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北京满人英敛之创办了他那份有名的《大公报》。该报因主要面对上层知识分子，起初还是一种整体上以文言面目出现，而仅只辟出个别版面来刊载白话文章的报纸，并且报上白话文章的撰写，亦基本上都出自英氏一人之手。英敛之的京旗出身，跟他能够率先倡导及身先士卒地书写语体文，不无关系。——得以辅证这一点的，是《大公报》创办的同时或随后，在英氏故里北京城，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登载白话文章的报纸。

　　根据相关研究者所做的资料统计，清末民初从1901年到1912年这12年期间，仅仅北京一地创办的白话报纸，就有二十几家。[i]这批如同雨后春笋般问世的白话报纸，虽办报宗旨及服务对象等方面不尽一律，但贴近京城民众需求、顺乎白话读写风习，则是普遍的顾及和追求。满族这一世居京城、每日里操着京腔大白话过活的文化群体，自“洋报”阅读活动乍一进入他们生活的时候，即理所当然地，要首先选取他们喜好的语体式阅读，而摒弃他们一向不大习惯的文言式阅读。

　　这些京城白话报纸的接踵创办，首要原因，还是须推当时西风东渐社会潮流的作用。19世纪中后期，这个一向以“老大”自居的东方帝国，稀里糊涂地一头栽进了为外寇疯狂蚕食的半殖民地状态，沉睡日久的中国人被西方列强震耳欲聋的火炮猛然轰醒，开始或惊惶或冷静地重新审视世界，定位自我。痛定思痛，在若干思想先驱者的倡导下，接受人类新思潮的精神洗礼，呼唤广大同胞的现代人文意识尽快提升，遂成为分属于各种社会派别中间进步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效仿西方样式，在自己的国土上办“洋报”，在自己的国民中兴新学，借以播撒精神启蒙的种子，鼓吹社会改革理想，一时间被确认为爱国行为的集中体现。

　　当然，当时京城报业兴起的另一层原因也应当注意到，这就是资本主义娱乐文化因素的暗中渗透。即便是像北京这样满族占居民较大比例的都市，人们的消遣娱乐方式也有了潜移默化的转移。在旧有的戏曲曲艺等娱乐形式尚未现出颓势之际，新兴的报刊传媒已经楔入公众精神生活领域，报刊上面随时推出的新鲜灵活、入时多变的小说、杂文等类文艺作品，已经争取到了愈来愈多的受众欣赏者。

　　正是在这样一场几乎可以叫作“北京城近代报纸(彼时人们喜欢称之为‘洋报’)创办运动”的过程里，满族文化人也相当充分地显现了身手。

　　从迄今仍然可以查找到的文献来辨认，当年比较具有影响的《白话学报》、《京话日报》、《公益报》、《京师公报》、《官话政报》、《京话官报》、《正宗爱国报》、《白话国民报》、《进化报》、《国华报》、《国强报》等等，均与京师满族确切有染，一批由此报业兴办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知名度颇高的报馆主持者、编辑者及撰稿者，例如文实权、彭翼仲、春治先、蔡友梅、文子龙、王冷佛、杨曼青、斌小村、乌泽声、穆儒丐、完绳世、徐剑胆诸位，亦足可指认出他们本人的旗人身份。那时候的报馆人手都不多，三五个报人“拳打脚踢”，就能支撑起一份报纸的刊稿跟发行，连编辑、记者身兼小说栏目常任撰稿人的情况也所在多有。久而久之，“报人小说家”这么一种特殊身份的文人便被历练出来。

　　清末民初满族报人写小说的很多，时至今日，还能够当作这批小说家代表来谈论(抑或说还应当在梳理满族书面文学流变的时候提到)的，则主要是蔡友梅、王冷佛和穆儒丐三位。

　　有关穆儒丐，笔者曾有专文谈论，这里所关注的，是蔡友梅与王冷佛。

　　蔡友梅，京旗满洲人，所隶旗籍与生卒年皆难确考(只可从其作品里片言只语揣测出民国初年他应有四五十岁，大约1921年以前尚在世)。又名(或者是字)松龄，作品署名(即笔名)用过松友梅、损公、梅蒐、亦我等。1907年，他创办了《进化报》并自任社长，因在该报发表所撰中篇连载小说《小额》，声名鹊起于京华之白话文苑。民国初期他依旧任职报业，又发表了总题目为“新鲜滋味”的小说数十种。其所有作品命笔，一向扣着社会现实当中的民风社情展开，多以发掘并书写京城满族市井生活与更广大范畴下层百姓生活中的善恶恩仇故事见长，语言上处处摽紧京腔京韵的口语调式，几无一处不见京旗所操“京片子”言谈的一应特征。

　　阅读蔡友梅，是不好完全用高标准小说艺术的尺度去衡量的。作者身处一个独特的时空点上，中国古典小说的从容写作此刻俱已戛然收尾，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艺术创作却还远未见到庐山尊容。尤其在于，此前、此后的鉴赏则例，好像都不太适宜顺手拿来框评这社会转型、文化摇曳、思潮倒轨时刻，出于新式传媒从业人笔端的带有社会写实性质的应时急就[ii]之作。

