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提出

    1976年10月上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随着民间文学专业团体的恢复，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复兴起来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民间文学工作的重点是对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民间作品进行搜集、记录、整理、出版，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和文艺界人士借鉴的需要，理论研究虽然也投入了一定的力量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有欠深入、有欠全面、有欠系统的话，那么，在当今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得到复兴，尤其是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体系，就成为绝大多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

    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1979年的事情。经过反思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学者们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的经验教训，民间文学搜集和范围界限的讨论，各族民间文学概况和民间文学史编写中的成败得失，第三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对1949年以来民间文学工作的基本总结，新时期以来对民间文学与宗教等文化现象关系的讨论，等等，痛感到“左”的思想给当代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造成的危害，痛感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中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倾向的泛滥，于是普遍对于在拨乱反正、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的同时，提出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有一种认同感。1979年11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钟敬文作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 的演讲，第一次阐述了关于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主张。半年之后，1980年7月，他又在昆明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和具有较高科学意义的民间文艺学的意见。[2] 嗣后，1981年5月17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他又作了《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演讲，论证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所包括的一般理论、民间文艺史、民间文艺学科学史、民间文艺学方法论、民间文艺学资料学，以及民间文艺某些方面的系统的专门研究如神话学、童话学等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4月11日，在该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上，他再次作了《建立新的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的报告。[3] 在这个报告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的全面构想和应作的努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的构想，作为中国当代民间文学事业的一个战略性口号提出之后，得到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赞同，其反响是强烈的。贾芝在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届年会作小结时说：“今后……我们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奋斗方向，就是要努力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中国的民间文学很有特点，应当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应从党对民间文学的领导，民间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起的作用，我们的经验等等这些方面来进行研究，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学研究。”[4] 乌丙安、张紫晨分别于1982年10月出版的《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民间文学增刊”上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文章；许多高等学校的文科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民间文艺学文丛》上撰文，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为了把这一任务变为中国民间文学界所有理论工作者和搜集工作者共同的任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3年12月召开了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对加强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民研会主席周扬在理事会上讲了两点意见：（1）“我们国家应该造就很多而不是几个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才。”我们国家“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2）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使这些研究达到世界科学的研究水平”。[5] 民研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锡诚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在论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之后，强调加强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就是“以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体系为核心内容和奋斗目标”。[6] 理事会闭幕之后，在一些刊物上，围绕着这一论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姜彬、王平凡、王松、黎本初、柯扬、潜明滋等都写了文章。姜彬就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分别在《文学报》和《民间文学论坛》上著文，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学派的方法论体系的关系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吸取中国古代和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方法，形成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独特的民族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7] 王松以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取得的成就为例，指出中国民间文艺学应该冲破把民间文学只看作纯文学的框框，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且要努力建立田野作业法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导方法。[8] 柯扬对于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克服过去的单一的、平面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过去的研究工作，表层的研究比较多，深层的研究比较少；微观的研究比较多，宏观的研究比较少；封闭式的研究比较多，开放式的研究比较少；历史性的研究比较多，现实性的研究比较少。这一切，都与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一种科学的整体观和层次观有关。”由于民间文学是“集体劳动人民的历史、伦理、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集大成，具有一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如果仅“从文学一角度去研究它，就如同只从一个侧面去观察它一样，很难认清它的全貌，我们强调多角度的研究，也就是要对民间文学进行主体的研究，从各个角度与侧面来全面地认识民间文学这个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9]

