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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间文艺学(1)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8-02  作者: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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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999)
    新时期20年来,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搜集采录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围绕着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而开展了一次前无古人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民间文学普查,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各省卷本已出版了17卷;第二,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出版,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除“三套集成”外,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社以成套的形式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集、民歌集和叙事诗集,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下层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还首次出版了中国文化瑰宝──三大民族英雄史诗;第三,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外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原则,找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而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民间文学理论专著,创办了多种理论研究期刊。第四,恢复了以侧重发表民间文学作品的刊物《民间文学》,各地也创办了一些以发表民间文学为主的刊物,有些刊物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第五,各省市恢复和新成立了民间文学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倍增,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搜集和研究队伍。大专院校恢复了招收民间文学硕士,并逐步招收和培养出了我国自己的民间文学博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员,从“文革”前只有大约200人,发展到了90年代初的3000多人(缺乏最近的统计)。其中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者,估计大约有1500人左右,而先后参加“三套集成”原始资料的搜集者则更多,总数达200万人次。

    本文的任务,主要是叙述和论列搜集采录以及民间文学作品出版方面的成就,理论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将另文论述。

 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考察与采录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的采录工作,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1983年。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1987年。第三个阶段,从1988年~1998年。

第一阶段(1979~1983)

    这一阶段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的特点是,百废待举,热情很高,想把失去的时间重新夺回来。各地以不同方式(如征集的方式,多数组成小组下去采录)开始组织采录民间文学作品。

    (一)1979年10月,辽宁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与辽宁大学中文系联合组成满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携录音机、照相机,前往黑龙江省依兰、宁安,吉林省以及辽宁省的新宾等地采录满族民间文学。1980年7月21~8月6日,又前往辽宁省的丹东地区满族聚居县社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在岫岩县的偏岭、雅河、苏子沟、红旗营子等乡的18个村,访问满汉居民180人,采录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资料50万字,照片100余幅。在凤城县也采录了一些传说和歌谣,数量未详。[1] 岫岩县民间文学搜集者张其卓和董明在1979~1980年调查时,发现了李马氏、佟凤乙和李成明三位满族民间故事讲述家。于是他们从普遍调查采访转移到对三位老故事家的专题采录,前后花费三年时间,到1983年完成。李马氏讲述故事73篇,佟凤乙讲述故事117篇,李成明讲述故事115篇。对他们的故事都录了音,拍摄了照片。他们的调查所得,以及他们的调查采录水平的提高,资料科学性的程度,对于中国民间文学界来说,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中国民间文学界从此开始对故事家及其个性的关注。他们所搜集的故事以《满族三老人故事集》为题于1984年出版。[2] 从1981年4月起,沈阳军区前进报编辑裴永镇在沈阳市郊区苏家屯采集民间故事时发现了朝鲜族故事家老大娘金德顺,从她口中记录下来150多个故事,于1983年结集出版了《金德顺故事集》。[3] “故事家研究”这一课题,最先由辽宁省民间文学界率先提出来,逐渐受到全国的重视。[4]

    (二)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黑龙江民间文艺研究会及音乐家协会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80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1981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两次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的绕河四排、抚远、同江、八岔、街津口、富锦城区等地,对赫哲族民间文学进行抢救性调查。采录歌手10余人,用磁带录音机根据葛德胜、吴连贵、尤树林的口述录制了赫哲族长篇叙事诗“伊玛堪”4部,民歌“嫁令阔”10首。所收作品经调查组翻译后,主要部分发表在《黑龙江民间文学》(内刊)1981年第2集上。[5] 以此作为开端,后来还对赫哲族的民间文学进行过多次调查,但这次对赫哲族民间文学特别是对“伊玛堪”的调查,无论就调查的科学性而言,还是就调查的成果而言,应是继本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凌纯声的赫哲族调查之后又一次重要的调查,基本摸清了“伊玛堪”的蕴藏情况,完整地记录了几部作品。到90年代,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将这次调查所得,及20年来个别搜集者调查记录的成果,精选汇编为《伊玛堪》(上、下)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在哈尔滨出版。

    (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派出由陶阳、徐纪民、吴绵三人调查组,于1980年5月15~7月2日到泰山、徂徕山地区的一些公社和灵岩寺一带调查采录民间故事。这次调查采录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记录民间故事的科学性和可读性。这次调查实行“全面搜集”的方针和采用“有闻必录”的方法,用笔录和录音并用的手段,采录到泰山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包括异文,近300篇;徂徕山革命故事和传统故事100篇,革命民歌近300篇。在这次实地调查之前,北京和长春的刊物上,正开展民间文学作品“改旧编新”的讨论。他们的调查目的在回答“改旧编新”论者。他们所采录的民间故事编为《泰山故事大观》。[6] 调查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采录的境界,他们希望能向民间文学界提供一种“忠实记录”的样板。

    (四)云南省是我国民间文学队伍较为集中、资源较为丰富、搜集工作基础较为雄厚的少数省区之一。1979年建立了民族文学研究所,1981年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人员云南分会。为撰写各民族文学概况,派出9个调查组深入傣、彝、藏、哈尼、纳西、景颇、阿昌、傈僳、基诺、德昂、布朗、蒙古等民族的聚居地进行民间文学调查,搜集到约700~800万字的资料,特别重要的是搜集到一批史诗和长篇叙事诗,如傣族的《相勐》、《兰戛西贺》、《叶罕佐与冒弄央》、《阿暖贡玛纳》,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哈尼族的《奥色密密色》、《哈尼阿培聪坡坡》,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彝族的《查姆》、《阿鲁举热》,景颇族的《凯刚和凯诺》等几十部,大大地丰富了史诗和叙事诗的阵容。尤其可贵的是,还发发掘出了傣族古典文学论著《论傣族诗歌》。[7] 另据报道,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委托云南大学中文系组成15人组成的调查队于1980年8月到景谷县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民间文学调查收集。调查队重点调查了钟山、永平、猛班、民乐4个傣族聚居的公社,搜集了民间文学作品93件,计70万字(包括叙事长诗8部计10335行,传说故事85件)。[8]