　　我们品评蔡友梅以及后面的王冷佛、徐剑胆、穆儒丐，乃至于已经讨论过了的英敛之，均须照应到这一点：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报人而非作家。报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新闻工作者)的首要天职，是关注现实;作家的首要天职，才是追求艺术。诚然，文学作品跟新闻作品二者之间，没有一道截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譬如今天在书面媒体上所能读到的“新闻特写”，跟在文学期刊上所能读到的“报告文学”(包含“传记文学”)，相互的融通性就很明显。因而，可以在讨论文学的著述里面涉及到报人们的文学创作，却又应当防止无区别地对他们使用一套批评标准。

　　像蔡友梅这样的报人小说家，是能从他的作品中，清晰地读出处于清末民初时代变迁下面北京满族新闻从业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的。

　　庚子以前，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千奇百怪，称得起甚么德行都有。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能抓钱的道儿，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顶可恶的三样儿，就是仓、库、局。要说这三样儿害处，诸位也都知道。如今说一个故事儿，就是库界的事情。这可是真事。

　　《小额》小说起头的这段话，言简意赅，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又挑明了所讲的是旗人(库界)的事，既声明了这个事件并非虚构，更把叙述者对事件的观察角度与道义立场，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名为小额的京旗库兵，靠父子们在满族里头昧心放债而暴发，凭着财粗气横，聚啸街头，伤人祸众，致使身陷囹圄，家人为救他屡遭周边宵小蒙骗，他出狱后又身患毒疮险些送命，受尽病痛折磨、恶友反目与庸医豪夺后，小额终乃良心复萌，金盆洗手，重做新人。

　　劝善戒恶，本是在许多民族的文学作品里一再得见的主题，在满族书面文学史册上，它更是为作家们常写不倦，常写常新。满洲先民在其原初阶段，就建立了看中人生在世伦理根本的传统。清政权来至中原以后，民族上下互勉最力的，也总在于道德修身。旧时有说法，所谓满人顶好“面子”，其实“好面子”的民族习性未必算得上坏事，说到底它的核心还是要强调为人的刚正和纯朴，自爱与自尊。不过，自进关成其为统治民族后，环境变了，地位也变了，满人坚持严格修身的难度无形中加大了许多倍。特别是到清代末尾、民国初始这种历史蜕变的非常时期，“礼崩乐坏”与“王纲解纽”，诱导出空前严重的社会性心理危机，满人也难逃一劫。通过满族文学的过往篇什，我们业已读到过该民族作者较多的道义批判、良心救赎方面的作品，认识了这个比起他民族更加注重自我道德关怀的民族;那么，再参凭于清末民初以至于随后一个相当长历史过程国民心理轨迹变异的趋势，读者会从满人作家那里读到更多的劝善戒恶主题作品，就不会教人感到奇怪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小额》结集出版时，蔡氏友人德少泉书前有“序”证实：“友梅先生……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魑魅魍魉，无奇不有。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日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报社以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具?’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座，因慨然曰：‘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可见蔡友梅们明确写小说的目的不是要一般地去说故事，而是要“辅助政府”、“开通民智”，从而做到“与列强相颉颃”。在这里，他和他的同道们利用小说干预现实、疏通民心的认识，比满族传统的劝善戒恶理念，就又推进了一大步。

　　蔡友梅的小说叙事，不管是清末问世的《小额》(发表时署名“友梅松龄”亦即“松友梅”)，还是民初发表的《非慈论》、《曹二更》、《搜救孤》、《小蝎子》、《库缎眼》、《董新心》、《忠孝全》、《铁王三》(这一时期的以上作品均被列入“新鲜滋味”总题之下，署名“损公”)……一以贯之者，是作者对于世风之江河日下的痛恨及鞭笞，对良善人性的召唤与扶持，体现出来一位社会伦理守望者的执著探求。

　　而都是劝善戒恶，辛亥之前和之后蔡友梅作品的着力点又是不尽一样的。《小额》反映了时至晚清最后岁月，作者仍在试图达成对满族心理弊端的揭露，与对满族内部道德下滑者的挽救。这项面对于满族内里的努力，与蔡友梅等满族报人尚为心系“大清”的政治改良派直接有关，他们幻想“大清”挽回颓势得以中兴，自然也就要竭力拯救濒危的满族精神。后来，他所倾向的旧制“无可奈何花落去”，小说写作尽管依旧持守着往日劝善戒恶主题，创作心理上却比较复杂起来。