    在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讨论中，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吸收各派的长处以为自己的血肉这一重要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如果说有分歧的话，那就是在打破以往的封闭状态进行多元吸收的过程中，某些学者对青年学者们生吞活剥或不加分析地吸收一些西方学派颇有微词。在这场大讨论中，分歧观点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有的学者认为，建立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的命题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学科，无所谓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特点；（2）有的学者认为，强调多角度研究会削弱从文学的角度的研究，而民间文学主要是一种文学现象。主张这种观点的潜明滋说：“从文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应摆在首要位置，并以此为立足点，吸收有关的其它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加强研究的深度。”“不能半斤八两地对待多角度。”“由于这几年对民间文学是一种文学现象的特性认识不够，片面强调它的所谓多功能性和‘多角度’研究，致使这个领域和其它文学艺术领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10] 由于第一个分歧点尚属私下议论中的看法，因此，在报刊上没有展开讨论。多数文章认为，不同国家的学术界对某种共同的的人文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会呈现一定的共同性。但是，由于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历史经历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其研究结果必然会呈现出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特色。多年来，由于我们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意识较弱，过分强调民间创作的内容，强调民间文学为政治服务，因而不仅把民间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学等忽略了、看轻了，甚至连民间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与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的联系大大缩小了。关于多角度研究问题，经过讨论也为多数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接受。钟敬文说：“关于这个问题，据说有人不大同意我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多角度的研究会削弱（甚至于取消）民间文学的文艺性的研究，将导致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损失。我认为对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是根据学科对象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而产生、发展的。它的得失，已经有世界科学史大量事实的证明。”[11]

    1984年5月22～28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全国民间文学搜集、保存、出版、研究的协调机构，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各研究机构、大学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参加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直接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提出的加强理论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决策，对全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进行规划，按照“全面规划，重点突破，落实措施，通力合作”以及普及与提高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当前与长远结合等原则，制定选题，推动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改进和改善研究方法。[12] 这次座谈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和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13] 新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与成果在这次座谈会之后的10年中才显示出来，在选题计划之中的一些选题，陆续撰写完成并得以出版。如袁柯的《中国神话史》，张振犁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潜明滋的《中国神话学》，刘魁立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丛书》[14] 等。这无疑证明了这次选题座谈会是适时的、重要的，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构想在理论工作者中间深入人心，把这个构想变为现实，必须靠几代理论工作者和搜集工作者的努力才能达到。

第五节  学术会议对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推动

    学术会议的兴起，是三中全会之后即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群众性学术团体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此起彼伏的学术讨论会，给民间文学事业带来了活力，推动了理论研究向横向和纵深发展。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领域里的学术会议，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以研讨学科建设或基本理论问题为内容的学术会议。如198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以探讨民间文学规律为主题；1983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以探讨学科建设为主题；1985年举行的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以传说为主题；1988年在深圳举行的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以民间文学基本理论为主题。所惜的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连续主持召开了4届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于1990年后中断了，在报刊上没有看到继续举办全国性的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的报道。起而代之的是由各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协作组织举办的一些地域性的学术会议。如吴语地区的江、浙、沪两省一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从1981年起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吴歌学术研讨会，至1995年一共举行了6次，其主题大都围绕着吴歌与吴文化。此外，两省一市民协还举行过白蛇传（1984年）、孟姜女（1986年6月）的学术讨论会，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过两次（1991年12月、1993年12月）防风神话学术研讨会。北方地区的十省市（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从1992年起，先后在山西省太原市（主题是麦黍文化与民俗）、河北省石家庄市（主题是庙会文化）、河南省汝阳县（主题是酒文化）、吉林省长春市（举办北方民间文学评奖）、北京市（主题是新民俗）举办过5届“北方民间文艺协作区理论研讨会”，但所研讨的问题，多半不再是民间文学问题，而转向了民俗问题。1996年4月22～28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联合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讨论会”。其主题是：（1）民间叙事文学的地方性、民族特点与同一性；（2）民间叙事文学新形式的发展：新材料、新理论；（3）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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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其分会、研究机构或民间社团举行的专题性学术会议。如中国神话学会于1987年在郑州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国神话学会与山东省文联于1990年5月26日～31日在济南市联合举行的“中国齐鲁神话讨论会”；中国故事学会于1986年在沈阳市举行的“民间故事与故事家”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于1984年在湖北省咸宁举行的“机智人物故事”学术讨论会和1985年5月在南通市举行的“神话理论”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7年在内蒙古海拉尔举行的“阿尔泰语系叙事文学与萨满教文化”学术讨论会、1995年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的史诗《玛纳斯》国际学术谈论会；第一届（1989年，成都）、第二届（1991年，拉萨）、第三届（1993年，呼和浩特）《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新疆自治区文联等三单位于1990年12月26～28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的“首届中国史诗《玛纳斯》研讨会”；《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于1985年5月8～11日在南通市举行的“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8年11月28～30日举行的“秃尾巴老李学术讨论会”；河北省文联于1991年5月11～17日在藁城市举行的“中国耿村故事家群及作品和民俗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俗文学学会、天津社会科学等单位于1990年11月2～4日在天津市联合举行的“首届全国宝卷子弟书研讨会”；等。

