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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海扬帆——清代满族文学汉文书写之肇端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2-10-10  作者: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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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民族作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由诞生之初起始,始终需要直接面对的,便是比自身在能量上要强大、丰厚甚至威严许多倍的汉族文化。对比于中原汉族,中国自古以来的小民族可谓多矣。但是像满族这样自打一出世,便须全方位地思考和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并不多见。惟其如此,满族的文化史及文学史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所提供的罕见的标本价值,才尤其需要学界引发重视。

  从这一特别的角度放眼,我们也许能够读出,一部满族书面文学的流变史,就是满族书写者们一向以来,在文学道路上如何学习和汲取对方,与如何寻找和守望自我的历史步态。所以做出这般的理解与概括,皆因满族以及满族文学从问世伊始,就跟汉民族的距离,贴近到了耳鬓厮磨的程度。出于同样的关系,我们在研究满族文学的时候,也就有必要随时提示自己: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寻常情况下去看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眼光和方式。依据人们的习惯思维,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就该是这个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文字写下的作品。可是,凡事总会有常态与非常态的差异。任何事物,溢出于常态轨道而以这样那样的非常态面目显现,既在哲理上可以理解,现实中也不难看到。

  翻开中华史册,文化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靠弓马征讨天下,进而入主中原腹地者,原不罕见,满族在其中,仅是个最晚的到来者。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刻,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野性而粗粝的精神特征是十分彰显的。携带这样民族文化闯进关内的满洲族,全部人口仅只几十万人,无法与已有近万万之众的汉族相提并论,就他们的文化发展水准来看,亦比中原滞后许多。

  他们觉察到了蒙元留下的深刻殷鉴。不愿像蒙元那样成为短命朝代,想尽办法在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政治中心扎根。也为如何才能既获得巨大的政治权益又保全自己的民族根基,而冥思苦想寝食不安。他们意识到,以武力夺得的政权是无法仅凭武力去维持的;为了实行对中国广大地区掌控,必须向汉民族的文化看齐,获得精神统治者的地位。

  自顺治初年起,他们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举,使满族上层子弟能够及时而丰沛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学习,成为其拥有者。这是清初满洲上层掀起踊跃学习汉族文化热潮的基本动因。以顺、康、雍、乾几代清朝早期帝王为代表的执政者,出于维护政权的迫切诉求,不遗余力地向汉族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靠拢。他们懂得这种学习对于新兴的清政权而言是性命攸关的,因而学习的态度与毅力也是足堪慨叹的。

  福临(指顺治帝——引者注)是一位好学而明智的年轻君主,1651年,他开始执掌朝政时,很难看懂向他呈递的奏折。由此他深感对汉文的无知。他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因而在短短几年内已经能够用汉文读、写,评定考卷,批阅公文。他对中国小说、戏剧和禅宗佛教文学的兴趣也不断增长,大约在1659年或1660年的时候,他成段地引用1656年刊行的金人瑞评点的《西厢记》……他对小说评论家金人瑞的评语是‘才高而见僻’,足以显示他对汉文的理解力相当高深。一个日理万机的人能有如此成就是很不寻常的。[①]

  还有康熙皇帝玄烨,少年时代彻夜攻读先秦文献,即便累得咳血,也在所不惜。

  他们的攻读终于奏效,经过努力,清代主宰者登上了“无限风光”的儒学传统思想顶峰,完成了自我文化形象的调整与重塑。中原封建旧族中的绝大多数,也开始心悦诚服地为他们原本并不喜欢的这个异民族政权效力。