　　推翻帝制的革命给了后世的历史编纂人以足够开阔的认定空间，但蔡友梅们所关注到民国创立后的世风社情，与历史教科书上的介绍相对照，却是另一码事。是缘于平民知识分子对上层军阀政客野蛮践踏国民利益的天然憎恨，抑或是缘于已然被视作“遗老遗少”的旧旗人群体政治上情感上站位的潜在约制，“新鲜滋味”系列小说的写作，无论其内容是写前清还是写民初的事，几乎笔下宽容度都较《小额》要窄，而批判力度都较《小额》要强。[iii]

　　《董新心》一篇很可窥得作者心曲。主人公董新心，是个成长于山东乡间追求进步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自从甲午庚子后，深明世界大势，颇研究新学。自己起的号叫‘新心’，大致的意思，就是新其心不必新其貌的意思。”他常力劝人们爱国，也愿意投身社会的参政改革浪潮，不过，由清末到民初，他目睹到标榜革命的事件与标榜革命的人物无数，却每受欺骗，留下的惟有一道道精神伤痛，最后“饱尝世味，壮志全灰”，年轻轻地便隐居回乡不再问政了。原来，辛亥前后，中国的都市、乡村到处都是打着“民主”、“共和”旗号招摇过市的败类，他们大多飞扬浮躁，竟把革命当成生意来做，每一番折腾尚无结果便暴露出贪婪无厌的真面目，就像一个家伙说给董新心听的：“实对你说罢，我们从先口谈革命流血，那满是生意。你想我们全是光蛋流氓，处在那个时代，眼看着革命日起有功，不谈点革命流血?那是个进身之阶，那不过是个投机的事业。真流血也得有血呀!有血也是凉的。”小说还写到有人告诉董新心：革命已然成熟，不久就要把满清推倒，就快享幸福啦，作者就此用旁白口吻议论道：“打起我也做这个梦。谁知道鹞鹰拿鸽子——错瞧了，十年的功夫儿，连个幸福的影儿也没瞧见。”报人小说家蔡友梅也像他的许多满族同胞一样，经历了由瞩望清廷期待改良，到接受革命寄希望于民国，再到满心期待化为一梦，甚而奋起揭发民国政坛种种顽恶的心路历程。旧日他们便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关切世风变异走向，却毕竟是生活在满族范围以里，还不曾对世道大转轨、社会大翻覆年月的各阶层人心浮沉，有着如此猛烈地感受。往大里讲，蔡友梅中年之后，恰恰赶上了政治及伦理旧秩序訇然坍塌而新秩序却没人出来承担建设责任的乱世。有他这样的报人小说家挺身而出，坚韧地利用写作，去向现实社会丑恶、凶残、伪善、龌龊之类的人和事作斗争[iv]，其行为价值总是应当被肯定的。

　　“新鲜滋味”系列小说对丑陋年代顽劣人心的揭露批判，是鲜活、具体和多方面的：有对旗人家族二房媳妇为谋取长房位置而狠心投毒以图灭门的描绘(《搜救孤》);有对贪婪妇人串通娘家霸占夫婿产业反将男人气出家庭的书写(《铁王三》);有对行医世家师傅真诚传艺徒弟一旦学成便将师傅逼死进而逼得师娘沿街乞食的记录(《曹二更》);有对衙门杂役沆瀣一气跋扈乡里夺人夺命的讲述(《小蝎子》);有对嫌贫爱富毁约赖婚而后对方腾达又立刻改换嘴脸巴结过来的勾画(《库缎眼》);有对炎凉世态下头嫡亲之间儿子对父亲以怨报德而自己走了背运又不得不向父亲屈膝悔罪的表现(《非慈论》)……作家将世风扭曲时代由邪恶欲望引发的人间恩怨，统搁到同一把人性鉴定的戥子上来比量，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皆要问出个斤斤两两。今天的读者，假若能耐心翻阅一下系列小说“新鲜滋味”，恐怕也少不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会被引到一个甄辨善恶的特定角度，来重新体会报人作家蔡友梅身处的那段光怪陆离的岁月。满人以及他们的作家，实在是太过重视世间芸芸众生的善恶心胸。“大清朝”的瞬间倾覆，并没引起他们那样的痛心疾首，而随之出现于眼前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世态炎凉人生冷暖，却叫他们心间万难平复。重读满族文学这一阶段(实际上还会延伸到后来的相当时期)的文献史料，也许是要产生这样的感觉：清政权的瓦解，对于这个与其关系非常的民族来讲，远不像清末尤其是民初的世风大幅跌落，让他们觉乎着事态那么地严重，严重得好似天塌地陷。

