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专著而轻论集，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著作出版界患的一种恶性流行病。不是说专著全都不好，但确有不少专著质量颇不怎么样，所谓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而论集呢，当然也不能而论，由于多半是从自己的众多文章中遴选出来的，故更多地闪耀着作者的心智和识见。在这种病态的学术著述出版氛围中，潜明兹先生的《民间文化的魅力》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桩幸事，也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

    潜明兹是个个性极强的“奇人”。她是已故钟敬文先生80年代初恢复和重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时期调到身边工作的老学生，但当她读完了钟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当钟先生的治学“重点由民间文学转向民俗学”之际，却毅然表示不能苟合老师的学问，也不附和老师的一些做法，而是独立特行，“走自己的路”。她的这种性格与学问，不能用寻常的师生之道论之。读她的这部著作很容易发现她的这种不苟成说的治学特点的踪影。她也因此而成为钟门弟子中最为“另类”、也颇有成就的学人之一。近20年来，她在神话学、史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陆续出版了《中国神话学》、《史诗探幽》、《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中国神源》等多部著作，卓然成家。

    在自然科学上，任何学术新见的提出，无一不是在千百次的科学实验之后，故而是很难很难的；而在人文科学上，给人的印象，新见的提出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人文学科新见的形成和提出，同样需要饱读前人的著述和资料后再经过缜密的科学研究，而像潜明兹所从事的神话学、民间文化这类实证主义的学科，则除了前人的研究和积累外，还要求作者具备丰富的田野阅历和实践经验（在这方面，应该说她是有欠缺的）。我们发现，她的笔底不乏与成说迥然相异而又启人深思的论点，而这类论点又无不都是建立在饱览和研读前人成果和现有资料基础上才能获得的。

    譬如对于“神话是神们的故事”的理论，对于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如盘古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如伏羲女娲神话）是“最早出现的神话”等学界流行的观点，作者都表示了异议，提出了新说。她提出：“最先产生的是图腾神话，图腾神话中最早的是动物图腾神话”，“图腾崇拜活动与有关的神话，相依而存，浑然一体，难解难分”，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的蛇，到苗族的巨鸟、蝴蝶妈妈，纳西族的白鸡，白族的白鹤，鄂温克族的熊，彝族的虎……，都是图腾神话的角色。她建构了一个神话之萌生与发展的序列模式：“最早的神话是图腾神话，以及由它演变而来的祖先神话；其次是自然神话，包括对自然的解释和征服，创世大神多出现于征服宇宙的神话中；然后是英雄神话，包括征服自然的英雄、部落之战的英雄。”（第9—10页）作者的这一观点，与我国早期神话学家们的观点之间，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多少显示了自1903年蒋观云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百年来神话学演变历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她又批评和推翻了由顾颉刚、马伯乐（法国汉学家）、杨宽、孙作云、茅盾等开创和延续了近百年的将神话“历史化”看作是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唯一途径”说，提出“历史的神话化”也是“普遍存在”的新神话观。她针对20世纪前半叶学界而提出的这一论点，无疑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神话学坛上不可忽略的一家之言。

    在学科定位上，作者的学术立场，与西方民俗学派及其中国的传人不同，是把神话以至民间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的。她在研究分析了40年代以来闻一多直至建国后的袁珂等，以及台湾神话学家王孝廉、张光直、苏雪林、文崇一的神话观后，更坚定了她的“更看重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代序）的立场。她写道：把“民间文学学科从民俗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在体系上不同于西方各科学派，也不同于解放前的民俗学。它是由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跟左翼文化一脉相承。神话学作为民间文艺学的一个支系，不应该背离这一基本观点和方法，……否定神话的文学性，不但违背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跟不上整个世界范围的神话发展趋势。……无视于神话的文学性，就是在西方也是过时的。”

    她就是这样冒着“师生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我有负于钟师的期待”的风险和代价，把“走自己的路” （代序）作为她的治学箴言。这本洋洋39万字的民间文学论集，虽然不能代表她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全部，但在有关神话、史诗及民间文学若干问题和若干作品上所阐述的观点，以及在她所坚持的民间文学学科定位和方向，无疑与她的其他著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许比某一部专著所表述的更加简明、更加集中，更具纲领性。

2006年6月12日

载《文艺报》第73期（2006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