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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间文艺学(3)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8-02  作者: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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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88~1998)

    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于1987年结束,少数省(市、自治区)继续进行,延迟到90年代初,也告结束。已经基本结束普查的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极少数专业干部进入三套集成的编辑阶段,多数搜集者则陷于盲目的沉寂状态。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96年12月提供的资料称:“近几年普查采录和各地资料本的编印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些起步较晚的地区,通过艰苦的努力,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资料建设工作进展迅速,成绩喜人。福建省截止1994年初,全省已编印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县(市、区)卷铅印本200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1988年全国初次统计普查采录成果时,是唯一没有编印一部县卷本的地区,而近年全区已编印资料本391卷,其中241卷已铅印出版。上海市编印的350余卷资料本中还编印了街道卷和乡卷本。”[1] 预计1998年底前将要出版的全国集成卷本有7卷:谚语集成:贵州卷、江苏卷、上海卷;歌谣集成卷本有:江苏卷;故事集成卷本有:四川卷、福建卷、北京卷。

    个人的采录也有收获。活跃于50年代的韩燕如、孙剑冰、陈玮君、黎邦农等,崛起于80年代的裴永镇、刘思志、董其卓等,由于各种原因,进入90年代以来多没有再继续下去,而老民间文学搜集家董均伦、江源夫妇还坚持不懈,继续深入采访,不辞劳苦地到孔子的家乡曲阜及周边地区,采录有关孔子生平和家世的传说,并出版了《孔子世家──九十九个半的故事》。组成的《孔子世家》一书的这99个半故事,是在不同地点采集和写定的,每一个故事述说了孔子这位万世师表的一件事迹,99个半故事合起来,就成为一本民间视角的孔子传记。从民间视角看孔子,当然与学者看孔子会有所不同,正如野史与正史不同一样。唯其是民间视角,才更显得难得和可贵。河南省的马卉欣在80年代后期以田野调查脱颖而出,他原是河南省桐柏县文化馆的干部,1979年开始对盘古神话发生兴趣,后逐步作了一些搜集材料的基础工作。1988年开始,对盘古神话进行考察,先是考察家乡河南省各地与盘古神话有关的地区和遗迹,进而考察范围扩大到全国许多与盘古神话有关的地方,足迹所至,有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青海、河北、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和20多个民族,历时9个月,行程3万里,搜集记录各地民俗、民族、史学、考古、志气、书、神话、传说文字资料180斤,录制磁带27盒,拍摄照片资料40余幅。最终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马卉欣编著的《盘古之神》一书,分《盘古神话诸形态考察与研究》、《原始盘古神话的遗存》和《盘古神话的遗风》三编把他多年的调查所得收罗以尽。

第二节  重要民间文学成果揽胜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迎来了民间文学出版的最佳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品种齐全,故事、歌谣、史诗、谚语,每一种形式的作品都出版了一定数量,而且还显示出以下五个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新从群众中搜集采录的来的作品超过建国来任何时期;二是科学性大为加强,长期困扰着民间文学界的搜集作品写定时加工太大的弊端大有改善;三是成套的图书相继问世,既检阅了我们搜集工作的成绩,又把分散的民间文学图书系统化、系列化;四是55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被记录下来,受到了出版界和学术界的空前重视;五是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受到了出版机构的关注。建国初期的17年间,民间文学的出版单位,最重要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新文艺出版社),有一段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成立了民间文学编辑室。“文革”后,除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继续出版民间文学书籍外,还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可惜的是,1987年被撤消了),这两家出版社,以及各省市的出版社,20年来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图书,基本上满足了读者对民间文学读物的要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3年和1989年先后进行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促进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和质量的提高。现将有代表性的、有特点的、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介绍和评述如下:

(1)    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1979~1982)获奖作品

    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评奖于1983年9月在北京进行,经以周扬为主任的评奖委员会通过预选和终审评选出获奖作品86部。其中一等奖7部;二等奖23部;三等奖29部;荣誉奖27部。在86部获奖作品中少数民族的作品有50多部,包括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傈僳、佤、畲、高山、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达斡尔、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鄂温克、裕固、鄂伦春、赫哲、基诺等民族的作品。其中还有用藏、蒙古、柯尔克孜、维吾尔、壮、哈萨克、傈僳等7种民族文字记录并出版的13部作品。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参加全国评奖,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第一次。获奖的86部作品,第一次向国内外展示了我国民间文学的丰富多彩和56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搜集成果。受奖大会于1983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主持受奖。

    获一等奖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之部》(英雄史诗,藏文,青海省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年)、《江格尔》(15章本,蒙古文,托·巴德玛、宝音和希格等搜集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玛纳斯》第5部(英雄史诗,柯尔克孜文资料本,居素普·玛玛依演唱本,新疆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1982年)、《苗族古歌》(田兵编选,唐春芳、汛河、燕宝、苏晓星、潘光华、桂舟人、龙明伍、今旦、邰昌厚搜集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廖东凡、次仁多吉、次仁卓嘎搜集整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相勐》(傣族叙事长诗,岩峰、王松搜集整理,载《山茶》1980年第2期)、《乌赫勒贵灭魔记》(蒙古族史诗)(琶杰演唱,丹碧扎拉桑整理,胡尔查译,载《勇士谷诺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2]

