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四布的光绪朝及恓惶短寿的宣统朝，是清代，也是漫长的中国封建过往几百个朝代当中最后两个朝代。尽管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也都有过各自参差的改良梦想，甚至于还都有所实施。但是犹如杯水车薪，一切都晚了，“大清朝”的气数殆尽，中国封建时代的气数殆尽，满洲统治者的历史性表演也同样是气数殆尽。 

　　辛亥年一场政治大变革，彻底葬埋了清宫里面妇孺掌权者苟延残喘的图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中国一举送进了新的航道。历史由此改写。 

　　中国久已渴求于社会变革与政治民主，有清一代如是，中国整个的封建过程也都如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高一呼发动革命之时，来自旗族社会的一些有识之士，或倾力参与，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社会特殊阶层中特殊人群这种挣脱八旗制度固有锁钥的精神与举动，得到了大众的关注。 

　　辛亥革命一扫中华封建历史，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深远的政治意义自不待详陈。然而，对于早就身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旗族族众来说，其不幸之处，则在于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一味地偏重于借助“民族革命”的政治鼓吹与情绪撩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类概不顾及二百多年来满汉之间相安共处事实的过激口号，要比脚踏实地的民主精神的普及宣传，在国民当中产生了更为实质性的影响。这种思想误导虽然极有利于清政的迅即崩坍，却明显地阻止了当时更多心向社会改革大局的旗人投身变革潮流；而且，这一思想误导因为日后也未能及时得到纠正，一任其在辛亥以后较长时期里继续发酵，大大伤及了满汉民族已经形成的情感；再推而察之，由于中国封建历史过程最终是在“民族革命”而非“民主革命”的思想召唤下结束的，中华广大民众头脑里早已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也就迟迟得不到认真清理，乃至于贻患后世，波及当下。 

　　围绕着清朝和中华民国二者交割的历史岁月，即从清末到民初的那段时间，是旗族文化人们思想走行上分化比较明显的时期，他们或在大时代的风浪中奋臂弄潮、贡献心智，或在政权易手前后护卫着旗族精神、文化以及同胞们生存、命运之底线，让一己之浮沉跟民族风雨同舟。 

　　“专制毒害，思之真寒心也。”——这是辛亥前夕，身在清朝陪都盛京（即沈阳）的革命志士、满人张榕，在创建其举义团体“联合急进会”时，所发出的愤激之声。这其实也是无数饱受封建体制及八旗旧制蹂躏的旗人心中的呼喊。当时，东北各地的满洲代表人物何秀斋、宝昆、田亚斌、松毓、高崇民等许多人，也都以各自选择的形式投身革命。这些人中间，张、何、宝、田等还壮烈牺牲于腐朽政权的屠刀下面。 

　　暮清时节，在文学艺术界内毅然表达与清廷旧制决裂的满洲名人，则首先当推汪笑侬和英敛之。 

　　汪笑侬（1858-1918），正黄旗满洲人，原名德克俊（一作德克金），又名僢，字润田，号仰天，别署竹天农人、伶隐。他生在北京城里的一户官宦之家，自幼聪明好学。22岁时虽中了举人，却无意于儒生仕途[①]，一心想在京剧艺术上成就事业。[②]其父担心他被亲友们嘲笑为“不务正业”，便在他不情愿的情况下，花钱给他捐了个河南泰康的七品知县。谁知他上任未久，就因为主持正义、惩办邪恶，惹恼了当地豪绅，他们向太守行贿，将汪笑侬罢了官。傲骨铮铮的汪笑侬离别官场，只身来在天津，决意就此进入戏剧界，以唱戏为生。他敬慕京剧艺术造诣高深的名角儿汪桂芬，登门表达拜师学艺的想法，没料到汪桂芬不以为然，撂下一句“谈何容易”，便拒绝了他。从此，他给自己取了“汪笑侬”的艺名，意为曾遭汪桂芬讥笑，为的是知耻明志暗自努力，定要在剧界闯出局面。经不懈的磨砺，他的愿望终于实现，成了享誉梨园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剧作家。他在京剧舞台上专工老生，行腔抑扬吞吐，韵趣纵横，其腔调苍老遒劲，尤长于慷慨悲歌。梨园领袖谭鑫培，曾当面夸奖较他年轻十多岁的汪笑侬：“菊仙气质甚粗，余亦日趋老境，来日之盟主实让于使君。君之学问为吾辈所不及；咬字之切，吐字之真，亦为吾所不及。”[③] 

