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岷江岸边的乐山，或悠扬或高亢的川江号子是他最早聆听到的音乐。而这近乎原始的音乐竟陪伴他一生的岁月，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遍中国各少数民族分布区，对其中20多个民族的音乐进行过考察；
 
    他发现了一音歌曲“伯谐”，证实了刀郎木卡姆缘自狩猎社会，但他更想告诉世人的是，应该珍惜中华各民族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

 
毛继增： 踏遍青山人未老 
 
  本报记者 孙雅莉

      已是73岁的人，他每年还要有一半的时间奔波在采风路上，想象不出这样的人应该具有怎样一种精神面貌。但当记者来到毛继增的家，见到这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的老人时，心中的疑问顿时化做云烟。老人的话语平和而动听，亲和的笑容就像冬日的阳光，穿过我的心灵。随着他缓缓的讲述，我开始走入老人平凡而又多彩的世界。

前后8次进藏，只为了证实西藏的文化保存得更好

      记者：您和民族民间音乐结缘是从西藏开始的吗？
 
      毛继增：应该说还要早一些。我从毕业到北京工作不到一年，曾经去湘西考察了3个月的传统音乐。回来后是在1956年的夏天，当时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决定，要对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调查。我所在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接受了调查西藏的任务，我有幸被选上了。当时西藏的气氛很紧张，我一到拉萨就领到了一支小左轮手枪，作为自卫的工具。因为没法下乡，所以只能在拉萨做些民间音乐的采录工作。同去的一位同志因为害怕没过多久就回北京了。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害怕是什么。就想着能来一次不容易，那么多人想来都没来成，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记者：您从青春年少到年逾古稀，前后一共去了8次西藏。西藏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毛继增：就是它的文化。西藏的文化很有特点，古老而神秘。西藏的传统音乐既有自己本身鲜明的民族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音乐文化、南亚音乐文化和中亚音乐文化的影响，就像是一座音乐艺术博物馆，可惜外界对此知之甚少。搞音乐的人都很愿意到那儿去，看看到底西藏的传统音乐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去看看，而是深入地去考察。第一次没有下去，以后再去就开始不停地往下面跑了。虽然挨枪子儿的危险没有了，但其他危险依然存在。因为西藏到处都是路，到处又都不是路。我遇到过两次翻车，人掉在车下面了，一身土，起来拍一拍，帮着司机把车翻过来，就接着再走。 
 
      记者：在西藏的工作完成后，您又开始了对新疆音乐的采录，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这两个地方？
 
      毛继增：我曾经到过很多民族地区，除了海南岛，全国几乎都跑遍了。可是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根本无法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音乐都做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就选择了西藏和新疆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这种选择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多种语系在这里交融、汇合、交流、撞击，从而促进了这里传统音乐的发展。新疆传统音乐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艺术性强，群众性广，品种多样，魅力隽永，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在那里进行了5年的田野工作，越来越感到民族音乐学者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而那里也很需要民族音乐学者去施展才华。就我所知，海外培养的研究新疆传统音乐的博士现在已经有3位了，不少学者都想来新疆。作为主人，我们更应该为新疆传统音乐的传承、保护、弘扬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至于西藏，藏学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据有关学者统计，世界上研究藏学的机构有140多个，藏学学者有4000多人。他们有的比较公正，但有的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甚至有人在那里瞎说，西藏的很多文化都消失了。作为一名在西藏搞文化研究的学者，我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向世界宣告：西藏的文化并没有消失，西藏的文化保存得很好。 
 
      记者：您用什么来证实西藏的文化保存得很好？
 
      毛继增：就是这些。你看，这是由台湾风潮公司出版的6张CD《西藏音乐纪实》系列专辑，这是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4张CD《世界屋脊的音乐》系列专辑。它们是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西藏传统音乐全集，曾经在台湾获得金鼎奖，在大陆也获得了奖励。第一次进藏，我每天以自行车代步，从早到晚呆在两个贵族家里收集整理西藏音乐。回到北京后，我就出版了《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谢》这两本书。按当时的情况，这两本书只是写着由毛继增记谱整理。不过这也让我很满足了，你想啊，才20多岁就出书了，相当有成就感了。此外，我还收集整理了西藏的宫廷音乐。由于当时的形势，我没拿出来。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这部分资料都丢失了，现在也无法再搞了。西藏的宫廷歌舞很有价值，因为那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宫廷歌舞，规模也很大，现在已经失传了。我曾经在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中国国际音乐艺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末代宫廷歌舞队——尕尔巴》，该论文系统地论述了它的历史、组织、演出节目、艺术特点、社会功能等问题，宣称中国最后的宫廷音乐在西藏，这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认为是富有开拓性的研究。
 