    需要特别说说的是《藏族民间故事》(第一集)。1979年廖东凡、次仁多吉、次仁卓嘎到后藏采风为时100天,行程3000多公里,搜集到故事、传说、歌谣近百万字。开始了西藏的有组织的调查采录。同年于乃昌等在珞巴、门巴地区采风;1981年自治区民间文学讲习班分7个组到楚河、雅鲁藏布江、雅隆河、拉萨河、羊卓雍湖采风;1982年廖东凡、次旦多吉在墨脱珞巴、门巴地区采风;1983年米林地区民间文学调查;1986年张学仁、冀文正等再次到的墨脱调查。廖东凡等的这本《西藏民间故事》作为第一部由以汉文公开出版的西藏民间故事集,无论在西藏文化史上,还是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相勐》是傣族的阿銮叙事长诗之一。傣族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宗教世界观对傣族影响甚巨。傣族流行一种叫做阿銮的故事,就是产生和流传于寺庙里的作品,多以诗体形式流传。据在西双版纳的调查,傣族仅歌颂阿銮的长诗就有550部之多。[3] 长诗讲的是勐维扎王子相勐统一茫茫森林里101个国家的故事。在这个动人的古代爱情故事的背后,其实是古代不同的农耕氏族部落(森林国家)之间的血仇战争和部落兼并的血腥现实。这个作品,除了真挚的爱情给读者以情操的陶冶和美感的享受而外,还给读者以历史感和人民性。

(2)    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1983~1988)获奖作品

    第二次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于1989年8月在北京进行,经以钟敬文为主任的评奖委员会评选出获奖作品81部。其中荣誉奖5部,一等奖3部,二等奖16部,三等奖35部。授奖大会于1989年9月在大连市举行,授奖仪式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主持。获一等奖的3部作品是:《天牛郎配夫妻》(故事,孙剑冰搜集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密罗陀》(史诗,蓝怀昌、蓝书京、蒙顺通等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祭天古歌》(歌谣,戈阿干、巴茅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4]

    要特别一提的是《密洛陀》。这是流行于布努瑶人中间的一部原始性叙事长诗,整理稿长达14000行,可谓长篇巨制。搜集者们从1962年起便开始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采风,前后历经27年才得以完成。叙事诗通过对创世母神密洛陀这一形象的叙述与讴歌,表达了布努瑶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愿望。密洛陀是布努瑶族群的母神,在这部神话诗中,宇宙万物是由她用风和气流创造出来的,山川平地、湖海森林,一切生命之物,也是在密洛陀创造出来的。密洛陀派她的儿子射杀了威胁着人类的太阳和月亮,斩除了危害着人类的凶猪、妖猴、魔虎。密洛陀的精神指引着布努人战胜困难和敌人,不断走向光明。《密洛陀》是布努瑶的文学,又是布努瑶的编年史。

    《祭天古歌》是云南省民间文学普查后取得的第一批重要成果,所收作品是纳西族信仰的东巴教祭祀仪式有关联的作品。纳西族的祭天古歌中,包含着大量原始的、朴素的幻想,是该民族远古神话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祭天古歌》不仅是一部良好的民间文学读物,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复原远古时代的思维和生活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届评奖设有荣誉奖奖项是主要对成绩卓著的老学者的奖励,得奖者有:《聊斋汊子》(故事,董均伦、江源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续集》1987年)、《增布的宝鸟》(故事,萧崇素搜集整理,重庆出版社)、《阿诗玛》(叙事诗,马学良、罗西吾戈、范慧娟搜集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格萨尔王传·门岭之部》(史诗,王沂暖、余希贤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董均伦和江源夫妇的《聊斋汊子》是他们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山东农村新搜集来的民间故事。董均伦夫妇的搜集方法和风格自成一体,他们听了农民讲述人的讲述之后,回来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精神不走样,叙述文字上口,但不是逐字逐句地忠实于讲述者。他们搜集的作品是一种很好的文学读物,颇受读者的欢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新时期,他们并未因年事已高就放下笔来,而是继续“行万里论,找千人谈”[5]。王沂暖教授多年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焕发了青春,在这一领域里辛勤耕耘,默默无闻地翻译了《格萨尔王传》中的多部。因此,评奖委员会给予他的劳动崇高的评价。萧崇素30年代是左联的成员,解放后长期从事四川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采录,出版过《奴隶与龙女》、《青蛙骑手》、《葫豆花与凤凰蛋》、《五色海的传说》等民间故事集。新时期以来,他又满怀热情地开始搜集和编印四川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版本的工作,编印过多种有价值的资料。对他的《增布的宝鸟》授予荣誉奖,是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对他一生从事文艺工作、半生献给民间文学的一种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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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任重行难  成绩斐然──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已逾十年》(1996年12月内部汇报资料)

[2] 《1979~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评奖获奖作品名单》、《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委员会名单》及受奖大会的报道,均见《民间文学》杂志1984年第1期。

[3] 据毛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傣族》下卷第2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获奖名单》及评奖委员会名单,均见《民间文学》1989年第10期。

[5] 董均伦、江源《行万里路  找千人谈》系《聊斋汊子续集》的代后记.

文章来源:民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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