  满洲主宰们政治上的踌躇满志,掩盖着的,是他们在文化上的岌岌然如履薄冰。古今中外任何民族都不愿意主动轻易地舍弃自身传之久远的传统。当顺、康、雍、乾等满洲领袖人物向汉族文化思想的高峰攀登的时刻,他们的心理肯定是极矛盾的。一方面,如若不把汉人传统的文化尤其是治国思想的精髓学到手,既得的政治利益可能付之东流;他们又不希望满洲同胞也都效法其后,与他们一样去学习和汲取别民族文化,那么做,显然会危及到自我民族文化的存在、承袭和延伸。鉴于这般矛盾的思虑,清朝历代全力进取汉文化的君主们,从始至终三令五申,强调对于本民族传统的固守,强调长期持有“国语骑射”等满族习尚,对本民族继续存在的根本意义。然而,跨进中原不再回头的历史性抉择本身,就意味着坠入汉族文化汪洋大海的开端。博大精深、美仑美奂的汉族文明,对这个经济文化欠发达民族的成员们来说,不啻是一种“挡也挡不住的诱惑”。

  有清一代,“国语骑射”等等满民族的非物质和物质的文化,显见着一层层地脱落。时至清末,入关前的满族文化在汉族文化的步步诱导下,业已出现了大幅度的转型。

  幸好,满人并未一任汉族文化洪涛的彻底“灭顶”,较高的智商和举世公认的创造性帮了一些忙,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向强大的汉族文化表达了自己的别样选择,他们的某些独特的价值取舍没有被历史所湮灭,在日后中华文化的构建中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满洲人学习汉文化并不是从文学入手的。儒家学说、治国韬略、恩威并施统治社会的精神话语,才是统治者“急用先学”的东西。可是,文学在汉族文化庞大的混合形态当中,毕竟是最叫人痴迷生瘾的一部分,就像顺治皇帝在攻读汉文及其典籍之余,汉文的文学修养也同步被抬升起来一样,最先跨入汉文写作领域的满洲人,多不是一上手就想要成个什么文学家。

 

  鄂貌图(1614-1661)在满族文学史册上,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他出身于满洲叶赫部内章佳氏家族,是皇太极时期满洲科目解元,累官至中和殿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此人文武全才,善于骑射,也酷爱读书,在满文创制之初就能精通满文,同时也好中原儒术,能够兼通满、汉文义。他是满族最早的文学翻译家之一,在清朝进关之初所刊刻的满文译作当中,就有他译自汉文的文学典籍《诗经》。而他的诗集《北海集》,更被认定是满人最早用汉文创作的作品集。

  清初中原诗界领袖王士祯,关注到异族诗人鄂貌图的出现,曾给予很高的尊重与评价,推崇为“满洲文学之开,实自公始”。当然,客观地说,王士祯的这一评价是有点儿偏差的。因为所谓满洲文学,就应当是该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母语书面文学和汉文书面文学这样几个类型创作的总和,那么,前两种类型作品的发端,既然确实早于他们的汉文书面文学,再认定“满洲文学之开”,是从鄂貌图这里起始,就不准确了。这只是作为中原文化人不可避免的视角闪失,折射出来的是历史上身处不同民族文化站位者的感官误差。

  鄂貌图尽管不是满洲民族文学史上的第一人,却毫无争议地,是满族历史上的第一位汉文的书面文学作者。对汉文诗人鄂貌图出现的意义,不可低估,除去理当看到他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而外,尤其应从满族文学日后的长驱发展,来理解他在文学史上的预示性质。

  有清一代,国内文人的汉文诗集大约总计7000种。而近年来的发掘研究证实,其中仅只满族诗人们创作的汉文作品集,就有600种以上。[②]这个在清代的汉文诗坛上几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创作量,足可证实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满族文人汉文写作队伍之大与作品之多。假使我们再认识一下满族杰出作家由清代至现代用汉文创作的文学达到了何等出类拔萃的境界,便会更加明了,清初汉文诗人鄂貌图的出现,在满族文学史册乃至于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册上,有着什么样的提示作用。

  像清初许多满族士人一样,鄂貌图一生也是在昂扬、紧张、充实的社会气氛下度过的。身为赞襄军政的要臣,他跟随八旗劲旅南征北战,屡建功勋,地位突出。《清诗纪事初编》载:鄂貌图曾“随豫亲王定陕洛,下江南、两浙。多罗贝勒征闽,单骑说郑芝龙降之。郑亲王征川湖,安亲王征喀尔喀,郑世子征闽降黄梧,多罗信郡王取云贵,凡清初用兵,靡役不从,隐然为监军焉”[③]。

