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苑历来尤以诗词散文为正统文体之标榜，小说作为文学体裁则饱受轻视，直到明清仍被归为“不登大雅”的“稗类”者流。然而，放眼今日世界，小说写作却成了所有民族在文学创作中饱受重视的核心项目。如若从学界比较晚近的观念出发来考察民族文学，是否具有小说作品特别是小说力作杰作的生产能力，还是检验与鉴定一个文明民族(或族群)其文学总体能力高下的重要刻度。

　　乾隆年间，由京城满族作家笔下，相继推出了三部重要的小说作品(集)。它们是被称作满族文言小说“双璧”[①]的《夜谭随录》与《萤窗异草》，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翼盖一代影响恒远的长篇白话小说《红楼梦》。

　　《夜谭随录》的作者和邦额，与《萤窗异草》的作者庆兰，彼此同庚，都出生于乾隆元年(丙辰年，公元1736)。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则出生在雍正二年(甲辰年，公元1724)，刚好较和邦额、庆兰二人年长一轮。巧得是，按照中原的夏历纪年方式，三人之生肖属相，均为“大龙”。这腾飞于乾隆时期满族文坛上空的三条龙，虽威力有别，作为各异，却同时间翻滚作势，耕云播雨，不但教满族文学改天换地获益良多，也充分地惠及于中国文学宝库。

　　早在康熙年间，旗籍作家佟世思就写出过满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文言小说集《耳书》。那书的成就虽不算太高，可是，如果把一个民族在不同时间段上的文学动作，看成是一个有机而连贯的历程，那么，佟世思的举动，便具有了他应有的荣耀——他代表着满人和他们的族别文学，早在17世纪80年代，就试探性地踏勘过小说创作的甘苦与壸奥。只不过在佟世思的年代，满人要想写好小说，文学笔力跟艺术修养还明显见出底气欠缺准备不足。

　　而到了乾隆年间，雪芹、和邦额和庆兰所能领受的民族文化积累与民族文学氛围，都大大优化于佟世思在世之际。满族作家不仅个人的文学视野空前开阔，写作能力亦臻于成熟，此时，京师满族作家群体划时代地形成与出现，也构造了一股众手托举的合力，将本民族的小说作家们，送去艺术的云端，施放作为。

　　雪芹、和邦额和庆兰，这三位乾隆年间的满族小说家，由以下角度观察又是耐人寻味的：和邦额与庆兰是为女真人之直系苗裔，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言小说的创作形式;而雪芹的祖上原本来于中土血胤，他的家学渊源也明显带着些汉文化的传承特征，反倒是他选择了去写白话小说。——从一般逻辑看，三人当中，似乎是该写白话的写了文言，该写文言的却选择了白话。

　　入关以后的满族中上阶层，历经三四代人的顽强努力，在学习与掌控中原诸种文化技能上，迅速表现出就总体来说已是差强人意的水准。文言写作属于这种学习与掌控当中极吃功夫的那一环。但是，即便艰难也总想试他一试，满洲人的这点儿酷好尝试的性情叫他们的作家在征服汉文写作各个领域的时候，常常具有常人难有的探索与投入。可以猜测，满人开始学汉语用汉文，一定是从日常口语以及白话文这一路经入门的，要学好用精地道的汉语文言写作，无异于要令本来生长在平原的人去一口气翻越几架高耸入云的山岭那么难。和邦额与庆兰，都是这个起先文化较比滞后的满民族，历史性地派往汉文文言小说创作区域去探险的尖兵，《夜谭随录》与《萤窗异草》，也可以被看作是他们通过一次文化“大考”的两份答卷。满人能在刚刚走向双语环境还不太久的时刻，并驾齐驱一举登临这样两座文言写作的峰峦，足可见得他们当时进取中原文化各个高度的胸中豪情。

　　雪芹的情形则又有不同。他是满族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超人的多重文化习养与绝代的艺术感悟能力，使他得以在创作道路上较身边的满人们更多地看出那么几步棋。穿越满汉文化交汇折冲的纷繁景象，此公慧眼只具，洞若观火，发现了不同文化积极互动之最新结晶——京旗汉语白话那无可比拟的的叙事魅力。因而，他胆识兼备地择定，就使用这种刚刚“出炉”然而却是极有艺术前景的语言材料，来搭建自己心中的艺术圣殿。

 

 

　　实际上，《夜谭随录》、《萤窗异草》，与《红楼梦》之间，已构成一重满族文学内部在小说写作范畴的博弈。即单从语言方式上来寻味，《夜谭随录》、《萤窗异草》的文言书写模式，亦不能不远逊于《红楼梦》的白话叙事路线，从满人的文化本位上来讲，不管是读者也罢作家也罢，都天然地不会很喜欢去亲近中原夫子们笔头那种习见的文言表述方式。更何况雪芹所运用的京旗汉语白话，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汉语白话，它正在凝聚起数倍于一般汉语白话的艺术当量。