　　“新鲜滋味”系列里面的道德批判与道德关怀，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蔡友梅在不留情面针砭现状同时，偶尔曾流露出一些旗人才有的怀旧情愫。《董新心》里写到教书先生：“人是官的，肚子是私的。饿着肚子上堂，谁也没精神。……去年因为积欠教薪，学界代表面谒某次长，要求发薪。某次长还拿大题目责备人，说念书的当以热心教育为前提，不能竟注重金钱。这话叫饱汉不知饿汉饥。问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人家当教习的，一个月挣多少钱;他不吃饭行不行;少给他一块，他答应不答应。都说专制时代不好，可是专制时代，当教习的，到了日子拿钱。如今倒是共和了，教薪倒没有准日子啦。究竟怎么个原理，可也不得而知。”[v]《忠孝全》里，又借着其中人物的口说出：“现在何官无私，何水无鱼，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您没看见他们卖国的先生们哪，想一个法子就是几百万几十万，永远也没犯过事，见天这几十斤米，不为之过，这算应有尽有的权利。……慢慢您瞧吧，比前清的弊端更大。”国体大政改制以来，满族人等遇事总好跟先前的情况比对，这本是件挺自然的事儿，但读者会发现，他们习惯比对的，常常偏是些牵扯到世间风习与人品操守的话题。蔡友梅们爱做这般比对，不能否认有其怀旧的倾向性，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着些许道理，因为当时的世风确实及其败坏。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大讲求从现实出发，过多地靠危言压人，幸好蔡氏作家没有活到那样的时刻，不然打他一个“梦想复辟”，也未可知。小说《董新心》开篇诗词[vi]，是从金朝遗民词人元好问一首《满江红》词作[vii]稍加化改得来，化改后的词作是：“一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落叶打寒窗，西风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离宫别馆寒蛩泣。到而今只有远山青，昆明碧。”通过蔡友梅的笔，“六代豪华”被改为“一代豪华”，“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被改为“到而今只有远山青，昆明碧”……[viii]

　　其二是作者的描写视野已经远远突破了北京满族畛域。清朝解体民国建立，京旗社会圈子遂被打散，旗、民交道越发增多，蔡友梅等满族报人服务社会的旧有局限亦为之一扫;何况，这时满族自身道德走向对营建社会总体伦理观已不再构成重要作用，也使得作者将视线完全放开。“新鲜滋味”系列当中反映满族和反映非满族的内容大致对等，写辛亥前与辛亥后的都有，写都会故事与乡野故事的都有，写不同文化群体与政治阵营的也都有。从前写《小额》时体现出的温情脉脉在“新鲜滋味”里面锐减，连从前惯于挥洒的诙谐调侃也少了几分。这组小说明显增强了的倒是批判的锋芒，不单对传统社会中隐藏的人心险峻给予洞察揭穿(如《搜救孤》、《铁王三》、《小蝎子》)，对时代“新潮”裹挟的沉渣浮泛也照样敢于迎头棒喝(如《非慈论》、《董新心》、《曹二更》)。《非慈论》里的儿子牛少谷，是个在革命风口浪尖上锤炼出来的“新派”人物，他个人风光无限的时候，因贫困落难的父母家人已寻他多年，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他不得不给父亲捎来一信，“开口是‘父亲如见’(倒没写父亲大哥)。兰谷[ix]看了这四个字，脸就白了，越往下瞧越不像话。这封信很长，也不能一一备述，内中的警句，是二十世纪新学理发明：无孝亲之必要，父母之于儿子，原系一时肉欲(好德行)，现在人格平等，各宜自强，不宜有依赖性质云云。”把个既势利薰心又靠“时髦”歪理给自己壮胆儿的混小子嘴脸一举戳穿。“新鲜滋味”里状尽了形形色色道德缺损的势利小人，作者仍不罢休，还归纳指出：“大地球就是个势利地球，而家庭之势利尤甚。”(《搜救孤》)不过，蔡友梅并不一概地否定世风，小说常在写出富人及暴发户们的薄情寡恩之际，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道义精神加以肯定。《库缎眼》将土财主大李五(绰号“库缎眼”)对待女婿家一再见风使船的举止，与其内弟苗大(一个普通的农村剃头匠)始终有情有义的态度屡屡对比。瞧见库缎眼总是翻云覆雨的，“苗大说：‘你瞧你这块德行，吃亏我没有快镜，要是拿快镜前后照你两下子直是立春到大暑，差半年的节气……’”库缎眼虽富有，却要在一身正气的穷亲戚苗大跟前，丢尽颜面。“礼失求诸野”，蔡友梅这种在世道变异势利小人纷纷获取功利地位的年头，眼光向下寻求民族的道德残片，既是出于无奈，也暗里隐藏着他对大量满族伦理坚守者此刻已沦落为苦寒之辈的感慨。民国初年满族群体的整体贫困化，是蔡友梅小说有所避讳的内容，但有所避讳不等于他不重视这一与其自身相关的现状。《搜救孤》里写道：“伯英原是某旗的副都统，本旗的人员因为伯英管旗还不十分犯饿，对待属下感情也不错，大家因为副堂得儿子，极力要好，送了一台大戏，是三庆班的箱底，外串票友名角儿。就说这台戏好几百银，这也是那个年月，旗下有粥，可以办的动。要搁在如今，旗下老爷们不必说粥，饮凉水都费事啦，还送戏哪，连耍耗子的也送不起啦。再一说，副都统得儿子，也办不起满月了，碰巧许送了养生堂了。”《忠孝全》也在讲当初宗室事情的当口儿，顺笔说了一句：“如今的黄带子，拉胶皮[x]的很多。”可见作者对满族进入民国后的沧桑起落还是颇为上心的。