  翻开鄂貌图的诗作《北海集》,难以想象,它竟然是出自这位半生奔波于戎马生涯的满人笔端;在鄂貌图之前,满洲所有的文臣武将,全都没有尝试过触摸汉文文学的写作。

  《北海集》里面的作品,均为典型的汉文格律诗,这些诗,基本上都是作者身负军政要务走行南北各地时候的触景咏怀之作。

  树色苍苍滇海秋,归心每望凤凰楼。二毛镜里惊衰鬓,万里天边看敝裘。片片火萤摇客眼,轻轻沙燕过南州。飘蓬风露疲鞍马,回首盘江东北流。

  ——《秋思》

  天涯自昔感分襟,楚水吴山滞好音。江上频年征客泪,樽中几度故人心。楼头好月凭谁对,囊中新诗只自吟。幸有塞鸿从北至,殷勤慰我别愁深。

  ——《寄友》

  他的诗,工稳流畅,颇得中原传统诗歌流脉技法之要义。按说,阿尔泰语系民族的语言习惯,与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原本大相径庭,二者从语音到句法,再到韵文体创作的词汇结构方式,格格不入。对于乍学汉语文的外民族成员来讲,学写汉语格律诗,比登天还难,它的韵脚、平仄、对仗规则不一而足,把寻常的汉族平民都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像鄂貌图这样刚从纯粹异民族语言环境里来的人,在短时间便把汉文格律诗写得有模有样,总有点儿像是个文化上的“奇迹”。

  要打造这种“奇迹”,势必得从一招一式的模仿开始。鄂貌图的格律诗虽然写得不坏,却依稀可辨,留下了较多的临摹痕迹。

  何处通京国,回帆下岳州。日应从楚出,水合向吴流。城郭兼天净,鱼龙动地浮。因思少陵句,渺渺使人愁。

  ——《泊岳州》

  来登百尺楼,举目见梁州。山峻环滇海,云低压瘴流。一生长作客,万里共悲秋。不有杯中酒,难解六诏愁。

  ——《九日滇府南楼》

  唐代杜甫曾吟有名诗《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鄂貌图以上两诗,一写于湘,一作于滇,都是临摹杜诗的“红模子”,不单沿用《登岳阳楼》原韵,连抒发的情怀也亦步亦趋,只是鄂作二诗在平仄的调节安排上用了“五律”体不同样式,这很像是初入门在艺术探索上的一种实习。杜甫的《登岳阳楼》,堪称千古名篇,与杜甫原诗相比,鄂貌图这两首诗,不论意绪或者怀抱,都是远处下风的。这也颇为自然,方才入门的学生,与高山仰止的大师,是不好相比的。