    (五)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搜集记录,开始于1978年。托·巴德玛、宝音和希格二人到行将天山南北12个县的蒙古族聚居地区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他们记录的15部《江格尔》先于198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在乌鲁木齐出版了托忒文本,后于198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呼和浩特出版了回鹘式蒙古文本。同年7~8月,仁钦道尔吉与道尼日布扎木苏在新疆巴州记录了巴桑、乌尔图那生和额仁策演唱的4部。1978年下半年,新疆成立了《江格尔》领导小组,1980年3月成立了《江格尔》工作组,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开始了有计划的搜集工作。以蒙古族学者巴德玛和贾木查为首的《江格尔》工作组,深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塔城地区的近20个县的蒙古族聚居区,进行普查。他们共录制了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187盒式录音磁带(约187小时),其中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诗行。1981年6~7月间,在博尔塔拉、巴音郭楞和塔城举行了《江格尔》演唱会,也对演唱作了录音。1981年8~9月,仁钦道尔吉去博尔塔拉、伊犁二州的6个县访问了10多位讲唱《江格尔》的艺人──江格尔奇,除录制若干资料外,还调查了一些江格尔奇的生平资料。在历次搜集采录的基础上,在新疆先后出版了3种《江格尔》版本:一,托·巴德玛、宝音和希格等搜集整理的《江格尔》15部本。霍尔查将其译成汉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至1985年在乌鲁木齐以托忒文出版了《江格尔》资料本第1~5卷,此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与1988年前在乌鲁木齐以托忒文出版了第6~9卷。这9卷本包括94部。三,1985年和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新疆《江格尔》工作组搜集整理的《江格尔》(一)和(二),其中收入60部约8万诗行。这两卷60部长诗,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8年和1989年在呼和浩特出版了由托忒文转写的回鹘文本。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黑勒、丁师浩译的60部中的前26部汉文译本。[9]

    (六)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从198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峨眉山召开的《格萨尔》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开始的。西藏自治区就成立了专门的搜集整理班子,调集了李朝群、黄文焕、齐美多吉等专业人员开始搜集记录工作。截止到1982年5月,西藏民间文学工作者根据札巴老人、玉梅姑娘、卡则札巴·阿旺江措、阿达尔等10余位著名史诗说唱家的说唱,录音600余小时,转换成文字可达数百万字。同时在全区展开普查,于1982年6月走访了昌都、类乌齐等6个县,历时两个月,共收集到15部手抄本、木刻本和油印本,加上此前自治区出版局收集到的17部,累计为32部。[10]  1983年又派出工作组到阿里,在7个县、12个区的23个公社进行普查,搜集到手抄本和影印本6部,调查到能演唱十八大宗的说唱艺人平措伦珠。这一年共收集到手抄本19部。为札巴老人录制了《乌斯茶宗》一部,为玉梅录制《塔岭》磁带6盘,为那曲的拥珠录制《甲昂巴盔甲宗》一部。《天岭》和《松岭》两部业整理完稿,交出版社。[11] 1983年7~8月,中国社会科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联合调查组赴甘南藏族地区进行了普查。青海省、云南省也在调查中收集到一些新资料。[12] 西南民族学院《格萨尔王传》科研组于1982年8~9月间组织4位藏族老师赴阿坝藏族自治州江原、阿坝、马尔康3县,访问了11位民间艺人、10位歌手,搜集到22万字的《格萨尔王传》资料,其中有藏文版抄本5种。[13] 西北民族学院成立了格萨尔研究所,出版了《土族格萨尔》。

    (七)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采录是从1961年开始的。那次调查人员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调查中发现了著名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他用了7、8个月的时间演唱了这部史诗中的《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涅尼木》、《赛依特》5部。初步记录整理的资料曾由新疆文联铅印成册。1964年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及克孜勒苏自治州三方组建《玛纳斯》工作组,再次记录了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第6部《阿勒巴恰与别克巴恰》(40000行)。“文革”中记录稿不幸佚亡。所幸第2部为新疆文联曾参加搜集工作的刘发俊保存下来。后又从北京中国文联的散乱资料档案中找到了《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及第1部《玛纳斯》。春回大地,1979年,居素甫·玛玛依被邀至北京,补唱了第7部《索木碧莱克》、第8部《奇格台依》。至此,史诗《玛纳斯》全部演唱记录完毕。嗣后,新疆文联《玛纳斯》工作组集中进行整理、翻译和出版。我国搜集出版的《玛纳斯》和《赛麦台依》两部,就是是根据居素甫·玛玛依多年的演唱本整理的。居素甫·玛玛依对保存柯尔克孜民族的英雄史诗的贡献殊大,被称为“当代的荷马”。[14] 在普查搜集中,还根据乌恰县的玛纳斯奇艾什玛特·买买提和天山以北特克斯县的玛纳斯奇萨特瓦勒德·阿勒的演唱,记录了若干异文。

    (八)江南长篇吴歌的搜集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大成绩。1981年秋无锡县朱海容搜集到500行的《沈七哥》,发表于《江苏民间文学》同年第3、4期上;接着,上海民间文学研究家钱舜娟于1982年6月、1983年4月、1984年5月、1985

文章来源:民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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