　　其三是民国建立后蔡友梅式的伦理言说，也不再止步于清末写《小额》时候的陈旧说教阶段，而是与时俱进地植入了若干新的思想因素。他不再一味地讲“劝善”和“救赎”，对某些下流人物肮脏心理勇于猛烈抨击。他放开手脚检讨包括满族自身在内的文化旧传统，善即是善恶即是恶好即是好歹即是歹，没有姑息和偏袒。《曹二更》中博二太太指责他的丈夫：“告诉你说，我可是满洲旗人，酸满洲的习气，我就不赞成。把高等的满洲旗人打个板儿高供——我说这话人家也绝不挑眼。像你这宗满洲旗人，你有什么能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学问?除去提笼架鸟下茶馆儿，造旱谣言，抽大烟喝烧酒，会赊猪头肉，玩笑耍骨头，排个八角鼓儿。就说在衙门当差，旗下有什么高超的公事?……验缺下仓放钱粮，压个兵缺，吃两包儿空头饷，完了，有什么警人的玩艺儿，你说我听听。”《董新心》写民国之初袁世凯(项城)复辟当皇上的闹剧里面，也裹着旗人败类的运作：“告诉你一件新鲜事，我们筹安会[xi]里，还有前清的天璜一派呢(羞死)，并且他在前清时代，还做过大官。前清逊位，项城之力居多，他们不是不知道。况且他们既是贵族，又受恩深重，总然不能反对这件事，也应该韬光养晦，抱头一忍，不问时事，那才叫作有骨头有气节。他们不但不如此，而且赞成帝制，代表劝进。这些人总算下三无耻到家了罢!……现在这时代，一个人总得有六十五副面具(面具就是鬼脸儿)，真得会七十三变(比孙大圣还多一变)，那才成呢。” 从上述两处，已能体会到蔡友梅对清末民初的旗人是怎样地不客气。他把擅长透过政治作为透视人们心理优缺点的技法，经常运用到更广阔的社会观察中间，在不止一篇小说里面写到当时的“民选”活动，可惜的是从地方到京城，没有一点儿民主传统的人们，再三再四地把“民选”衍成闹剧，人们自然地在“民选”中塞进自己的私心与祸心，便是闹剧屡演不衰的“底稿”。可以说，进入民国之后，得到时代启蒙思潮影响的蔡友梅，在通过所创小说引发民众精神自醒方面，是有诸多长进的。

　　至于蔡氏小说的艺术，也值得讲一讲。

　　京旗民俗图景的翔实刻画，与京味儿语言的地道表达，是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儿文学创作的拿手戏，我们可以从蔡友梅的小说里面找到它的前样态。笔者在阅读蔡友梅、王冷佛作品时，常想到，当下有那么多的作家爱写清末民初的北京故事，假若他们都能读读蔡、王等人的作品，便不至于在一些市井民情的描写中出现偌多的纰漏。比如说关于旗人的姓名，《小额》等作品涉及极多——伊老者“姓伊，名叫伊拉罕”，而他“大儿子姓善(旗人指名为姓)名叫善金”。“伊拉罕”者显系满语命名，说明时至清末满洲旗人懂满语且习惯以满语起名字的还常见到(王冷佛《春阿氏》里的德勒额、阿洪阿是同样的佐证);而满人的家族姓氏一般是不用外人知道的，故此外人也就容易把他们名字里的头一个字，(按照汉人的习惯)当成以至于说成是他们的姓氏，于是，一个有意思的民俗现象出现了，即世间都说旗人是“指名为姓”、“称名不举姓”、“一辈一个姓”，如果是伊拉罕当家的时期，外人就称其家庭为“老伊家”，到他儿子善金当家的时候，外人则称其家庭为老善家;这么着，在蔡友梅笔下的旗人，也便有了许多特异的姓氏：姓额的、姓倭的、姓扎的、性祥的、姓明的、姓福的、姓恒的……这些“姓氏”汉族中多数都没有。再比如满人日常很讲礼貌，除了称呼对方用尊称“您”，称呼第三者也不能随意地读作“他”，而须把这个字读作nan(阴平)，就像《小额》里面反复提示的：“音‘贪’，北京称尊长之声”。[xii]又比如清末民初的京城满族因为讲礼貌，所以讲起话来尤忌“脏口儿”、“脏字儿”[xiii]，看看蔡友梅等人的小说，何曾找得着满族人开口骂人的描写?就像其作品里写到的，对一个人就算讨厌透了，也不过说他两声“德行大啦”、“真亡道”或者是“瞧这块骨头”、“简直是个反叛儿”。当然，京城满族人有个嗜好，是给别人起绰号，这些听起来并不过分难听的绰号，细捉摸，里头的意味儿可就大了。《小额》里头，“票子联”、“饿嗝冯”、“摆斜荣”、“花鞋德子”、“青皮连”、“假宗室小富”等等，都是些“不够资格”人物的绰号，把这些绰号跟他们各自在故事里头做下的事儿一联系，读者就会觉得既贴切又可憎，还透着几分可乐。