    第三类是以某一民族的民间文学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如云南民族文学研究所与云南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于1981年举行的“傣族文学讨论会”；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于1984年在温州举行的“畲族民间文学讨论会”；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湘西州民委等单位在泸溪县联合召开的“全国盘瓠文化讨论会”；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于1993年在红河联合召开的“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等。

    受个人眼界的局限，以上所引资料是极不完全的。这类学术会议的召开，增强了民间文学界的学科意识，为学科建设扫清了障碍。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界学科意识是薄弱的，学科建设裹足不前，首先来自“左”的思想的束缚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例如在研究工作中，往往以今天的某些思想要求（而且这些思想要求未必就是对的）去衡量作品中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从而作出极其简单的价值判断，无非是“主题思想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一类僵死的套式，无法深刻地认识民间文学的本质。学科的特点和规律，被政治的和社会的概念代替了，从而学科也被取消了。教条主义的态度随处可见，往往喜欢用马列主义中的一些结论简单地套在中国的民间文学实际上，而不愿意从实际出发、从中国民间文学的具体情况出发，概括、提炼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来。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说的关于神话的那一段著名的话，中国民间文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定义来对待的，这样做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家们根据本国的神话材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出新见。这倒不是说马克思的见解有什么误差，而是说中国学术界简单地把马克思的言论移植过来了事。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还存在。钟敬文先生就此指出：“我们知道，当时（1857年）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话是符合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主义的。而且说得的确很精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写下这些见解的时候，欧洲的‘近代神话学’还处在酝酿阶段，稍后比较得势的语言学的比较神话学，这时还未出世（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火与酒神的由来》的出版，就在它的后两年），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的出现更在其后。后来不断产生的许多神话理论就更不用说了。而且马克思的那些意见，并不是在专门研究神话的著作里说的，只是他在谈到历史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平衡的问题，举出希腊古代的神话和史诗作为力争罢了。”[15] 建国17年间，中国民间文学界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左”的思想影响所造成的庸俗社会学观点的盛行，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民间文学队伍的理论修养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等造成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间文学界和全国其他行业一样，面临着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严重任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的。不少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教条主义态度，批评了政治上“左”的思想和庸俗社会学观点对民间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扫清了学科建设的障碍，使学科意识得以萌发。[16]

    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作为“学科建设”讨论会，还提出了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民间文学界的结构和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的关系问题。中国民间文学界的队伍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这部分力量几十年来虽已形成了一些骨干，但是，无论是和我国民间文学的现状相比，还是从当前的需要来说，这部分力量都是薄弱的，不相适应的，而且这些人员由于缺少长期地田野调查的经验和素养，往往不能直接了解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另一部分人员是从事地方基层文化工作的同志，这部分人数众多，工作热情高，干劲大，但由于日常工作繁忙，他们把民间文学工作当作一般文化或文学工作来对待，缺乏理论的进修，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在搜集整理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不能作出分析，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更谈不上高屋建瓴地发展理论。相应地，学科建设是由实践和理论两部分组成的，只谈理论研究是不够的，因为理论研究工作必须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和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特别是实地考察的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中国民间文学界的这种先天的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带来了困难。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建立，一方面，要求理论工作者树立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田野考察基础，这是最为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有效地提高实际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学科意识。[17] 只有这两个轮子前进的速度比较一致了，学科的发展才算是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1988年在深圳举行的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即第四届全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探讨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时，给予研究工作者传统思维定势的反思以关注。学者们认为，一谈到思维定势，很容易会联想到它的两种表现形态：用反映论概括一切文学现象；生产力决定论。这两种表现形态的思维定势，对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探索是很不利的。[18] 提出对传统思维定势的反思这个命题，标志着民间文学研究者步入了深层研究的层次。民间文学的深层研究的核心，是必须把人作为中心，必须重视民间文学的主体性，重视民间文学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强调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功能，而忽视了审美主体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反映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不能涵盖一切民间文化现象。比如，人们并不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改变或放弃宗教信仰。现实生活倒是说明了，人们的许多意识至今仍然受着原始意识和传统观念（集体无意识）的支配。[19] 改变思维定势，更新观念，既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界普遍面临的选择。

