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吕：

在“母题”就是口头程式理论的所谓“大词”那一段，我加了几个“批注”，给出了一点点用词上的建议。[1]你关于母题不是切分故事所得，而是比较种种不同的故事，发现相同部分所得的总结，令我印象极为深刻。那么，口头程式理论（约翰·弗里）经典的“大词”的内涵是什么呢？大词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单元，它可以小到一个“词组”，大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大词是歌手武库中的“部件”，形成于长久的演唱传统中。大词的界定，完全是“比较”的结果——重复律在这里起作用。而且大词可以是跨文类的，也就是说，它可以由叙事歌、史诗、故事等不同文类共享（例如中古英语传统中的现象，在《口头诗学五题》中我们有过探讨）。由此可以观察大词的结构/功能意义。不仅如此，大词还负载着“传统性指涉”。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起过的荷马的“绿色的恐惧”，或者南斯拉夫的“黑色布谷鸟”，就是这样一些“大词”。有人或许会问，大词不是和程式是一个东西么，为什么在程式之外还要发明一个“大词”来？ 这里凸现了立场的问题。可以差强人意地总结说，程式是一个更为立足于“他者”立场的对民间演唱中特定现象的描述；而“大词”则倾向于试图从歌手立场出发，发现歌手创编技巧和法则的努力。

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其实从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到奥利克的史诗法则，到普罗普的31个功能，再到帕里—洛德的“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概念，最后来到弗里的“大词”，从故事海中提炼故事叙事中“要素”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样的讨论，也一直是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前沿话题。学科的建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对这些问题的索解。

最后，从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具体到某个歌手那里，一个特定的“母题”或者“大词”，可以用在“本子故事”里，也可以用在“镇压蟒古斯的故事”中，当然也可能出现在其它民间文类中。这等于说，在民间故事叙事背后，有一个支撑这些叙事的更大的传统，一个具体的故事，只不过是“一瓢饮”。其中发现大量同质同构的玩意儿，有什么奇怪的？

病痛中不能久坐，匆匆写几句话，算作呼应。

 

朝戈金   200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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