　　那位说啦：你这个小说上，“小额”长“小额”短，怎么临完啦又称起“额少峰”、“额君”来了?诸位有所不知，从前小额为恶，所以称他为“小”额;现在小额能够改恶，并且能够不念旧恶，所为称他为“额少峰”、“额君”。虽然是小说，可是一贬一褒，也隐含着一点儿书法的意思。

　　上面几句话出现在《小额》结尾，说明在旗人们的语言感觉之间，连个寻常的“小”字，也要匠心独运地派上大用场。胡适所云“旗人最会说话”，则于此又见一斑。清末民初蔡友梅那个时代，京旗作家将嘴边口语大白话的神采尽力复制到写作中间的欲望不可谓不强。而从前文言书写中的既有用字，全搬过来摹录语体文，也会碰到用字不凑手的情况。从蔡友梅、王冷佛、穆儒丐……直到老舍的早期创作，都可发现作者在尝试着选用某些平常不大用的字，来表达某些现成的口语意蕴。类似“咱们”被写成“喒们”、“那么”被写成“那们”的情形，在他们笔下都出现过。可以想见，京味儿文学开拓者们所下的功夫，有时真就得从某个读音是选取这个字儿好些还是选取那个字儿巧些的推敲起始。在蔡友梅作品里[xiv]，读者有时能读到了一些挺有创意的叹词用字：“你不知道吆!”“今天我来的不算晚呦，皆因我差使刚当完哢，香头喴!”这里的几个叹词用字现在都不常见了，但读者读到这些句子，却还可以大概体会到当年说话人的发音、语气跟神情。看得出，京味儿语言连用字之定规，都有个大浪淘沙般的沉淀过程。

　　接下来谈谈王冷佛。王冷佛，生卒年不详，本名王绮，又名王咏湘，北京内务府旗籍。清末时节在北京《公益报》做编辑，民国初期转为《爱国白话报》编辑。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创作于光绪年间的长篇纪实小说《春阿氏》(署名“冷佛”)。20世纪20年代，王冷佛去沈阳《大北新报》工作，复有《珍珠楼》等长篇小说出手。

　　《春阿氏》又名《春阿氏谋夫案》，是根据光绪年发生在北京内城镶黄旗驻防区域内一桩实有命案创编而成的小说。春阿氏年仅19岁，是旗人阿洪阿之女，嫁与本旗春英为妻，按照旗人以名代姓习惯被称为春阿氏。春阿氏是旧时代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原本已有婚约，待嫁与她青梅竹马的表弟玉吉，不料对方父母双折，家里便悍然毁约，改将她嫁给春英;婆家的人口复杂，大婆婆严苛，二婆婆刁钻，丈夫愚蛮，还有太婆婆与小叔小姑们，都须她伺候，每日不堪其苦。一晚玉吉前来不意为春英撞见乃一时性起砍倒春英。待婆家发现时玉吉逃逸，春阿氏自此一口咬定是自己失手杀了丈夫，至死决不改口。该案经官府审理，久拖不能定夺，后虽审定为永久监禁，春阿氏却病死狱中，玉吉殉情亦自缢而去。《春阿氏》是本事完结不久即告问世的长篇小说，构思不周及结构未工之处确有一些，但是，作品在面世一个世纪以来却不断有不少读者在读在议，不曾为岁月埋没，可见其价值之存在。

　　《春阿氏》本事及作品出现的时候，正是人类现代文明自西而东渐渐作用于中国的年代。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纯真情感与个性选择，这些为封建正统一向不予正视的“歪理邪说”，也开始在古国人心久已凝固的“死海”中，溅起道道涟漪。春阿氏事件恰逢其时，出现在人们的现实视野，不能不引起某些社会观察敏感者的暗自思忖。冷佛是体验到了这一点的作家，他在这部几乎被人们认作是“探案小说”的叙事中间，一再嵌入较为深入的思考。

　　瑞珊道：“告诉诸位说，我为这事用心很大。中国风俗习惯，男女之间，缚于圣贤遗训，除去夫妇之外，无论是如何至亲，男女亦不许有情爱。平居无事，则隔绝壅遏，不使相知——其实又隔绝不了。比如某家男人爱慕某家女子，或某家女子爱慕某家男子，则戚友非之，乡里以为不耻。春阿氏一案，就坏在此处了。玉吉因阿氏已嫁，心里的希望早已消灭，只盼阿氏出嫁，遇个得意的丈夫;谁想他所事非偶，所受种种苦楚，恰与玉吉心里素日心香盼祷的成个反面儿。你想玉吉心里那能忍受的住?满说玉吉为人那等朴厚，就是路见不平的人，也是难受呕!”