      我对一音歌曲“伯谐”的发现，也同样证明了西藏的传统音乐保存得很好。一般民歌多为五声音阶、六声音阶、七声音阶，四声音阶的歌曲就不多，三声、两声音阶的歌更为少见。一音歌曲能保存下来，其本身就证明西藏的音乐文化历史没有断裂。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藏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雪康·塔吉，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诉我在山南地区，有一种比较古老的、传统的音乐，叫“伯谐”。“伯谐”是藏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士兵的歌舞。后来大概是1991年，我就到了山南地区的隆子县雪布乡和贡嘎县甲日乡，共采录了十几首“伯谐”歌曲。据演唱的艺人们讲，“伯谐”产生在松赞干布以前，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演唱“伯谐”一是为了祈求胜利，一是为了祝贺凯旋。“伯谐”虽然从头到尾就一个音，但是通过音的强弱和语气、歌词的变化，表现力还是很丰富的。“伯谐”只在家族内世袭，传子不传女。因为一个音构不成音阶，所以只能把它称为“一音歌曲”。据我所知，一音歌曲以前从未发现过，也未见到相关的文字记载。所以它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歌曲，值得对外宣传和弘扬。

5年走遍新疆，只希望努力留住处于濒危边缘的民族民间音乐

      记者：您曾多次率领新疆的传统艺术表演团体赴海外演出，这是不是也是出于扩大对外宣传的考虑？
 
      毛继增：是的。2003年，我曾率领新疆和田地区新玉歌舞团赴韩国参加“丝路歌会”的国际性演出。2005年10月，我又带新疆阿瓦提县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到台湾、香港等地进行传统歌舞表演和学术交流。这种宣传、交流的形式，各方面都很满意。新疆的民间艺人、表演艺术家和地方领导认为，通过真实的表演，新疆传统音乐文化和海内外的学者与观众，能够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直接，感受亲切，他们对弘扬新疆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十分真切的体验。观众觉得，欣赏、认知新疆传统音乐文化，文字比道听途说强，形象的媒体音像又比文字强，而民间艺人、传统表演艺术家的真实表演，则是最鲜活、最真切不过的了。 
 
      记者：在新疆的工作进展得怎样？
 
      毛继增：我在2000年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新疆传统音乐文化实录》，担任项目负责人。我们在新疆的55个县、市，采录民间艺人、传统音乐表演者766人，采录音乐音响、录像资料100多小时，行程约4万公里。除满族外，新疆其他12个世居民族的珍贵民间传统音乐资料都采集了。但这些我觉得还不够，比如说刀郎木卡姆，它是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这么古老的东西在世界上已经很珍稀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让世人了解，从而加倍珍惜和爱护它。
 
 
      记者：关于刀郎木卡姆是狩猎社会文化遗存这一观点，是您最早提出的，您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毛继增：刀郎木卡姆和狩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以前一些学者曾有所论述。２００２年和2005年，我们课题组两度到麦盖提、巴楚、阿瓦提等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证实了传统刀郎木卡姆的整个舞蹈过程就是一次狩猎活动的全过程。而刀郎木卡姆音乐中最具特点和典型的就是其各件乐器竞相纵情演奏，各位歌手竞相引吭高歌，他们之间互不跟调、各自为政，但从总体上听又张弛有度、和谐统一，这种个性张扬又共性统一的粗犷艺术，正是狩猎社会中人们各自为战，群体为部落生存而拼搏的生动反映。所以，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刀郎木卡姆是人类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
 
      由于刀郎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狩猎在刀郎先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刀郎地区相对封闭，也使得刀郎狩猎歌舞文化得以传承至今，而远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的类似遗存已所剩无几。但由于“文革”期间将刀郎木卡姆中的狩猎舞蹈批判为原始、落后和野蛮的舞蹈而被一般的群众舞蹈所代替，致使现在能表演真正传统刀郎狩猎舞的只有几个年事已高的老艺人了。 
 
      记者：当您目击了许多民族民间音乐已处于濒危的边缘时，您最想做的是什么？
 
      毛继增：用自己的努力留住它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外来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下，不少民族文化正处于消失的边缘。因此，我们只有分秒必争去留住它们了。2005年1月，我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民族乡采风时，仅找到一首塔塔尔族民歌。那首歌叫《你的眼睛》，演唱这首歌曲的６个塔塔尔族姑娘还是在我们课题组成员、新疆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吐尔洪江的提示与回忆下才能完整演唱，而且唱词中的大部分已演变为哈萨克语。当地的塔塔尔族青年也能跳几个塔塔尔族舞蹈，但其中也夹杂了不少哈萨克族舞蹈语汇，所以我们认为这里的塔塔尔族传统音乐濒临失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百年前塔塔尔族迁至奇台时，可能就已失传了一部分传统音乐和舞蹈。加上现在流行文化的冲击，其原本脆弱的艺术生态环境便更显势弱。所以我觉得我们搞民族音乐的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保留下来。