　　汪笑侬的面前，是个异常黑暗同时又热切盼望着大变革的社会。极富正义感和使命感的汪笑侬，既不以“下海”赚取金钱为目的，也不以拥有大艺术家的名气为满足，他有感于时代的召唤，立志通过自己的戏剧艺术，来推动民族的觉醒和民智的开发，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艺术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新思潮洗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运动”相继出现，传统的戏剧界在此情境中也不甘人后，奋力前行，与社会的进步潮流共追求。满族出身的文学艺术家汪笑侬，正是中国现代戏剧改革的先驱者之一。 

　　“大梦沉沉终不悟，千呼万唤总徒然。当头一棒喝难醒，解体八刀死胜眠。良弼几曾征傅说，惰民尽欲学陈抟。春雷震地谁先觉，惊起鳌龙直上天！”（《大梦二首》之一）在当时的戏剧界，汪笑侬最为重视戏剧的启蒙教育作用，常常发挥自己的文学天赋，亲自编演一些很能打动人的作品，做富有成效的艺术宣传。据了解，他所创作和改编的戏剧作品，有三四十种。 

　　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报，在发刊号的篇首，有其两首绝句诗：“历史四千年，成败如目睹。同是戏中人，跳上舞台舞。”“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世界一戏场，犹嫌舞台小。” 

　　汪笑侬曾在政治上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对清末的腐败朝政十分反感。他先后创作了许多出借古讽今、具有鲜明进步倾向的剧作。《骂王朗》、《骂安禄山》、《骂毛延寿》、《骂阎罗》等“骂戏”，在他的创作中是最为有名的，这些作品体现着对冥顽昏聩的封建统治者的强烈不满。而《喜封侯》、《将相和》等剧目，则集中地表达了汪氏对开明政治的渴望和憧憬。 

　　戊戌变法在清政府后党的镇压之下失败了，汪笑侬对谭嗣同赴刑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无比敬重，发出“他自仰天长笑，我却长歌当哭”的慨叹，随即编写上演了四场京剧《党人碑》，借鞭挞宋代奸佞蔡京、高俅、童贯之流的劣迹，来控诉镇压变法维新的势力。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庚子条约，更使汪笑侬悲痛欲绝。他创作而且演出了六场京剧《哭祖庙》，以三国时期刘禅投降后其子刘谌杀妻斩子殉于国家的故事，狠狠抨击当权者的卖国行径。他果敢地前往当时并非由中国当局控制的辽宁大连，声泪俱下地演出这出《哭祖庙》，剧中的一句台词“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一时竟成了当地爱国观众议论时局的口头禅。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位复辟，倒行逆施，已近花甲的汪笑侬，又由昆曲原作改编上演了京剧《博浪锥》，借剧中人张良之口唱出：“只恨我穷书生身微力小，空怀着报仇志昼夜心焦。望国民起义师速行天讨，如今还不见草泽英豪。休让那虎狼秦多行凶暴，只苦了众百姓受尽煎熬。我想把专制君一脚踢倒，我想把秦嬴政万剐千刀，我想把好乾坤重新构造，我想把秦苛政一律勾消。本是我祖国仇理当应报，恨不能学专诸刺杀王僚！” 