    几次学术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性的看法：今后学科建设应重视由概论向专论发展和过度，提倡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专题论著。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学术会议、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都重申了这个意见，这个意见也得到了许多理论工作者所认同。作为这个意见的补充，概论同样是必要的，也应该进行研究和给予重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到80年代，已经初步形成了一门学科，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中得到了承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设置。在抢救学科中，把民间文学作为一个重点抢救项目，立于社会科学之林。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国家的重视，不仅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又有了博士研究生。一些科研项目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经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令人惋惜和不解的是，到90年代后期，国家有关领导机构却又将民间文学降低为3级学科，那么多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多年为抢救学科所作的努力，再次毁于一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间文艺学诞生至今80多年来，经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在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同时，相继出版了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上、中、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段宝林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守华著《民间文学概论十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陶立璠著《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叶春生著《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周红兴主编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张余著《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张紫晨著《民间文艺学原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高国藩著《中国民间文学新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惠芳著《中国民间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一批供高校学生教学用的民间文学教材。这些综合性的民间文学概论的出版，说明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学术体系。当然，与古典文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比起来，民间文艺学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是一门刚刚获得独立的边缘学科，无论在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研究的历史和专著的积累等方面，都还是薄弱的。特别是缺乏大量的各类专著作为学科的雄厚支柱，而且仅就已经出版的这些概论、通论而言，相沿居多，创新嫌少，要想突破已经形成的模式，也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要提高整个学科的学术水平，就必须有计划地由概论、通论向专论过渡，提倡在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歌谣学等各个学术领域，拿出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来，只有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眼界开阔、方法新颖的专著，中国民间文艺学才算站稳了脚跟，才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提倡专著、专论，不等于排斥或忽视基础性研究、普及性著作、知识性著作的写作与出版。专论、专著上去了，概论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就能达到出新意的期望。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总体研究与支学研究、高精研究与普及研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这诸多方面的关系。

    各个民间文学专业团体举办的各种名目的学术会议，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多向研究。8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些民间文学学术论文，除了从文学的角度、用文学研究的方法研究以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时成为一种新的浪潮或趋势，并给在困惑中的民间文学研究注入了生机。向文化人类学延伸和靠拢，并不是一桩坏事。一则因为文化人类学是人文科学中较全面、完整地把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当今世界人文科学中出现了许多学科向其靠近的趋向；二则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分工趋于细而严的时代，正向着相互交叉和模糊界限的趋向过渡，民间文艺学想再保持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风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过去我们一向学习和借鉴的苏联民间文学学术研究，其实早已在我们之前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挂了钩，而且许多享誉世界的著述，都是融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成果。现在，引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怪物了。

    当代世界是一个信息时代，技术革命时代。一切人文科学正在或将要爆发出自身的活力以适应时代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在当前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摆脱封闭、停滞、僵化、孤立的状态，进入现代的更高层次，无疑是学科发展面临的又一问题。

    出席深圳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们认为，民间文艺学爆发活力的关键在于它的科学化。

    一、这需要不断反思，更新观念，摆脱妨碍和束缚学术前进与提高的非科学和反科学因素，克服封闭意识，自足意识，积极与世界对话，广泛地吸收国内外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概括。[20] 妨碍科学研究的科学化，危害最烈的莫过于狭隘的和短视的功利主义。这种狭隘的和短视的功利主义非科学态度，不仅把学者们的某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思考扼杀在胚胎和萌芽状态之中，而且还造成了或助长了研究工作的庸俗习气。[21]

    二、民间文艺学研究不应当仅仅在人类的历史生活中搜珍求异，而应当在关注过去时代的民间作品与文化现象的同时，关注今天人民生活中产生的新作品和旧作品在新时代的变异，应当密切注意和探讨民间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设想，一种与当代人民生活和思考无关的学科，能够从自身爆发出活力来。人民需要学者们从原始艺术文学、从民间文学去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简单细胞，人民更需要学者们从当今的民间文学现象和民间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回答当代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