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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德克·巴莱》无疑是近期广受关注的华人电影。与它在台湾本土几乎一边倒的追捧相比，大陆的口碑、票房却形成两极分化的鲜明反差。无论是称赞其恢复了国产电影已经日渐稀少的“血性”，还是唱衰它不过是好莱坞式的消费民族主义，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该片渲染了血腥暴力以及没有节制的屠杀，尤其是赛德克人“出草”(台湾少数民族猎人头习俗的别称，就是将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时对男女老幼毫无怜悯的屠戮，被认为是一种“野蛮”。

　　“野蛮”与“文明”的对立，于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话语方式而被议论。“出草”毫无疑问地被贬低为落后和非道德的——这种猎人头的习俗如果放在现代社会中来看，也确实不符合法治精神。不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出草”可能是出于血亲复仇，也可能是祈求丰收福祉，还有可能就是一种成年礼。脱离历史和社会语境，就无法解释缘何这种习俗在许多族群中都存在。

　　当然，社会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现代文化伴随着西方殖民带来的变迁，让那些弱势文化不得不处于被动改变的境地，这就是悲剧产生的根源。“出草”这样的行为自然要被“文明”判定为“野蛮”，在这种二元对立之中，“文明”战胜“野蛮”就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出草”于是就成了一种在形式上显得悲壮，却不符合理性和“公义”，从而必然失败的行径。

　　关于“出草”，台湾以前的历史书上有个著名的义人吴凤的故事。此人原是福建漳州人，后随父母赴台，是个清朝的通事，也就是翻译。在当地人看来，吴凤算是外省人，但是因为他豪迈坚勇，颇受人们爱戴。因为当地有猎首的风俗，吴凤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自己乔装让当地人猎了头，从而感化了他们，被尊为“阿里山神”。然而，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吴凤可能并非那么受爱戴，而只是一个常常靠着“文明”欺压当地人的中间人，因为种仇才被猎首。对于“吴凤神话”的祛魅，显示了我们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认知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去年夏天，笔者曾经请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者刘禾与王中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跨语际交流与文明论问题”的演讲。他们的研究发现，如今汉语里的“文明”、“野蛮”观念经历了复杂的跨语际实践过程。简而言之，晚清的梁启超等人从日语中转译移用了“文明”的概念，而日本的福泽渝吉等人的“文明论”理论来源又多出自18世纪欧美的中学教科书。从这个语言文化演变个案，可以窥见国际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权力交织的面相。

　　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马赫坡首领莫那鲁道有句经典的台词：“如果文明是教我们卑躬曲膝，那么我要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这句话直白地表明了关于身份和传统受到挤压时的应激反应，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种反应必然失败的后果。但是，情感和信仰，而非仅仅是“文明人”所能理解的利害，却支撑着数百名族人跟着他一起走上不归之路。因此，仅仅将《赛德克·巴莱》看作是某个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是不够的，它其实更多地体现了在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中，认同与坚守、被表述和自我表述的问题。

　　电影中，导演魏德圣在华丽的影像之中，赋予了马赫坡的反抗者“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外来者对于原住民的刻板想象。好莱坞类似的影片并不在少数，比如 《最后一个莫西干人》、《与狼共舞》之类，它们因为满足了美学和伦理上的双重快感而赢得了普遍赞誉。但这种逆向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生产消费文化的行列之中，加深了对原住民的压抑，仿佛他们就该是静止的，会停留在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的边缘之地。

　　大陆少数民族中类似《赛德克·巴莱》这样的故事非常多，刘小宁的《铜鼓》、冯小宁的《红河谷》、戴玮的《西藏往事》等影片，大多有着殖民侵略与反抗侵略的情节架构，但是无一例外都有某个外国人在中间通过爱情充当了和平使者，其视角也没有摆脱外来人的眼光。在满足窥视欲之后，留下的只是“普遍人性”的俗套。而任何人无疑都是社会人，任何社会无疑都是有具体诉求关系的社会，并没有普适性的存在。如果一个文本在表述少数族群、边缘文化时采用的是普世话语，那显然是逻辑对历史的反叛、形式对内容的逃离。由此可见，自我表述之路还漫长而修远。

　　近几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被倡导者冠以“新文化电影”之名，不过如果要真的达到期望中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赛德克·巴莱》虽然有瑕疵，但无论是融资、发行还是创作本身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这是部具有史诗气质的大片，提供了自我讲述历史的一种方案，对于靠近少数者立场表述、反思单维的“文明”话语，不啻提供了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