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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间文艺学(4)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8-01  作者: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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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

    根据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共同签署的文民字(84)第808号文件《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于1987年基本结束,同年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便陆续开始了。根据计划,每省(市、自治区))应出故事、歌谣、谚语各一卷,全国总计编辑出版90卷。截止到笔者执笔时止,已出版的有16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钟敬文主编,已出版4卷):吉林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辽宁卷(中国ISBN中心,1994年)、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中国歌谣集成》(贾芝主编,已出版5卷):广西卷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西藏卷(中国ISBN中心1995)、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海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中国谚语集成》(马学良主编,已出版7卷):宁夏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河北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湖北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湖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山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里所选录的民间作品,大部分是从1984年起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根据群众、特别是故事讲述家的口头讲述采录下来的;一小部分选自“五四”以后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民间文学搜集家们在不同时期采录的作品。无论什么来源,编者在编选时,都以1984年5月28日《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中规定的“三性”为标准取舍定夺的。这“三性”是: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1] 所谓科学性,就是在向讲述者搜集采录民间文学作品时,要根据讲述人的讲述忠实记录下来,尊重讲述者的讲述内容、情节、表述文字及表述方式,在进行文字整理时不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想象作较大的改动;每一篇作品讲述时的民俗人文环境要在文末作出交代和注释;如有不同的异文应同时附上以备比较参照,等。所谓全面性,主要是指搜集的时候,避免随意取舍,要求全面采录,特别是不能遗漏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地方特点的、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作品。所谓代表性,主要是编选时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民间文学作品既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有非代表性的作品;即使对于某一种类、某一形式(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来说,也有代表性和非代表性之作的区分。凡此种种,在编选时,都在权衡之列,勿失之偏颇,要慧眼识英雄,把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遴选进来。这就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也是歌谣集成、谚语集成)的编选原则。经过全国上下众多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搜集挑选,和民间文学专家的选择、比较、权衡、审阅,特别是主编钟敬文先生的亲自审订,应当承认《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选是认真按照“三性”要求做的,因而也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的。

    收集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市卷本中的故事,是指广义的故事,既包括神话、传说和故事(狭义的故事)这三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民间叙事作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选,编者充分注意到了民间故事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卷本注意选入那些被称为故事家的人讲述的优秀故事。故事家及其讲述的故事,成为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搜集者的搜集对象,是80年代以后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般说来,这些具有专门才能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具有他人无法超越的优长,是自不待言的。在省(市、自治区)卷本的卷末,附有故事讲述家的简明介绍材料。从第二册《辽宁卷》起在卷末都附有《常见故事类型索引》。“类型研究”是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中诸多研究方法之一,其特点是把情节相似的民间故事(仅限于已有文字记录者)归纳成若干类型。在我国,本世纪30年代钟敬文曾试图编制中国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但他未能最终完成此课题。[2] “类型索引”的作用在于通过故事类型的归纳和比较,研究某些类型的故事的流传、变异情况。《辽宁卷》把收入辽宁省卷本和地市卷中的故事,归纳出了27个类型,将这27型的故事分别套入AT分类系统和美籍华人丁乃通制作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的相应的号码。[3] 这是一种尝试。

    (4)《中华民族故事大系》(1~1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本书收录56个民族的2500余篇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从本世纪80年代初起前后历时15年的时间,组织各地区、各民族的7000多位民间文学搜集者采录、整理、编选而成的。全书约1200万字。是此前我国出版的规模最大、收录故事最多的民间文学总集。该书取材包括56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各种广义的民间故事,大多数是首次发表。编者在编选时,既考虑到每一个民族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又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化,以求反映出每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该书所收民间故事在整理时保留了民族的文化特色,是一部资料丰富、色彩斑斓、文学性较强的民间文学读物。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是民族民间文学成果出版方面的一件壮举”。[4] 这套故事大系丛书,作为本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个人采录民间故事的集大成者,对于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积累,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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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

    《中国新文艺大系》是三中全会之后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专家学者编选的一套文艺分类选集,其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从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策划此书的时间)止。全书按历史时期分期,共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周扬为总顾问,陈荒煤为总主编,冯牧、李庚为副总主编。聘请文艺学术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各卷主编。这套包括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大系,旨在精选60年来不同历史阶段上发表的文艺作品,全面反映中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5]