  把鄂貌图称作“学生”,是对初涉汉文写作领域的整个满洲民族的喻指。发蒙阶段的学生,顶好的成绩就是要模仿得像先生。鄂貌图的临摹“红模子”,首先要学会汉族传统诗歌的写法,包括汉语音韵、格律、对仗、起承转合……也还要学习汉文诗歌创作的思维规范与思想表达。千百年间汉文诗作已形成情感意境的书写路数,就拿行旅者的抒怀诗来说,常见的,就是要尽力描摹出亲友间的离愁别绪与一己的孤单落寞。鄂貌图半生羁身军旅,写起抒怀诗,也在心理上落入了窠臼。清初的满洲将士们,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精神所激励,其情感的主旋律均体现为高度的激昂亢奋,他们也有离别亲友的伤心,却从未把这种离愁别绪作为精神生活的主要成份。读者却在鄂貌图诗集中读到了相当多的离别和思念。带有艺术气质的人格总会比他人更加易感;不过,鄂貌图作品中间的离愁别绪,恐怕是有其刻意仿制汉文诗作思想内容之嫌疑。鄂氏自年轻出仕,文经武纬从未辞劳,连历史上有名的“说郑芝龙降”事件,都是他“单骑”深入敌营完成的,可见其精神面貌一斑;他48岁英年病逝军中,引得“上震悼,遣官谕祭”[④],证明文武全才竭力报国的他在当时满洲人中的重要位置与典范形象。假如真像他的诗集所反映的,此公俨然是个时常缠绵于思亲望友情绪的诗人,倒是无法想象的了。由此看到,少数民族诗人刚刚学习汉族文化时的被动姿态,他们一时难以树立从思想到艺术的独到风格,在临摹汉文作品形式的当口儿,把对方的传统思维意蕴也未加选择地学了去。整出整入的学习倾向是有弊病的,但发生在“满洲文学之开”的时刻,便又无可厚非。也许是鄂貌图的诗歌较多地体现了对中原文学传统价值的“无条件”遵奉,当时的汉族诗坛才那么“无条件”地赞赏和接受了他:施闰章的《〈北海集〉序》认为,“公喜经术,手不释卷。诗斐然温厚,一泽于正雅。”把个初登汉文诗坛的满洲鄂貌图,从思想到艺术,完全视为“自己人”。温柔敦厚,既是汉族一向标定的诗学传统,中原的诗歌批评家们,也肯定是在希望与想象着,从鄂貌图开始的满洲诗人,都将在这条“正道”上行进。

  跨民族的文学影响是多样的。鄂貌图学写汉诗,在艺术技法上迅速达到了几近乱真,这是刻苦努力取得的成绩;但是,在精神类型和艺术风格上,做学生的倘若走不出“范本民族”的原有格式,便不能算作是本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成功。

  可喜的是,鄂貌图并不是很缺文化悟性的满洲人,从他的少量作品里,还是发现了他的异民族气质。一首《黄河》诗写道:

  极目黄河日影开,高风拍岸急流催。谁将万折长驱水,渡马东南作赋来?

  立足黄河岸畔,放眼满洲人前所未见的内地壮丽山川,他襟怀激荡,豪情四溢,用纵横张扬的笔触,勾勒出“万折长驱”的大河气象,比拟新兴民族与新兴时代的崛起。这样的诗是远非诗人其他循规蹈矩的作品所能并论的。此外像《过石屏州》[⑤]等创作,也透露了身处清初八旗行伍的诗人,在军事、政治节节胜利时候由衷的喜悦之情。它与汉族士大夫阶层一些人“哀国哀己”的时作,区别是那么明显。

  民族精神因子和民族情感因子在文学创作中具体而微妙的展现,跟特定历史场面下不同民族身份写作者其不同心理反馈,常常是贴近或者一致的。检读此民族与彼民族的文学特质,是要注意到这一点的。

  鄂貌图在满族的汉文书写史上,并不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作家。今天,身为后人的我们已经知道,该民族的文学夜空,已有诸多耀眼星座连缀起来的灿灿河汉在。不过,17世纪的上半期,鄂貌图凭借着自己的优异禀赋,捷足先登于汉文文坛,却分明是对随后乃至后世的本民族文学和文化发展,有其筚路蓝缕、垂范引路的先锋意义。

  满族的书面文学满打满算,也只有大约四个世纪的历史。可是,富有内在张力的流变,却每每振荡与充斥其间。满人用汉文写作,从民族文学的常规说来,似乎不如他们选用母语创作更有价值,甚至容易被人看作这只是少数民族在被动无奈场景之下,对大民族文化的一种随波附丽。此种看法有无道理,或许有待其持有者在全面了解满族文学总貌之后再来商议。