　　乌珍笑着摇头道：“……再者，天下的事情，若论法按律，就没有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解说。若对聂玉吉尊重人道主义，不忍按奸夫说拟，莫非春英之死就算是该死了吗?……”

　　瑞珊和乌珍，分别是书中的私人侦探和办案官吏，二人都是在弄清事实之后陷入心理煎熬的人。在那个刚刚懂些人道主义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岁月里，他们徘徊在情与理、情与法之间，是连自己也难以说服自己的。小说最终采取了叫春阿氏病死狱中的结局[xv]，也就算是作者冷佛和他作品里瑞珊、乌珍等人物，既不失社会正义却又难以兼顾人道与司法原则的惟一说得过去的收场。一部清代末年留下的小说，就此也成了记录那一历史瞬间中国现代情与理、情与法各自破土发萌状况的备忘录。《春阿氏》一如同时期京旗报人小说浸满道德主义判断的文格，但是，它却因为拥有这层情、理、法思辩的轮廓，而较之其他创作的立意高出一等。

　　有论者以为《春阿氏》小说是控诉清末社会制度黑暗的作品。其实不然。冷佛笔下是将官方主要办案人员——京旗左翼正翼尉乌珍，按照正面人物来塑造的。此人理案秉公又富有人情味儿，头脑清晰查案透辟却又不露锋芒，是该案的特殊性与他非功利的性格，使他没能在办案大显身手之后名扬朝野，他也不在乎。作者甚至用乌珍自己的话替他一辨：“可笑京城地方只知道新衙门好，旧衙门腐败;那知道事在人为，有我在提督一天，就叫这些官人实力办事。”当时持有封建改良派立场的作者，是希望通过对乌珍的刻画，达到宣传现行体制内还有贤官干吏之存在的。

　　就艺术而言，《春阿氏》的特点与蔡友梅的《小额》等很是相像。在叙写晚清京旗生活样态方面，《春阿氏》的提供与《小额》足相弥补。譬如满族以内彼此询问对方身份，对方便要像作品所写，回答“敝旗镶黄满”，或者“镶黄旗满洲”，而不会是按时下人们想象的，依照“满洲”、“镶黄旗”的顺序表述;当进一步询问：“你是哪一个牛录的?”对方再回答：“某某佐领下人”，意思就是“我是某某佐领主管牛录(即八旗基层编制)所管辖之人”。再如旗人好下茶馆的习性，小说也一再写到，甚至还有这路特别的茶馆，作家也有交代：“因为当差日久，常来北衙门送案，所以跟茶馆中人都极熟识。这处茶馆也没旁人喝茶，左右是提督当差、营翼送案的官人，其余是监犯亲友来探监的人，或是衙门里头有外看取保的案子，都在茶馆里头说官事。”就又给旗人作家爱写茶馆儿故事的书写路子再添一例。[xvi]在京腔京韵方言口语的驱遣跟拿捏上面，《春阿氏》似比《小额》等蔡作更形晓畅、圆润。

　　钰福唤连升道：“嘿，二哥，你摸头不摸头?我在北小街有家亲戚，他也是镶黄的人，八成跟阿德氏是个老姑舅亲。我上那儿去一荡，倒可以卧卧底。回头的话，咱们在澡堂子见面。”连升摇手道：“嘿，你不用瞎摸，这个文范氏的根儿底儿，都在我肚子里哪。久在街面上的话，不用细打听。”又回首叫德树堂道：“嘿，黑德子，管保这个范氏你都知道，咱们这儿子他还要乱扑呢!可惜他啊，还是这溜儿的娃娃哪。说着，哈哈大笑，又叫润喜道：”嘿，小润，咱们公泰茶馆儿了嘿。”钰福道：“嘿，二哥，你老是不容说话。竟调查范氏也是不行的。别管怎么说，这是春阿氏谋害亲夫哇。连升又笑道：“嘿，小钰子，不是二哥拍你，攒馅儿包子——你有点儿晚出屉。东城的男女混混儿，瞒不下哥哥我。这个文范氏也是个女混混儿。刚才一照面儿，我就亮他。嘿，老台，走着，走着，到公泰的时候我再细细地告诉你。”四人一面说笑，到了鼓楼东公泰茶社。

　　四个八旗左翼的年轻捕快，受命侦办春阿氏一案，跃跃欲试，并且个个都有一套大显身手的计划，虽说只是边走边聊，每人一两句极合身份的言谈，却把他们共有的兴奋以及各自的性情全写出来。这《春阿氏》通盘写的是满族故事，创作上讲究的是启用一水儿的“京片子”声口，就连小说里头不少的“俏皮话儿”(即歇后语)，都是打满族日常生活当中来的，你瞧：“平白无故的，弄得我满身箭眼(意为遭人讥讽而遍体伤痕)”;“满是二两五挑护军——假不指着的劲儿(挑选上护军可得钱粮固然是好事儿，可挑上也只是每月很可怜地拿到二两五，所以又觉得指不上)”;“缩子老米——他差着廒哪(旗兵所发粮饷，得到缩子米即次米与得到精米相差太大，所以梭子米就不能跟精米放在一个廒库里，意为彼此相差许多)”……