    民间文学是这套文艺总集的一个门类。每一个规定时期内,都单列为为一卷。截止到1998年底,《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只出版了第三辑(1937~1949年,刘锡诚主编)[6];第四辑(1949~1966年,贾芝主编)[7];第五辑(1976~1982年,钟敬文主编)[8]共三卷。民间文学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即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搜集或公开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除了一部分时政歌谣和极少数的新故事是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而外,大部分都是流传于前朝前代的传统作品,与当代社会生活没有必然的紧密关系。如果“当代流行的文化就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论断能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各个时期搜集的民间文学无疑应当归入那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之列,因为文学艺术的享用者──人民群众,毕竟是接受这些民间文学的。更进一步说,一个时期搜集的民间作品,其所以搜集这些作品,而不搜集那些作品,也自有其作者的社会观点、审美情趣与时代需要、时代精神相呼应的一面。从这些观点的立场来说,当代人编选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不仅其作品能够适应我们今天的审美的、甚至思想的需要,而且能够体现编者的社会与美学的观点。

    (6)《中国民间故事精品文库》(十卷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由刘锡诚、马昌仪、高聚成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民间故事精品文库》:第一卷:马昌仪编《中国神话故事》;第二卷:荣士娣、顾建中编《中国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第三卷:贺学君、茅鲁敏、张炜编《中国民间爱情故事》;第四卷:俞航、蜀舟编《中国民间智谋故事》;第五卷:高聚成编《中国动物故事》;第六卷:白山、青梅、田野编《中国名人传说》;第七卷:陈子艾编《中国神怪故事》;第八卷:一苇编《中国民俗故事》;第九卷:程蔷、浩宇编《中国地方风物传说》;第十卷:萧莉、萧芃编《中国幽默故事》。[9] 这套以主题立卷编选、各自独立的民间故事精品选本,既收入了一部分以往(包括20~30年代以来)搜集写定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收入了许多近年新采录的、首次与读者见面的民间故事;在编选时,编者既顾及到民间作品的科学性及科学价值,又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口味,旨在为读者编选一套优秀的民间文学读物。这套故事选集的特点是:第一,书中所选入民间故事,是从老百姓口头上记录下来稍加规顺整理的民间故事,既不失民间作品固有的社会历史认识价值和人生价值,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第二,编者从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故事中,选取最优秀者或最有代表性者。第三,编者充分考虑到了民间故事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第四,注重到了故事作品的健康有益的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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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

    中国古代有没有叙事诗的问题,是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胡适在《白话文学史·故事诗的起来》里说:“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10] 本世纪50年代,在湖北省的古楚之地、现今汉族聚居地区发现了几部长篇民间叙事诗,如《双合莲》和《钟九闹漕》等。遗憾的是,文学史家们很少关注民间文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本世纪80年代,在吴语地区搜集采录到了近30部长篇叙事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选择其中十部优秀者编成了一部厚厚的《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长篇吴歌集》[11]。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此书出版后,江浙沪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士给予江南长篇叙事诗的发现与出版充分重视。民间文艺研究家姜彬说:80年代“发掘出来的长篇吴歌达三四十部之多,把历史上认为‘江南无长篇叙事诗’的结论,用事实来加以重新认识。”[12] 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发现与出版,给胡适等先生70年前提出的中国没有叙事诗的结论以回答:中国古来是有长篇叙事诗传统的,至于古代诗歌选集中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足够多的长篇叙事诗歌,其原因并不是没有,而大半是由于没有专门的人在民间搜集起来并予以写定的缘故。中国的文学史理应予以修正。

    (8)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出版,开始阶段处于没有规划和分工的状态,分属于不同的出版社。据中国社会科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尔办公室1984年初统计,全国7省区藏区已出版45部:藏族《格萨尔王传》:汉文4部,藏文35部(含异文本)。蒙古族《格斯尔王传》:汉文2部,蒙古文4部。[13] 据《格萨尔》领导小组负责人王平凡1991年提供的数据:已出版藏文本65部,蒙古文本13种17卷。[14] 据笔者所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有:《岭·格萨尔王》(上中下三部,王歌行、左可国、刘宏亮整理,1985年)、《格萨尔·加岭传奇》(阿图、徐国琼、解世毅翻译整理,云南版,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王沂暖、华甲译,1981年)、《格萨尔王传·降服妖魔之部》(王沂暖译,1980年)、《格萨尔王传·世界公桑之部》(藏文,贡去胡才旦整理,1981年);青海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霍岭大战》上、下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吴均、金迈译,左可国、雷廷梓、徐国琼整理,198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格萨尔王传·木岭之战》(藏文,根据手抄本整理,198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有:《格萨尔王传·门岭之战》(藏文,1982年)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于1991年起承担了《〈格萨尔王传〉优秀艺人口头说唱科学版本》重点课题(1991~1995),最终成果为整理出版10部。[15] 此外,在社会上流通的,还有降边嘉措的《格萨尔王全传》(宝文堂书店本)和王沂暖的《格萨尔王本事》(甘肃人民出版社本)两种缩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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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蒙古族史诗《江格尔》