  清代从始到终,满族艰辛地维持了自己在文坛上双语创作的态势,所谓艰辛,是指的其双语创作中间母语创作一翼。他们日见蓬勃的汉文书写,比愈益萎缩的母语书写,要醒目得多。不管是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上讲,满族一旦开启运用汉文写作书面文学这只“魔瓶”,便势所必然地要走上文化与文学大幅度转轨的方向,这一方向所昭示的,恰是一条漫长修远的“不归”之程。倘若单从汉族旧有的文化观念出发,便会轻易地把满人的汉文创作统统扫进“汉化”的箩筐,以为它那特别的民族文化价值到此已告了结;而倘若单凭满族的文化站位去思想问题,率先跨进汉文写作这道门槛的鄂貌图,则因其舍母语写作而改操他民族文字写作,便非但不是“功臣”,反倒像是一个“罪人”。

  历史现象的价值判定,并不那么直截了当。当代学人业已超越了历代先人的偏狭文化思维,用更加科学的民族文化观来指导文学考察。是耶非耶鄂貌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历史上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大文化背景下,重新找寻答案。

  在满族文学的历史演进中,鄂貌图是个醒目的转捩点。重视到鄂貌图个人的坐标性质,却不是说离开了他,满族文学整体发展就会是另一番气候。满族既然横下一条心倾巢进了关,就必得学会在中原文化汪洋大海当中振臂遨游,转而运用汉文写作,不过是迟迟早早的事。只比鄂貌图稍晚了不多时日,满族当中以汉文书写作品的第一个创作梯队,便及时跟进上来。

  其中需要着重注意的是高塞。高塞(1637-1670),是清开国时期的宗室[⑥]显贵,皇太极第六子,顺治皇帝的庶兄。此人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特例。打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多尔衮拥戴幼主福临进北京建清皇朝一统江山,满洲民族尤其是爱新觉罗们,绝大多数人都极度兴奋地成长在英雄主义的炽烈氛围。孔武尚勋、建功立业的迫切诉求,是他们的人生全部。而惟有高塞,是个不为时势所动且置身局外的人。他常年索居于辽东医巫闾山间,过着喜禅慕道、诗书琴曲的闲在日子。高塞当时应精通满语满文,但没有留下母语作品,汉文创作却有《恭寿堂诗集》。

 

  高塞的汉文诗,题材面比较窄,基本上是反映个人于山中闲居的现实见闻及精神生活,其中也有不少兴致盎然游冶名山秀水的作品。

  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兴到一尊酒,沈酣据玉琴。

  ——《秋怀》

 

  平生爱丘壑,历胜恣登眺。医闾夙所期,兹焉惬怀抱。鸟道薄层云,盘纡陵树杪。系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颜发皎皎。问渠何来时,云在此山老。修岭逸惊麏,斜阳急归鸟。古洞驾长虹,细泉屡回绕。亭亭阶下松,百尺参青昊。托根护斯地,籽落无人扫。逶迤度几峰,下瞰群山小。旷然豁心目,顿觉离纷扰。再上白云关,万象咸可了。石门破苍蔼,返景堕空杳。烟霞情所钟,登陟险亦好。大海面岩岫,波光动林表。自古递相传,其中有蓬岛。安期与羡门,往事终绵邈。滉漾失端倪,气色变昏晓。岂识天地心,物理费探讨。冷然此游豫,何用心悄悄。

  ——《登医巫闾山观音阁》

  高塞远离凡尘纷扰,全身心融入山水云林,先前可能会有造成这一个人行为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品来看,主要还是缘于他的个性。亲近大自然,向往着自身生命如“百尺参青昊”般的松柏托根于山川大地,是跟满洲民族自然崇拜观念相通相系着的。不论有什么原因教他与军事政治狂潮彼此隔膜,高塞毕竟不再属于尘世。在《立秋》诗题下面,他吟道:“萧萧夜雨暑初收,清浅银河淡欲流。怀抱不堪闻落叶,相思何处是南楼?边尘朔气催征雁,塞草西风劲紫骝。回首云山忘岁月,一声蝉噪已清秋。”这是能读到的他惟一波及战争的诗,诗人一意坚持的,仍然是“回首云山忘岁月”的心绪指向。

