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提出

    1976年10月上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随着民间文学专业团体的恢复，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复兴起来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民间文学工作的重点是对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民间作品进行搜集、记录、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和文艺界人士借鉴的需要，理论研究工虽然也投入了一定的力量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有欠深入、有欠全面、有欠系统的话，那么，在当今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得到复兴，尤其是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体系，就成为绝大多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

    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1979年的事情。经过反思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学者们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的经验教训，民间文学搜集和范围界限的讨论，各族民间文学概况和民间文学史编写中的成败得失，第三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对1949年以来民间文学工作的基本总结，新时期以来对民间文学与宗教等文化现象关系的讨论，等等，痛感到“左”的思想给当代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造成的危害，痛感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中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倾向的泛滥，于是普遍对于在拨乱反正、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的同时，提出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有一种认同感。1979年11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钟敬文作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 的演讲，第一次阐述了关于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主张。半年之后，1980年7月，他又在昆明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和具有较高科学意义的民间文艺学的意见。[2] 嗣后，1981年5月17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他又作了《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演讲，论证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所包括的一般理论、民间文艺史、民间文艺学科学史、民间文艺学方法论、民间文艺学资料学，以及民间文艺某些方面的系统的专门研究如神话学、童话学等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4月11日，在该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上，他再次作了《建立新的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的报告。[3] 在这个报告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的全面构想和应作的努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的构想，作为中国当代民间文学事业的一个战略性口号提出之后，得到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赞同，其反响是强烈的。贾芝在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届年会作小结时说：“今后……我们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奋斗方向，就是要努力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中国的民间文学很有特点，应当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应从党对民间文学的领导，民间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起的作用，我们的经验等等这些方面来进行研究，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学研究。”[4] 乌丙安、张紫晨分别于1982年10月出版的《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民间文学增刊”上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文章；许多高等学校的文科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民间文艺学文丛》上撰文，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为了把这一任务变为中国民间文学界所有理论工作者和搜集工作者共同的任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3年12月召开了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对加强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民研会主席周扬在理事会上讲了两点意见：（1）“我们国家应该造就很多而不是几个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才。”我们国家“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2）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使这些研究达到世界科学的研究水平”。[5] 民研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锡诚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在论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之后，强调加强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就是“以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体系为核心内容和奋斗目标”。[6] 理事会闭幕之后，在一些刊物上，围绕着这一论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姜彬、王平凡、王松、黎本初、柯扬、潜明滋等都写了文章。姜彬就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分别在《文学报》和《民间文学论坛》上著文，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学派的方法论体系的关系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吸取中国古代和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方法，形成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独特的民族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7] 王松以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取得的成就为例，指出中国民间文艺学应该冲破把民间文学只看作纯文学的框框，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且要努力建立田野作业法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导方法。[8] 柯扬对于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克服过去的单一的、平面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过去的研究工作，表层的研究比较多，深层的研究比较少；微观的研究比较多，宏观的研究比较少；封闭式的研究比较多，开放式的研究比较少；历史性的研究比较多，现实性的研究比较少。这一切，都与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一种科学的整体观和层次观有关。”由于民间文学是“集体劳动人民的历史、伦理、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集大成，具有一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如果仅“从文学一角度去研究它，就如同只从一个侧面去观察它一样，很难认清它的全貌，我们强调多角度的研究，也就是要对民间文学进行主体的研究，从各个角度与侧面来全面地认识民间文学这个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9]

    在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讨论中，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吸收各派的长处以为自己的血肉这一重要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如果说有分歧的话，那就是在打破以往的封闭状态进行多元吸收的过程中，某些学者对青年学者们生吞活剥或不加分析地吸收一些西方学派颇有微词。在这场大讨论中，分歧观点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有的学者认为，建立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的命题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学科，无所谓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特点；（2）有的学者认为，强调多角度研究会削弱从文学的角度的研究，而民间文学主要是一种文学现象。主张这种观点的潜明滋说：“从文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应摆在首要位置，并以此为立足点，吸收有关的其它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加强研究的深度。”“不能半斤八两地对待多角度。”“由于这几年对民间文学是一种文学现象的特性认识不够，片面强调它的所谓多功能性和‘多角度’研究，致使这个领域和其它文学艺术领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10] 由于第一个分歧点尚属私下议论中的看法，因此，在报刊上没有展开讨论。多数文章认为，不同国家的学术界对某种共同的的人文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会呈现一定的共同性。但是，由于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历史经历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其研究结果必然会呈现出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特色。多年来，由于我们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意识较弱，过分强调民间创作的内容，强调民间文学为政治服务，因而不仅把民间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学等忽略了、看轻了，甚至连民间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与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的联系大大缩小了。关于多角度研究问题，经过讨论也为多数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接受。钟敬文说：“关于这个问题，据说有人不大同意我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多角度的研究会削弱（甚至于取消）民间文学的文艺性的研究，将导致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损失。我认为对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是根据学科对象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而产生、发展的。它的得失，已经有世界科学史大量事实的证明。”[11]

    1984年5月22～28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全国民间文学搜集、保存、出版、研究的协调机构，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各研究机构、大学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参加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直接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提出的加强理论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决策，对全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进行规划，按照“全面规划，重点突破，落实措施，通力合作”以及普及与提高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当前与长远结合等原则，制定选题，推动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改进和改善研究方法。[12] 这次座谈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和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13] 新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与成果在这次座谈会之后的10年中才显示出来，在选题计划之中的一些选题，陆续撰写完成并得以出版。如袁柯的《中国神话史》，张振犁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潜明滋的《中国神话学》，刘魁立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丛书》[14] 等。这无疑证明了这次选题座谈会是适时的、重要的，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构想在理论工作者中间深入人心，把这个构想变为现实，必须靠几代理论工作者和搜集工作者的努力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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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2期；后收入《新的驿程》一书中，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2] 见《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后收入《新的驿程》一书中。

[3] 见《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后收入《新的驿程》一书中。

[4] 见《民间文学论文选》第19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5] 周扬《努力提高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民间文学》1984年第7期；又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文件汇编》，1983年12月编印。

[6] 该报告的理论部分以《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为题，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1期上；后收入《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一书中（第108～11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7] 姜彬《加强研究是当前民间文学工作的重要一环》，《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2期；另见《吴歌及其他》第242～24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8] 王松《关于建设中国式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4期。

[9] 柯扬《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多层次多角度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4期。

[10] 潜明滋《对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4期。

[11] 钟敬文《新的驿程·自序》第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12] 刘锡诚《发展我国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1984年第7期第33～37页；又《新的起点──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纪要》，《民间文学研究动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1984年第3期第84～88页。

[13] 第一套丛书《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以下几种：钟敬文的《新的驿程》（1987）、刘锡诚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1988）、马学良的《素园集》（1989）、姜彬的《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1990）。第二套丛书《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启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撤消。

[14]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其中属于民间文学的，计有：谢选骏《中国神话》；程蔷《中国民间传说》；吴超《中国民歌》；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张紫臣《中国民间小戏》；王仿《中国谜语、谚语、歇后语》；郎樱《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仁钦道尔吉《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杨恩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属于民间信仰和民间艺术的，计有：金泽《中国民间信仰》；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何健安《中国民间舞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