤文化才算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偏见与文化保守主义，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学”亦即民众的口碑文学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流传在民众口头上、传布于百姓中的民间文学，理应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活跃、最富生气的一部分。歌谣学者们的搜集和研究活动，遇到了来自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以及习惯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困难。用《歌谣》周刊编者常惠在《一年的回顾》里的话来说：他们是“委屈婉转于家庭反抗和社会讥评中间，去达到收获的目的。”[9] 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

    （2）他们把历史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引入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中来，打破了传袭既久的中国儒学家们所创立和发展了的天命观哲学基础。如学者们透过歌谣研究中国的社会民族问题，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常惠《歌谣中的家庭问题》（第8号）、刘经菴《歌谣与妇女》（第30号）、刘经菴《歌谣中的舅母与继母》（第46号）、黄朴《歌谣与政治》（第37号之歌谣周刊纪念增刊）等对中国家庭问题的研究，以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思想，丰富了和拓展了初创时期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架构和内涵。

    （3）他们逐步把西方民俗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特别是比较研究法介绍到中国来，并使之与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诸如训诂、考订等）结合起来。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上、后来为《歌谣》周刊转载的《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10]应该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以比较研究法研究歌谣的文章，在后来的歌谣研究中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周作人作为《歌谣》周刊的编者，在该刊和《晨报》等发表的文字中，对西方民俗学的思想和方法的介绍，对于推进歌谣的研究也起了重要作用。

    （4）《歌谣》周刊前后历时八年，虽然主要以提倡歌谣搜集渐而及于故事传说材料为要旨，但一些学者，如顾颉刚、董作宾、白启明、刘经菴、张四维、孙少仙、刘策奇、王礼锡等，也在歌谣、传说、故事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个乡土研究的流派，并创造了至少两个研究范式：一个是歌谣的，即董作宾的歌谣《看见她》母题研究；一个是传说的，即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那时“传说”、“故事”的界说还缺乏严格的界定）。顾颉刚的吴歌搜集与研究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拟另文论述，这里仅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为例，略谈《歌谣》周刊在歌谣研究上的贡献。董作宾在《歌谣》周刊62、63两期（1924年10月5日、12日）上刊行专号《看见她》两期，开歌谣“母题”研究之先河。他从歌谣研究会征集到的7838首各地歌谣中，挑选出属于“看见她”母题的歌谣45首，又从中分解归纳出“娶了媳妇不要娘”、“寻个女婿不成材”、 “隔着竹帘看见她”三个母题，进行统计学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我把有线索可寻特别相同的地方，详细比较一次，作出个粗疏的分类，结果发现了‘两大语系’、‘四大政区’的关系。原来歌谣的行踪，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尤其是水便于陆。在北可以说黄河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在南可以说长江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并且我们看了歌谣的传布，也可以得到政治区划和语言交通的关系。北方如秦晋、直鲁豫，南方如湘鄂（两湖）、苏皖赣，各因语言交通的关系而成自然的形势。这都是歌谣告诉我们的。”次之，他又作内容的和地理学的比较研究，在传承路线上取得了颇有说服力、因而十分可喜的结论。再次，他运用中国传统的训诂考订方法，对字、词、句、段进行考订，校正内容的合理与流传的变异。从而他得出结论说：“一个母题，随各处的情形而字句必有变化，变化之处，就是地方的色彩，也就是我们采风问俗的师资。所以歌谣中一字一句的异同，甚至于别字和讹误，在研究者视之都是极贵重的东西。”[11] 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的研究，以及围绕着“看见她”母题开展的讨论，被后来学者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歌谣研究的一个范式，也为当时世界范围（特别是日本）的“文化移动学说”增添了中国文化的例证，并成为我国歌谣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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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分歧未果而终

     前期歌谣运动的学者们，主要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大多是“五四”前夕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化革命思潮的大形势下集拢而来的，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显得很是驳杂，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虽然在歌谣征集处之后又酝酿了三年之久，但毕竟还是很仓促的，应该说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里所宣布的歌谣运动的两个目的，想把西方民俗学的套路和由“国风”开启的中国文化传统弄到一块，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歌谣研究会内部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并非偶然。这种分歧或矛盾，在歌谣研究会的会刊《歌谣》周刊的版面上随时都能从字里行间见得到闻得出。