  王士祯对高塞的看法是:“性淡泊,如枯禅老衲。好读书,善弹琴,精曲理。常见仿云林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径,虽士大夫无以逾也。”足见其心灵倚傍及艺术修养之端倪。

  他很有一些高僧宿道的知交,与他们赠答唱和,其中有的人出家前后有所谓政事涉嫌,他也并不在乎。他不想作政治人物,心里就不会存有相应的芥蒂。朋友韩宗騋,本是前明礼部尚书的儿子,削发为僧后,法名剩人,因有反清倾向被流放关外,高塞和剩人和尚结成诗友,后者圆寂,高塞还写诗悼念他:“一叶流东土,花飞辽左山。同尘多自得,玩世去人间。古塔烟霞在,禅关水月闲。空悲留偈处,今日共跻攀。”(《悼剩和尚》)

  对照鄂貌图等汉文诗歌的首批写手,高塞的诗从内容到风格,更显恬淡洁净。他是最早写汉文作品的满人之一,是颇得唐代“诗佛”王维余韵的少数民族诗客。没有“皇兄”的身份,高塞不可能那么早便得到良好的中原文化习养;没有跳出“圈儿”外的人生抉择,他的诗作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走出一条满人诗歌创作的特定轨迹。

  鄂貌图的创作调式,与高塞有区别。如果把鄂貌图的创作,认作是满人写汉诗源头的一道主流,那么高塞创作,则可说是它的一道支流。主流、支流的会通,恰是满族书面文学刚启用汉文书写时分的本来图景。

  既然把鄂貌图那端比作主流,就让我们再来看看主流发端过程的另外几位作者情况。图尔宸、禅岱、顾八代、费扬古,都是顺治朝略晚于鄂貌图和高塞开始写汉文诗歌的满人。顺康时期,图尔宸作过工部侍郎,禅岱当过吏部侍郎,顾八代是个立有军功的礼部尚书,费扬古则是在大败噶尔丹战争中勋绩卓著的抚远大将军。下面各选他们的一首诗作:

  野色初开宿雾清,晚清天气嫩凉生。半陂新水鹭鸶立,一架落红鶗鴂鸣。霁后烟痕连树碧,雨后虹影接霞明。蒋生三径无人到,怊怅行吟句未成。

  ——图尔宸:《晚步》

  衡阳南头少塞鸿,故园只有梦魂通。三秋旧病千山里,一路新诗百感中。瘦马总肥云梦草,破帆还受洞庭风。归家可耐亲朋老,白发文章未送穷。

  ——禅岱:《大军次衡阳西山,是夕余先之武昌》

  弱冠读经史,胡为事远征。挥戈追定国,从帅靖滇城。崇荫非投笔,髫年未请缨。妖氛围上将,参赞委书生。一自单车去,相将万里行。机宜因合算,攻伐偶然成。以此堪归隐,谁知更作卿。余年叨禄养,报国寸衷萦。

  ——顾八代:《述旧》

  秋日出都门,言寻西山道。试登最高峰,放眼观浩浩。天风飘塞鸿,荒原衰白草。日暮起层阴,落叶随风扫。烟云荡长空,野水枯行潦。蓟邱古战场,杀气飞霜早。草昧窃英雄,妄意窥大宝。千秋几斗争,士卒涂肝脑。白骨幽黄沙,扑面伤怀抱。依杖独徘徊,漫忆渭滨老。百世树奇功,长往终难保。何似赤松游,飘然归绝峤。

