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Tony Gatlif　　

　　时间:1993年　　

　　国家/地区：法国　　

　　片长：103分钟

　　大约1000多年以前，一群人从印度的Rajasthan出发，他们乘坐着大篷车，一路歌声，一路舞蹈，向波斯和亚美利亚进发。多少年后，这个队伍开始发生分散，一些人进入了现在被称为土耳其的地区，到达欧洲；另一些人则进入了阿拉伯，继而到北非。这些人就是吉普赛人，他们伴随着歌声的迁徙，被记录在他们的法国籍后裔的电影《一路平安》当中。

　　吉普赛人大约是最典型的无根散居族裔了，从他们的祖先远离印度北部，开始进行向西方行进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同时处在被蔑视与想象、被拒斥与神化、被边缘化与风情化的吊诡认知框架之内。吉普赛人其实并非他们的固定称呼，茨冈人、吉坦人、波希米亚人……都是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给予他们的称谓，当然他们现在更愿意叫自己罗姆人。

　　我们在《巴黎圣母院》、《卡门》、《叶塞妮亚》、《流浪者》这样一些经典的文艺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吉普赛人的身影，“吉普赛女郎”这样一个母题性的形象透露出某种歧视性的视野，从而使得他们几乎成为一个神奇的人种，代表着那些远离世俗生活限制与拘束的人群。他们贡献给世人的似乎就是代表着远离尘嚣的浪漫、塔罗牌与占卜术、火热的爱情与死亡。

　　与这些迷思相反，现实中的吉普赛人有着持久坚固的文化，他们是一群试图在多种多样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偏见的阻碍之下艰难求生的人。他们居无定所，永远生活在边缘，处于被屠戮、驱赶、冷落、同情和悲悯的境地。在长达千年、远至万里的时空里，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一样，命若琴弦，蹈踏高歌。作为飞散于世界各地彻底背井离乡的人群，他们在每块陆地上游行，在精明干练与巧妙技术的帮助之下生生不息。他们没有文字，口耳相传，在异族文化的包围之下，如何能维持辨认族群持续的自我认同？《一路平安》似乎提供了一个参照。

　　在这部横跨3大洲8个国家的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吉普赛人在印度、埃及、土耳其、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西班牙的影迹。在印北的沙漠中，随着少年苍老的歌声以及西塔琴和手鼓，女孩在水井和篝火前跳起带脚铃的踢踏；在阿拉伯城堡和尼罗河畔，他们则用响板和五弦胡带来悠长的意境；在小亚细亚半岛，铜管乐器的鸣响中，随着即兴的舞蹈带来了弗拉明戈的雏形；配合上小提琴、吉他和手风琴，就成了在巴尔干和东欧地区吉普赛人的布鲁斯；在法兰西的教堂里，他们通过吉他的合奏去消散奥斯威辛的悲痛记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山区，弗拉明戈似乎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漂泊的过程中，吉普赛人就是这样以音乐的形式保存着民族的记忆，留下了很多圣歌和传说，这是他们独特的口头传统。他们与当地的居民交流、妥协甚至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形态，包括服饰、叙事作品、诗歌、音乐和舞蹈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融汇在他们形态各异而风格鲜明的口头传统之中。历史在音乐中追溯，文明在歌声中传承，他们在韵律中快乐，在吟唱中忧伤。

　　如今，各种各样的原生态文化在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中，越来越被各国政府、各种官方与民间组织看重，许多要素还被吸收进商业文化的运作和生产之中，但是吉普赛人的生存状态并未得到本质改善，难道离散与流浪就是他们选择的命运？《一路平安》的导演Tony Gatlif显然对此无法作答，他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呈现他们。他拍的十几部电影几乎都是围绕着吉普赛民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漂泊生活这一主题，比较著名的有《Gadjo Dilo》、Exils》以及《Transylvania》等。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巴黎圣母院》中著名的段落《Bohémienne》：波希米亚人/没人知道我的家乡/波希米亚人/我只是路边的一个女孩/明天我将在哪/它写在了我的掌心里/我将继续不停地流浪/在法国的路上/我将走向世界的尽头……黑格尔认为音乐是最接近理念的艺术形式，用在吉普赛人和他们的音乐上可能最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