　　有《耕尘会剧话》一书，形容汪笑侬的演出说：“檀板一响，凄凉幽郁，茫茫大千，几无托足之地。出愁暗恨，触绪纷来，低回咽呜，慷慨淋漓，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合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笑侬殆以歌场为痛苦之地也！” 

　　汪笑侬在京剧老生行当的表演方面具备突出的造诣。他的唱功与道白，都有独到之处。在行腔上，以汪桂芬为宗，兼取孙菊仙、谭鑫培之长，形成了个人的流派。他的嗓音于高亢中显现深沉，唱腔设计奔放流畅。像《哭祖庙》中的刘谌唱段，他竟为自己的演唱编写了一段多达一百多句运笔精练，含意深邃的唱词，在京剧唱腔宝库中，也是独具魅力的。这里摘引的，是此一唱段的结尾部分： 

　　想起了先皇祖令人悲叹，叹先皇，数十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昼夜杀砍，马不停蹄，才得来这三分帝鼎，一隅的江山，他断送在眼前！我皇父太昏庸不听良谏，每日里在深宫苟且偷安。投降后何面目把臣民来见，九泉下见先皇有何话言！想当年让成都刘彰好惨，到如今吾皇父，焚符弃玺、反缚舆櫬，率领着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匍匐尘埃、投那邓艾，比刘彰更加可怜！莫不是我汉家气数已满，才知晓创业难守成更难。在祖庙哭得吾肝肠寸断，肝肠寸断！耳边响又听得金鼓喧天。料此刻吾父皇把邓艾来见，吾何忍见他堂堂天子跪倒在马前？恨不得乱臣贼子刀刀斩，从今后再不要凤子龙孙自命不凡。恶狠狠拔出了龙泉宝剑，俺本爵殉国死倒也心甘！ 

　　汪笑侬的艺术实践表现在多方面。他对学习西方戏剧艺术，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话剧形式，亦颇有激情。他一生写出了十几个话剧剧本，其中较为有名的，包括《不平鸣》、《恨海》、《千古恨》、《人道贼》、《新茶花》、《采花奇案》、《问天》等。在中国话剧事业的现代奠基工程当中，汪笑侬也有一份功劳。 

　　汪笑侬多才多艺[④]，不但是戏剧表演艺术家和戏剧作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和画家。他的诗歌作品有二百余首传世，而书、画作品却失传很多。 

　　一首《自题画像》诗，展现了他专注于艺术改良运动的终身追求：“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倘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 

　　汪笑侬后期的思想，由主张爱国、拥护改良而进步为赞同民主革命。他在写于20世纪初的诗作中，曾为民主大潮在国土上的涌起而倍感鼓舞：“廿纪政权到处伸，上天非不与黄民。自由若背服从义，数遍中原尽主人！” 

　　这位深受大众爱戴的京剧艺术家、作家，晚年贫病交困。逝世于上海时，家中竟无钱料理后事。身后被世人称作“伶圣”的汪笑侬，随着时代的更迭，得到了中国戏剧界乃至文学界的普遍推许。 

　　传统上，不论是在一般满人眼里，还是在满族文学家眼里，文学与艺术的界限都是颇为模糊的；他们不喜欢像后来创作界所接收的异国文学艺术划分标准那样，把文学写作跟曲艺、戏曲作品写作二者，做出细致的彼此不相往来的切割，他们甚至还以为曲艺、戏剧的写家本就应当是登台献艺的行家里手。这样的传统，潜在地左右了汪笑侬创演兼擅的艺术路数。满人历来极其喜好京戏这种随时搬演于大庭广众场合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到了清末民初这个亟须向国民做启蒙爱国思想宣传的当口儿，是艺术大师汪笑侬，将它派上了大用场。满族的艺术嗜好，是很方便与大众接受品味接轨的。这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满族文化的一个特点。 

　　以下，再来谈谈英敛之。 

　　英敛之(1867～1926)，原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晚号万松野人。他的家族满洲老姓是赫舍里，“英”字本为行辈用字，到了他这一代，始将自己的行辈用字改为了自家姓氏。[⑤] 