    史诗《江格尔》已出版的有:《江格尔》,托忒文,托·巴德玛、宝音和希格搜集整理,新疆人民 出版社1980年;《江格尔》上下册,回鹘式蒙古文,宝音和希格、托·巴德玛搜集整理,内蒙人民出版社1982年;《江格尔》,色道尔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江格尔》,托忒蒙古文资料本一、二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编印,三、四、五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六、七、八、九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无出版年月;《江格尔》(一、二),托忒文文学读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江格尔》,霍尔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江格尔》回鹘式蒙古文,(一),内蒙人民出版社1988年,(二),1989年;《江格尔》(汉文全译本第1、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6]

(10)柯尔克孜族史诗歌《玛纳斯》

    前面说过,史诗《玛纳斯》的搜集记录工作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除“文革”十年被迫中断外,记录翻译工作迄未间断,浸透了许多学者的心血。以往出版的都是资料本,直到新时期才得以有正式版本出版。据极不完全的资料,已出版:居素甫·玛玛依演唱本《玛纳斯》柯文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玛纳斯》汉文本第1部上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赛麦台依》汉文译本出版时间未详。《玛纳斯》全诗为8部: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第三部《赛依铁克》、第四部《凯涅尼本》、第五部《赛依特》、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第七部《索木碧莱克》、第八部《奇格台依》。每一部都以玛纳斯家族的一位英雄的名字命名。气势宏伟,结构复杂。全诗20万行。[17] 第一部《玛纳斯》是全诗的重点之作,从民族英雄玛纳斯的神奇诞生起,通过柯尔克孜民族与异民族的全民战争,描绘了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玛纳斯的非凡武功和宏阔伟业,在震撼人心的厮杀中,抒发了和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家园意识。

(11)赫哲族史诗《伊玛堪》

    “伊玛堪”是赫哲族最重要的文学遗产。赫哲族在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少,而一代一代的赫哲人孕育的“伊玛堪”,却是可以与世界不同文化区系的著名文化遗产相媲美的辉煌文学作品。“伊玛堪”是赫哲族独有的一种长篇叙事作品,运用史诗特有的散文与诗体交替“夹叙夹唱”的叙事方式,以部落之间的征战和部落联盟的形成等史事为题材,赞颂了部落英雄的功业。对“伊玛堪”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是说唱文学,有人认为是英雄史诗。[18] 据80年代调查确认,在赫哲族中间流传的“伊玛堪”总数约40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7~1998年出版的《伊玛堪》上、下册(黄秋实、刘魁立主编),收选了十多部。这些作品是从近20年来黑龙江省民间文学家们在多次调查中从被称为“伊玛卡玛发”的赫哲族歌者口中搜集采录的“伊玛堪”中精选出来的。在这些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是在浓重的萨满文化氛围中展开的悲壮的原始部落血缘复仇战争和部落兼并,歌者所歌颂的人物,都是些具有上天入地的超本领的部落英雄(莫尔根)和呼风唤雨的大萨满。《伊玛堪》是赫哲族的生活教科书和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化的珍品。

    (12)贵州省在建国17年出版《民间文学资料》50多集,80年代初期出版40多集,合为97集。搜集工作成绩巨大。进入90年代,由余未人策划、卢惠龙主编,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一套“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卷):龙玉成、王继英编《贵州民间歌谣》,燕宝、张晓编《贵州民间故事》,燕宝、张晓编《贵州神话传说》,阮居平编《贵州民间长诗》,龙跃宏、龙宇晓编《侗族大歌琵琶歌》,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编《苗族古歌》,何积全编《彝族叙事诗》,刘之侠、潘朝霖编《水族双歌》,康健、王冶新、王子尧、何积全编《彝族古代文论》,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不仅系统地把这些山地农耕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公之于众,而且展示出贵州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煌煌成就和济济人材。作为一个边远省,在民间文学上作出如此业绩令人敬佩。

 

文章来源:民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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