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兄：

庆幸你那天到我办公室碰见了龚建华。他向你请教关于“母题”的概念问题，触动了你的写作欲望。

你通过案例辨析被研究对象“之所想（想什么）”与“如何想”在学术上的不同路径。我以为，除了具体内容的知识价值，同样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思想方式的指标意义。我们圈内对此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意识，是同行的研究在整体上是否能够更上一层楼的关键。过去的民间文学研究所擅长而在今天能够新生的思路是探索民间“如何想”，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借此发展学科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方向。学界过去对于“之所想（想什么）”的大量阐发并不能看作文本的纯粹产物，其实是靠意识形态支撑而可能的。也就是说，是在外在的意识形态的参照下才现出那些意思来的。当我们今天对有意或无意的意识形态参照总是抱有警惕的态度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把文本的主体与文本结合起来进行阐释。文本本身可以做更复杂的形式研究，但是，就“意义”来说，没有对“民”做深入、系统的观察与研究，不把文本置于它的context，单从民间文学作品文本本身怎么得出那些“思想”、“意义”呢？

民俗学要定位于一门当代学术，它的从业者就要浸润在当代的思想和学术里，最好是主流的思想和学术里（哪怕部分如此）。这样的格局跨度很宽（其实每个活跃的学科都是如此），包含着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构成部分在从业者队伍的学术构成里失去应有的份额的危险性。解决这个疑问的路子就是这个从业者队伍有能力激活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核心传统，特别是让那些被认为是民俗学的根底的要素重新焕发生命力，例如我的“遗留物”案子（“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一文）和你的这个案子。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无论大家走多远，仍然像是这个学科的根底延伸出来的。有点像是民族的认同逻辑的翻版：若有一定的基本指标被认同，或在社会中延续，再怎么开放，再怎么吸收异族的东西，“我”依然相信保有本真的我，而且“我”是一个更佳的我。明确地建立延续的东西，才能自由地开放；自觉地建立延续的东西本身就是因为已经在开放才产生的意向。学科史上，可能有一个时段是要借助“轻视”学科传统带来更多的开放，但是有人斗胆开放一段之后，重建对于学科根底的信心的需要和能力都会自然形成。这就是我近年认为“激活学科传统”应该在当前成为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的主要考虑。

     所谓民俗学的学科危机，有两种相反的因由。早先是封闭造成的危机，近些年是开放造成的危机。封闭的危机是不断边缘化的危险，是活力弱化导致衰亡的危险，但是在最后的结果发生之前尚能固守自我。开放的危机是太多作为异质的新质湮没自我的危险，但好处是开放带来的活力提供了大发展的机会。民俗学已经相当开放，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是一个“置身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殿堂之中、置身于当代社会的田野之中”的学科。此时此地，一些同仁提出“民俗学是否还是民俗学”的疑问，可谓正当其时。既然开放已经形成大势，那么自觉寻找开放条件下的认同基础就成为了迫切的课题。我们在倡导开放的同时，就要强调学术传统的价值，最好是能够在开放性的研究中体现传统的活力与魅力。如果如此重新激活传统的努力达到一定的水准，学科认同的功课做到位了，开放的危机就解除了。开放在“封闭性危机期”的功能已经完成，为学科自身带来了活力，如此一来，开放在“开放性危机期”的功能也完全是为自身带来活力，避免了负面的危险，甚至得陇望蜀，正在为学科带来向外的扩展力。中国当前的民俗学大概处在这个状态。我是比较乐观一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题和节假日的课题所引起的社会和学界反响、民俗学核心概念的跨学科采用，都在刺激我们乐观起来。

 

丙中 200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