　　英敛之出生在位于北京西郊蓝靛厂的外火器营[⑥]内的正红旗营房，因自幼聪敏过人而得“神童”之誉。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每以拙于生计为忧”[⑦]，故依旗人旧迳，戮力习武以求有所上进。后来，他察觉出自己选择的道路并不高明：“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浏览稗史侈渊博……”[⑧]基本是靠着刻苦自学，他终于卓然成材。 

　　青年时代，英敛之痛切有感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尤对腐败的官场倍加憎恶，便转而痴迷于对西方思潮观念的研修，其“弱冠后，始得耶稣旧教之书而读之。读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问、而思、而辨，弗慊弗信，信岂苟然已哉！”[⑨]至22岁，他进入天主教徒行列。——清末民初，是一批又一批旗族青年知识分子陷入心理迷惘继而走向精神求索的阶段，我们注意到，从英敛之始，其间一部分有诉求、有作为者，先后铤而成为西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 

　　身为天主教徒的英敛之，所关切的并不是虚空的教旨教义，而是使他忧心如焚的国事。他主张政体改良，拥护君主立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英敛之为之振奋，发表《论兴利必先除弊》以配合：后来“百日维新”于1899年惨遭失败，康有为等出逃，英敛之也不得不连夜撤往天津，乘船去往沪上。事有凑巧，他与康有为竟在船上相遇，彼此有一番畅谈，却不知对方是何人。此后，英敛之颠沛于广州、香港、云南、上海及越南等地有两年多时间。1901年他再次回到天津时，逢教友柴天宠邀他发起办报，几经周折，翌年6月17日，这家在中国现代报章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公报》，终于问世。[⑩]创办之初的《大公报》除主笔由他人担任，报馆的总理、撰述、编辑等，均由英敛之兼任。他亲笔撰写的《大公报•序》，明确阐释了“开民风，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办报宗旨。有关“大公报”的题名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该报起初两年，步履至为坎坷，却还是在创办人英敛之的奔波斡旋、昼夜操持之下，筚路蓝缕地坚持下来，并且逐渐办出了大名声。与此同时，著名报人、政论作家兼诗人英敛之的名字，也陡然鹊起，为大众所熟知。英氏从创刊起大约10年时间，总揽了《大公报》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大公报》问世之时，全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大公报》便是这“四五家”之一。在英敛之的引领下，这家办在清廷眼皮底下——天津的报纸，与梁启超主办在海外的《清议报》，以及南方若干标榜维新的报纸，声气与共，遥相呼应，向中华几千年陈腐落伍的社会体制及文化，发动了坚定猛烈的围攻。这批报纸虽多为像梁启超、英敛之这样力主改良立宪的思想家与报人掌控，与封建保守势力毫不妥协的气势却为世间共知。《大公报》在其创刊后第五期，即登出英敛之手笔《论归政之利》[11]，公然要求慈禧归政于立志宪政改革的光绪帝，痛陈“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道理，并痛斥慈禧亲党一伙儿是“祸国殃民”的“国贼”及“谄媚小人”。南方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遭到屠杀，《大公报》亦愤怒声讨此“野蛮凶残行径”，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程度。[12]当时，天津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地盘，这个在戊戌年间起过负面关键作用的袁某人因投靠后党扶摇直上，深为英敛之所不齿，英常常在自己的报上揭露袁世凯的丑陋龌龊，袁对他软硬兼施极尽打压，但终告无效。 