    《歌谣》周刊的负责人周作人在该刊第10号上撰文说，研究歌谣（具体说研究童谣）者有三派：“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管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12] 歌谣研究会成员杨世清在《歌谣周年纪念增刊》撰文说：“现在研究歌谣的人，从他们的目的看来，大约可分以下四派：（一）注重民俗方面，（二）注重阴韵训诂方面，（三）注重教育方面，（四）注重文艺方面。在这四派目的里边，本难说哪派重要，哪派不重要；不过默察现在的情形，似乎注重文艺方面的人，较为多点。”[13] 三派也好，四派也好，总之是在认识上和目的上存在着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月来越扩大。歌谣研究会成立时的元老之一的沈兼士，以及钱玄同、魏建功、林玉堂，甚至董作宾，他们是主张通过歌谣研究方言的。周作人、常惠，他们都是文艺家，但在歌谣研究上，他们却都明显地倾向于民俗学而非文艺学、或曰逐渐从文艺学的而转向民俗学的，尤其明显的是周作人，他是最早绍介和运用英国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的理论的主要人物，常惠受周作人的影响，并发展了周作人的理论，把歌谣研究归结为一句话：“歌谣是民俗学的主要分子，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而这句话几乎成为歌谣研究会一时的行动口号。刘半农、胡适等是坚定的文学派，他们主张搜集研究歌谣的目的是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快新的园地。胡适早在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之前就著文写道：“近年来，国内颇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14]

    从歌谣研究会成员们在学术方向上存在的分歧中，可见出歌谣研究会这个学术流派，是多么的驳杂而松散。

    1923年1月7日，《歌谣》周刊编辑常惠在回答蔚文的来信时写道：“我们研究‘民俗学’就是采集民间的材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他，至于整理之后呢，不过供给学者采用罢了。” “等我们将来把‘歌谣研究会’改为‘民俗学会’扩充起来再说吧！”[15] 同年10月，常惠在《歌谣》周刊第28号（1923年10月14日）头版编发了闻寿链所撰《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此文是编者从风俗调查会发出的风俗调查表格反馈回来的调查报告中选出的一份。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歌谣研究会已向着民俗学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歌谣研究会成员们在认识上和理念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在歌谣研究会的会议上提出并讨论把歌谣研究会改名为民俗学会的建议案。

    1924年1月30日召开的歌谣研究会常会上，就歌谣研究会是否改名为民俗学会问题上进行了专题讨论，作为会议主席的周作人和常惠以及容肇祖最积极主张把歌谣研究会改名为民俗学会，而钱玄同、沈兼士、林玉堂、杨世清则反对改名。争论未果而终。[16] 作为妥协的措施，会后，由周作人和常惠于下一期（第64号）上根据会上一些人的发言、特别是容肇祖的提议，刊出了一则《本会启事》：“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他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旁的一切属于民俗学范围以内的全部都抛弃了，不但可惜而且颇感困难。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的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17] 这则《本会启事》，我们可以看作是对《歌谣》周刊初创时周作人所撰《发刊词》的补充、修正和调整。而《歌谣》周刊扩版，正式刊登民间散文体裁作品、方言和民俗研究文章，成为国学门所属歌谣研究会与方言调查会两个团体共同的机关刊，则是从第49期（1924年4月6日）起。作为刊物转折标志的，是在第49号刊登了董作宾的《为方言进一解》，在第50号刊登了顾颉刚的《东岳庙七十二司》。接着，第55号编发了一期《方言标音专号》，第56、57、58、59-60连续编发了四期《婚姻专号》，“民俗的”色彩日趋浓重。