  ——费扬古:《杂诗(四首选一)》

  以上四人都与鄂貌图近似,是明清之际“积极入世型”的满族官吏将领。几位写的诗,功力虽有参差,欲以中原传统诗歌形式来表述的思想,却跟鄂貌图近似。作为置身军旅的满人,他们无不豪气充满胸臆,以功名事业为人生鹄的;可是作为汉文诗歌的作者,又跟鄂貌图一样,总得顾及中原的文体及文化传统的约制,得让作品带有些个“中和”色彩。即便分明是奋不顾身的征人战将,却还是要在创作上添加几笔“愁”呀“归”呀的文辞,似乎不这么着,就不像是在写汉文诗歌,也得不到中原诗坛的认可。他们作为汉族“先生”的首批满族艺徒,希望自己写作“中规中矩”,获得“先生”们的满意和夸奖,是情理之事。殊不知,这在无形中却又束缚了这批异民族作者真性情的崭露。

 

  从鄂貌图到高塞,再到图尔宸、禅岱、顾八代、费扬古……清朝开国不久,满族就及时地从一个母语写作民族,转变为在文坛上两面出击的双语写作民族。而且,一旦汉文写作这扇门被訇然推开,满族人的汉文写作就仿佛领受了八面来风的激励,迅速超过了母语写作的规模和趋势。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不知出现过多少过往民族,他们之间更不知上演过多少文化之间交互折冲、彼此融通的故事。任何民族的文化,其显项标志,要数该民族由其源头带来的特有语言。而凡是出现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语言又总是首当其冲,是最先要做出反应与变化的部分。在两个文化势能不相匹配的民族当中,近距离交流的结果,总是体现在文化弱势民族的语言被迫向文化强势民族的语言靠拢。注定出现语言变异的这一方,由浅入深,由局部而全面,会出现所操语言由此及彼的演化。接触、学会直到熟用对方民族语言,以至于最后完全搁置和舍弃本民族的原有语言,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在民族语言之舟从此岸向彼岸摆渡的渐变过程,产生语言变异的民族,或长或短的,都会出现一个“双语”过程。

  双语创作在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经历当中,是个值得珍视值得夸耀的阶段。用两种不同语言思索、用两种不同文字书写的文化人,想问题、看世界以及反映与描绘客观事物,都比单操一种语言的人们要得天独厚得多。所操这两种语言文字其各自归属的民族在文化上面的相互差异越大,“双语”人的思维空间也就越宽阔,思考问题也就越是富有内在张力;而落实到文学创作上面,“双语”作者想象场域和表现场域,毋庸置疑,也会比仅只掌握一种语言文字的作者,更具优势及超越性。

  梳理现存的清代满族作家资料,我们尚难找到较多作家同时兼用满、汉双语写作不同作品的例证。不过,仅从迟至清代中晚期仍有不少满人精通满语满文现象来推断,也可得知,入关后一个很长时期,满族都是“双语”民族。尽管满族作家大多数笔底展示的是汉语汉文作品,生活中的他们却并没有完全乖离和遗弃母语。这里有个证据,来自于晚清著名作家文康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该书的第四十回,有安老爷与儿子的一番对话,这样写道:

  ……安老爷此时见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闭着眼睛的神气了,便先问了问他这番调动的详细。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合他说道:“额扐基孙霍窝扐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恶斋斋得恶图业木布栖鄂珠窝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的答应了一声“依是奴。”[⑦]

  安公子回父亲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而安老爷说的那句话,同样是讲的满洲话,作者此处是照顾文字书写的方便,用了汉字记音,恢复成满语表达,便是:“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 gurun guwai jaka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u”,其意为“此话关系重大,千万不可以泄露给外人”。其后公子说的“依是奴”,也还是由满语演变来的,意思为“是”。这说明,清代晚期的满族作家即便如文康这样在汉文书写方面达到极高造诣者,操起母语来,依旧是探囊取物得心应手。