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是他工作的动力与源泉

 
      记者：您这么热爱民族民间音乐，同您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毛继增：有哇。我出生在四川乐山，那里地处岷江，船工们上水时要拉纤，下水时则摇橹。因此我就一天到晚免费听川江号子。上水时因为要用力，所以号子很高亢激昂；下水时平缓，所以号子就比较舒缓。在这种自然的音乐氛围熏陶下，我很自然地喜欢上了民族民间音乐。成都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有一天，领导派我们去码头发动工人，动员工人参加民主改革。可是工人们怎么发动呢？我就试着写了首歌，歌名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意思就是《码头工人力量大》之类的，之后在工人中间传唱开来，反响还不错。
 
      第二年，我报考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后来院系调整到西南音乐专科学校。上学期间，我很勤奋，除体育外，每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1955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来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在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曹安和的教导下工作。
 
 
      记者：您每年都要下去采风，有没有觉得很辛苦，或者想到要歇歇了？
 
      毛继增：没有，我搞了几十年了，对这个专业比较熟，也有感情，舍不得。刚退休的时候，想着歇一会儿吧，可刚休了一个星期，就像要生病的样子。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养着等死，不如干着活下去。而且从国家到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都很支持。钢丝录音机见过吗？像啤酒箱子那么大。1956年，我第一次去西藏时，领导告诉我，我们国家刚从日本进口了3台半导体录音机，除了两台在中央电台外，另外一台就给了我。有了录音机，又没有电池。研究所就找了一个技术工人，把一般的电池焊接上，凑够那么多电。大概要好几十节电池才能录十多个小时。国家这么重视我们的工作，我不好好干哪儿行？我这个人不怕苦，在新疆的沙漠里跑，带点儿馕，带点儿水和榨菜，就行了，一跑就是几天。人就是这样，你要热爱这个工作，有种使命感，再苦你也觉得乐在其中。你要不喜欢它，再给你吃得好，住得好，你也觉得难受。我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文革”前的传统，如每次坐车都要将录音机放在自己腿上。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它。我们那个时候常说：战士的枪，我们的录音机，这都是武器，都要很好地保护。
 
      况且，被采录的艺人们对我们也很热情。我曾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呆了50多天，每次到哈萨克老乡家去进行采录时，他们都要宰羊来招待我。因为他们觉得你从那么远的北京来录音，表明对他们的传统音乐很重视、很尊重。
 
 
      记者：您每次采风，一去就是半年，为什么要呆那么长的时间呢？
 
      毛继增：为了融入，为了更好地研究所采录的音乐。搞民族音乐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能用你的观点、趣味来代替当地人的、演唱者的观点、趣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融入了以后，才能站在他的立场来看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所采录的音乐，我总是尽可能地接近当地人，和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现在有些搞民族音乐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重视田野工作，搞些现成的资料，稍微归纳一下，就成了。有些下去的，也是走马观花。
 
      我们很多老一辈研究民间音乐的专家都会吹、拉、弹、唱，他们和民间艺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能这样做，也是受一些老前辈的影响，他们都主张深入下去，深入生活。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也是与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有关。
 
 
      记者：您曾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颁发的2004年度“亚洲文化协会奖”，据说该奖是亚洲文化协会为有突出贡献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学者而设立的。那么您得奖的理由是什么呢？
 
      毛继增：我有个朋友，是美籍华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因为他老家在北京，所以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北京。他回北京便会打电话约我见面，前几年连着4年都没见到。一说就是下去采风了。2002年春节我们见面了，他就问这么辛苦，下去采风每月有多少收入？我说没有个人收入，就是课题费，不够就贴工资，再不够就跟夫人要。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个人没有好处，还不要命地跑，真是傻子，回去后就到处讲，说是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得知后，就说这样的人应该奖励，所以就发了个奖给我。
 
      记者：您做这些工作，除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之外，个人从中得到了什么乐趣？
 
      毛继增：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的音乐，底蕴丰厚。如果你到了那里，就等于是掉到了音乐的海洋里面。整天你就陶醉在里面，连吃饭都可以忘掉，这也是个很大的乐趣。我们在城市看演出，那就是台上台下，演员是演员，观众是观众，分得很清。可是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一样了。你又是演员，又是观众。他唱，你跟他唱；他跳，你跟他跳。跟他融合在一起，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真是乐在其中。所以，我喜欢下去。
   
      毛继增说，他同其他搞民族音乐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工作场所在田野，他的最大乐趣也是在田野。
                           
 ·毛继增档案·

毛继增近照（图片由毛继增提供）

      193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55年毕业于成都西南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系，进入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师从杨荫浏、曹安和。1975年至1981年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杂志任编辑、编辑组长。之后任《音乐研究》常务副主编。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任音乐教研室副主任、民族音乐学教授。现任亚洲太平洋民族音乐学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谢》、《冬不拉与冬不拉音乐》等。主编有《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西藏音乐纪实》（CD）、《世界屋脊的音乐》（CD）、《维吾尔民间音乐集粹》（C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