　　以往，人们在研讨满族文学史的时候，曾经感觉，从清季之曹雪芹、文康、石玉昆等，一跃而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的老舍、王度庐、赵大年、叶广芩……其间好像总是有几节“缺环”在那里隐藏着，尚未被史家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水。自打蔡友梅、王冷佛，以及穆儒丐[xvii]等清末民初诸家被重新陆续发掘，这个民族所固有的文学史的脉络长链，或许可以说，也就比较地完整起来了。

　　[i] 据于润琦《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统计，此间在北京创办的白话报纸有22种;另据刘大先《清末民初的北京报纸与京旗小说的格局》(《满族研究》2008年第2期)统计，其间北京创办白话报纸亦大约为22种。

　　[ii] 当时的报人小说家，第一身份是报人，第二身份才是小说作者。他们每每要在报馆繁忙的新闻采写编辑之余，挥笔急就出来连载小说每天固定字数的那部分，甚至有时他们还要同期为几家报馆续写不同内容的小说，故而作品难免会有粗糙甚至破绽之处。

　　[iii] 写“新鲜滋味”系列小说的时候，蔡友梅启用了“损公”笔名。他就此自我解嘲地说：“……咱们不给人胡添彩;血口喷人，死了要下拔舌地域的。本来吃这碗饭就没德行，再要缺德，那是罪上加罪。再说记者这门小说，别的不敢夸嘴，敢说干净俐罗，男女客观，虽然沉闷点，多少有点儿益处;除去爱损人是毛病，我既叫‘损公’吃着碗损饭，不能不损;是损的那不够资格的人，决不损好人;好人我还提倡呢。”(《忠孝全》)

　　[iv] 用《董新心》里有人批评主人公的话来说：“可惜你就是不达时务犯死凿儿。”

　　[v] 老舍在他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里面写道：“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的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自然如今搂钱的也比从前自由的多。”

　　[vi] 清末民初的报人小说，大多沿袭民间说书的艺术程式，一上来先要诵吟一篇“定场诗”，而后再讲故事正文。这种定场诗与故事正文往往带有几分思想倾向上的彼此呼应。

　　[vii] 元好问为金代遗民诗人，这首著名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词作写于元代初年，原文是：“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viii] 张菊玲在《“驱逐鞑虏”之后——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指出：“改朝换代，本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现象，每当在此种历史转折时期，也总会出现一些忠于故国、思念故土的作家、作品，史家往往予以肯定，尤其是对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遗民文学，在近百年兴起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更以为是‘爱国主义’文学，十分崇尚。整整一百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20世纪的中国从此开始了战乱频仍、灾难深重而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和变革性质的差异，也因为有着对‘异族’的复杂心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中，一反以往对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遗民文学的一贯态度，对于清末民初经历历史巨变后，专写满族悲情生活的‘遗民文学’，诸多学者几乎均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即使现如今盛谈‘重建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极少见有倡导者从少数民族文学角度加以论述的。”

　　[ix] 即小说中的父亲。

　　[x] 黄带子是指清代的宗室近支，因腰间系黄色的腰带而得名;拉胶皮是指靠在街头拉(胶皮轱辘的)洋车度日。

　　[xi] 这里引的是一个投机政客讲给董新心的话，所谓“筹安会”是当时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组织。

　　[xii] 这个字在蔡友梅时期大概还没有准确的用字，随后，这个读“贪”音表示对第三人称尊重的字，被确定为“怹”。这个对第三方表示敬意的“怹”字，是北京话当初特有的一个字，是京城“满式汉语方言”里有价值的一个字。笔者以为如果今后加以恢复到现实应用当中，也是有意义的。

　　[xiii] 再没有当下球迷们在观赛时随随便便就能喊出来的所谓“京骂”——那是令所有有家教的老北京儿听一声就会心跳半天的“脏口儿”。那种话语北京的特产，不知是何人竟把它命名为“京骂”。

　　[xiv] 在王冷佛的作品里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xv] 现实中的春阿氏如何终了，现已不得而知。

　　[xvi] 京旗老少喜“泡”茶馆儿，京旗作家也从这种生活场景出发，渐趋形成了爱写茶馆儿内容、擅写茶馆儿题材的优势。蔡友梅写小额被官厅逮走，就是他在茶馆儿里洋洋自得听曲艺的时刻。《春阿氏》的不少情节均发生在茶馆儿。到后来，老舍索性就以“茶馆”为题目，写出了反映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出旷世剧作。

　　[xvii] 关于清末民初满族小说家穆儒丐的介绍与诠释，或可参见笔者《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等文章。
 

本文原载《满语研究》 2011年02期，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