  有清一代在满族文苑,这样一个“双语”民族的这样一批“双语”作家,在艺术上、文化上和感触客观事物上,都享有着潜在的、为世人不易发觉的优势。假如要讨论满族书面文学缘何能在清代迅猛崛起异军凸现,笔者以为,这当然应当算是一个起码的原因。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人口寡少的民族身处汪洋般的大民族间,又是绝难将自己的“双语”状态“进行到底”的。哪怕是身踞显要社会位置的清代满族,亦不例外。至清代末年,八旗子弟们的母语能力眼见着普遍下降,连能得到优等传统教育的皇室成员——像帝、后等人——在政治场合与日常生活中,也不大运用满语了。满族作为“双语”民族的历史已依稀看到了尽头。而随后,一场辛亥鼎革,又人为地加速了这一“双语”民族全盘告别母语时限的来临。[⑧]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数也数不清的不同民族,一开始就用他民族语言而没有自我母语的,少而又少。母语,不单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标志,也是维系一个民族完整文化传统的最有力的纽带。民族原初文化的核心密码,以及其最为宝贵温馨的族裔记忆,都贮存于民族的母语深处。当历史老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去无情褫夺一个民族所葆有和运用母语的天然权利的时候,免不了会激起这个民族发自内心的剧烈反拨。然而历史的决断是铁的决断,容不下温情与留恋。古往今来,丢失母语的民族不知凡几。而这众多丢失母语的民族无可奈何的下一步,往往就是要面临着丢失自我。所以,当然可以说,没有哪个民族是在欢天喜地的情绪下主动放弃母语的。[⑨]

  母语的丧失,对任何有着特定历史传统的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永久的、根本的、伤筋动骨和不可治愈的痛。假如我们还能够本着一种更为科学的态度,不把这一丕变,直截了当地误认为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面的“灭顶之灾”的话。

  由清代到当代,满族书面文学的道路跌宕起伏,时而是充盈自豪地推进,时而又要曲折前行、变通发展。具体到语言应用的层面上来观察,该民族的作家们先是享有和凭藉着“双语”的文化优势,使本民族的创作态势赢得了高拔的起步与健美的展开;而日后,该民族的作家们则要在丧失母语的条件下,悉心地维护、发扬“双语”时期所开拓的优良传统,在民族的“后母语时代”,继续营造出不容世间小视的新价值。

  当然,鄂貌图、高塞以及图尔宸、禅岱等等最早闯进汉文创作领域的作家,是没法儿估算到身后二三百年本民族文学发展轨迹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①] [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翻译,第57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这一数字是根据《八旗艺文编目》等记录统算得来的。另,《熙朝雅颂集》收入清初至清中期旗族诗人诗作近万首,作者凡550人;《八旗文经》亦收入旗族文人文章650篇,作者也有550人。

  [③] 转引自《熙朝雅颂集》,[清]铁保辑,赵志辉等点校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徐元文:《特授光禄大夫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加一级鄂公传》。见鄂貌图《北海集》附录。

  [⑤] 其诗如下:“旌节过南诏,云烟满眼开。林中看雨过,波上觉春来。令肃雄风远,山青瑞霭廻。军声先到处,早靖碧云台。”

  [⑥] 宗室,即皇族。清代制度规定,只有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的直系子孙,始得称为“宗室”。

  [⑦] 文康:《儿女英雄传》,第836页,西湖书社1981年版。

  [⑧] 民国期间,满族和满语都不见容于世间,本来尚能说写满语满文的一些满族人,也为了生计等基本的生存考虑,在许多场合远离母语,生怕外界认出自己的这一民族特征。满语在内地都市满人们当中最终的消亡,应当说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满语小范围的日常运用,只在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的少量村屯,还顽强地存在着。而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21世纪之初的当下,这些村屯里面的满语愈发地岌岌可危,却仍未最终成为绝响。

  [⑨] 也许会有人专门检出中国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明令禁止本民族即鲜卑人讲说母语的例子来加以反诘。其实这在历史上,只是一个不具普遍意义的孤例。人们可以看到,孝文帝确曾一意孤行地利用权力推行“汉化”,也应当注意到,当时的鲜卑人中间实有许多的抵制派存在。对众多的抵制派,今天假如还像以往那样简单地称其为民族“守旧势力”,也许是不很确当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现象,仅凭“进步”还是“守旧”的标准,是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民族文化上的问题尤其如此。

 

本文原载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4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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