    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于1928年创立了中大民俗学会的顾颉刚，在《歌谣》周刊1925年6月停刊四年后的1929年追溯北大歌谣研究会解体的原因时写道：“当民国八九年间，北京大学初征集歌谣时，原没想到歌谣内容的复杂，数量的众多，所以只希望于短期内编成《汇编》及《选粹》两种；《汇编》是中国歌谣的全份，《选粹》是用文学眼光扶择的选本。因为那时征求歌谣的动机不过想供文艺界的参考，为白紵歌竹枝词等多一旁证而已。不料一经工作，昔日的设想再也支持不下。五六年中虽然征集到两万首，但把地图一比勘就知道只有很寥落的几处地方供给我们材料，况且这几处地方的材料尚是很零星的，哪里说得到《汇编》。歌谣的研究只使我们感到它在民俗学中的地位比较在文学中的地位为重要，逼得我们自愧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的缺乏而激起努力寻求的志愿，文学一义简直顾不到，更哪里说得到《选粹》。于是我们把原来的计划放弃了，从事于较有条理的搜集，这便是分了地方出专集。”[18] 显然，顾颉刚对歌谣研究会里那些文学家从文艺学或从文艺欣赏的角度研究歌谣的立场是持否定态度的。

    《歌谣》周刊停刊十年后，由胡适主持复刊时，在他于1936年3月9日所撰写的《复刊词》里，对初创时由周作人所表述的办刊宗旨，亦即歌谣研究会同人们的共同的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在实际选稿办刊中，也与周作人、常惠时代迥然有别了。他写道：“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徘徊赏玩；勤苦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19] 一向就存在的民俗派和文学派之争，后期《歌谣》坚定地选择了文学派的立场。一大批文学研究者和教授，如朱光潜、李长之、吴世昌、林庚、台静农、陆侃如、吴晓铃、寿生等参加进来，他们分别从自己的文学立场对歌谣作出种种微观的阐发。容肇祖的《粤讴》研究、佟晶心的宝卷研究、吴晓铃的影戏研究等，既为新版《歌谣》开辟了新径，也为20世纪30年代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俗文学派的登上舞台做了铺垫。刊物上虽然也不时有不同的声音（如编者徐芳的推介李安宅译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文章、于道源译翟孟生著《童话型式表》等），但总体说来，已成为民间文学的文学研究者流派的单一园地。胡适时代的《歌谣》与周作人、常惠时代的《歌谣》相比，所走的全然是两股车道了。

    《歌谣》周刊的最后一期是3卷第13期，出版于1937年6月26日暑假开始之日，离日军攻打北平的卢沟桥“事变”，大约仅差十天。前后存在了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也随着抗日战争的逼近北平而宣告解体了。

2003年11月26日定稿于北京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6月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学苑出版社合办，北京]

注释：

[1] 北大歌谣征集处由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发起。由刘半农草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校长启事》，发表在《北大日刊》第61号（1918年2月1日）上。

[2]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见《歌谣》周刊《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34版。

[3] 拙文《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见《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学术专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北京；又见《中外论坛》2001年第4期，纽约。

[4] 刘半农《国外民歌译·自序》，北新书局1927年4月，上海。

[5] 周作人《歌谣·发刊词》，见《歌谣》周刊第1号，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北大日刊》科发行。

[6] 歌谣研究会复伊凤阁信，见《歌谣》周刊第26号，1923年9月30日。

[7]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期，1925年10月14日。

[8] 胡适《歌谣·复刊词》（1936年3月9日），《歌谣》第2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

[9] 常惠《一年的回顾》，见《歌谣》周刊第37号之纪念增刊第43版，1923年12月17日。

[10] 胡适《歌谣的比较研究的一个例》，《努力》第31期，1922年。常惠在《歌谣》周刊创刊号上就提到和推荐了胡适的这篇文章。

[11] 董作宾《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歌谣》周刊第63号第1～2版，1924年10月12日。

[12] 周作人《读〈童谣大观〉》，见《歌谣》周刊第10号第1版，1923年3月18日。

[13] 杨世清《怎样研究歌谣》，《歌谣周年纪念增刊》第19页，1923年12月17日。

[14] 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读书杂志》第2期，1922年10月1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4，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初版。

[15] 蔚文与常惠的通信，见《歌谣》周刊第10号（1923年1月7日）第4版。

[16] 《本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见《歌谣》周刊第45号（1924年3月2日）第6～8版。

[17] 《歌谣》周刊第64号（1924年3月9日）第1版。

[18] 顾颉刚《福州歌谣甲集·序》，载《民俗》第49～50期，1929年3月6日出版。

[19] 胡适《歌谣·复刊词》，载《歌谣》第2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