　　中华古老的思想文化，来在英敛之的时代，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运动”相继发端，而《大公报》馆的掌门人英敛之，则实堪称作领风气之先的一位“弄潮儿”。英氏本人来自京旗满洲，说得一口漂亮的京腔京韵，他深谙这种受欢迎的民众语体方言是何等地具有力量，决计把它搬上报端。因而，在中国近代大型报刊上，《大公报》首开先例，推出“附件”版面，专门登载白话文章。[13]这一举动，让该报的雅、俗两类读者都大感兴趣，还为底层平民与高端读者共同关切报上的“民生”热议，烘托起颇高人气。后来随着白话文专版的发展，英敛之更在其上自辟“敝帚千金”专栏，日撰白话短文三千字，多从现实生活一件小事或者人们口头的一个故事切入，生发阐说，以擘析事理，启人哲思。“据粗略统计，到1906年，《敝帚千金》已经出版10本，到1908年出版30本。”[14]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5]，是“诗界革命”先行者梁启超对中国诗歌变革的基本设想与殷切期冀，《大公报》奉为圭臬、身体力行。该报“1902至1911十年之中，发表的（诗歌）作品数量在五百首以上”[16]。另外，《大公报》创办之初的小说栏目，也紧紧围绕“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意向，大量发表包括寓言、侦探题材在内的“泰西”翻译小说。[17]这些作品多包容有大量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容表述，给长期闭锁于国门之内的读者以充分的新知识量。到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后期，华文原创小说也渐增。他们发出的小说作品，揭示不公正社会现实、批判官场黑暗政治、扫除愚昧迷信旧习、倡导开化生活态度等主题，均时有所见。至1909年，英敛之及《大公报》对于登载小说的体验与认识已经相当明确：“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小说家造就之。无怪欧西人士，以小说一门为专门名家之学也。……其转移社会之力极大。”[18] 

　　英敛之在思想上属于是资产阶级的保皇立宪派。他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反对暴力革命的社会诉求，也跟其他同时代的维新势力保持一定距离。他迷恋西化，竭力宣传开启民智的新思维新文化，终究还是希望没落的旧有帝制改弦更张，立宪维新。通过他所主持的《大公报》以及其他一些主张立宪的改良派报纸的奋力促动，也迫于国内外局势的压力，清廷曾于1906年9月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令，叫英敛之等人很为自己多年所致力终见曙光而振奋；可是清廷空有承诺，却迟迟没有实际行动，立宪之议到底未能兑现。当时英敛之所担心的，惟暴力革命会危及国家独立和大众生存，其精神站位，既受到宗教身份的局限，也和他的民族出身有关系。他不满于革命党人笼统反满的作为，指出“所谓排满者乃自排，所谓‘革命者’乃‘革汉命’也。”[19] 因而，到了辛亥年间国政易帜，他便黯然抽身，离开了他10年来为之殚精竭虑的《大公报》。[20]他偕家人回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一面研究宗教、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现实，一面从事他热心的慈善事业。辞世之前，他除了撰有《万松野人言善录》、《蹇斋剩墨》、《劝学罪言》等著述而外，又干了两件在中国教育史上颇可言说的大事，即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前身“慈幼局”，和辅仁大学的前身“公教大学”。 

　　英敛之自传云：“仆本一介武夫……”这个晚清八旗营房里走来的贫苦孩童，从习武开始，凭借自己的超人努力，挣开命运的枷锁，在未足60岁的生命空间，创造出如此璀璨的业绩。英敛之学融东西，德才双馨，为启民智救社会，献身现代报业及多重社会文化事业。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却不以文学名世，盖因其社会、政治、人文等成就过于引人注目。在文学方面，他主要是现身为倡导者、建设者与组织者，从而对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与文学建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虽说他是一个到今天还不大被认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却没人能否认他为了苍生社稷曾经呕心沥血的事实。他能在繁冗的社会工作中，每日为《大公报》写一篇社论，外带每日还要写一篇白话杂文（《敝帚千金》），有人指出，这在历来的办报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英敛之与汪笑侬，都是最先将毕生精力，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及文学伟业结合起来的满族人。诚若英敛之生前在北京西山石崖上题留下的四个大字一样——“水流云在”。 

　　《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