　　无论是和邦额与庆兰运用文言书写的这一方，还是雪芹选择了京旗汉语白话的那一方，都再也不会知晓他们双方语言博弈上的结果。然而，他们身后活泼泼推进着的满族文学流变史，却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该民族后起文学家们或本能或理智的取与舍。《夜谭随录》和《萤窗异草》的文言书写模式，在满族小说创作的长河里昙花一现便归于绝响，而《红楼梦》的京旗汉语白话叙事，却衍成了日后满族小说写作的洋洋大观与重大特性。

　　当然，用文言书写的小说集《夜谭随录》和《萤窗异草》，也自有其文学史上的存在意义。撇开这两部作品各项价值不谈，起码来讲，它们联袂竖立在某一具体的历史时空，既体现了满族文学的创造者们切实有过此项艺术探索，也证明了满族文学驾驭汉语文言叙事所达到过的文化“摸高”程度。

　　康熙到雍正时期，满族文学写作的浪潮迅猛上涌，及至乾隆朝，该民族的书面文学，已在疾速通过了蹒跚学步与风格草创阶段后，迎来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鼎盛期。这一时期，满族作家辈出，作品繁多，格调鲜明，在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题材上，都推出了一些艺术珍品。

　　乾隆年间展示满族文学成就的平台仍然在京师。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京城里满洲出身的文学作者们，聚拢人脉，形成群体。他们在研修及掌握中原文化方面羽翼渐趋丰满[②]，对于汉族名士们不再需要先前那种满怀谦恭地依赖，与他们近距离的交游也不再频繁。他们构建起来基本可以在本民族内部彼此交流唱和的文化“沙龙”，也有了比较过往相互间更为契合的艺术趣味和创作倾向。在检验各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系数的时候，判断一民族在文学领域是否步入了整体成熟，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要观察其本民族的作家群体出现与否。乾隆年间在北京，具有相当规模的满族作家创作群体终于问世，满族书面文学前所未有的高潮亦同步呈现。

　　这一时期满族作家群的成员，大都出身于贵族或者官宦世家，其成员们多因为自己的社会位置而享有很好的受教育条件，从而获得较本民族一般人来说要深厚得多的文学素养;同时，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还有过由盛及衰、由尊转卑的家族动荡经历，对所处社会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相仿佛的人生体味和相投合的艺术偏好，把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交织和联络起来，使他们得以从事相互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彼此有所呼应有所支撑的文学活动。

　　在这个满族作家群中陆续显现的身影有不少，其中既有永忠、永㥣、书諴、敦敏、敦诚、墨香、弘晓、弘旿、永恩、永璥等宗室子弟，也包括了曹雪芹、脂砚斋、畸笏叟、庆兰、明义、和邦额、恭泰、阿林保、恩茂先、成桂、幻翁、兆勋等非宗室人士。

　　尽管满民族历史上存有厚重的民间“说部”文学积淀，但要将民族传统的叙事艺术之梦兑现到汉文书面文学的小说创作当中，却需要展示出一些过人的胆识和脱俗的举动。

　　乾隆朝由满族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主要是《红楼梦》、《夜谭随录》和《萤窗异草》三部。而谈到这些作品在历史上出现，则远非“三部”这一数字所能涵盖。在当时，京师满族作家群通力推出这三部小说创作的相关活动，有许多是值得记录的。他们当时向小说领域发动冲击，事实上是通力而为的、集团式的文化行为。

　　当时的满族作家群中，已出现小说理论家，即当过一段时间怡僖亲王的爱新觉罗弘晓[③]。他酷爱阅读小说，以至于曾经组织手下人誊写《红楼梦》书稿，还亲自评点了当时流行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平山冷燕》。在为《平山冷燕》撰写的“序”中，他阐释了自己的文艺观念：

　　尝思天下至理名言，本不外乎日用寻常之事。是以《毛诗》为大圣人所删定，而其中大半皆田夫野老妇人女子之什，初未尝以雕绘见长也。迨至晋，以清读作俑，其后乃多艳曲纤词娱人耳目;浸至唐宋，而小说兴;迨元，又以传奇争胜，去古渐远矣。然以耳目近习之事，寓劝善惩诫之心，安见小说、传奇之不犹愈于艳曲纤词乎!

　　夫文人游戏之笔，最宜雅俗共赏。阳春白雪虽称高调，要之举国无随而和之者，求其拭目而观，与倾耳而听又焉可得哉?

　　从弘晓的这些阐释里，可以读到带有满族传统理念的艺术观。对一味追求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满族文艺受众向来有本能的避让;他们喜好的是田夫野老妇人女子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像小说、传奇那样，讲述一些耳目近习的身边故事，包含些劝善惩诫的人生道理，作品虽似平凡游戏之笔，却能收到雅俗共赏目的最大化的效果。这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向追求高雅深奥、标榜“文以载道”的叫人近乎窒息的文艺氛围里，称得上是吹进来的绿野清风。

　　围绕着和邦额的小说创作活动，人们注意到，除了著名的宗室文人永忠有其对《夜谭随录》的推重击赏而外，同时的京师满族文化人恭泰(字兰岩)、阿林保(字雨窗)、恩茂先、福霁堂等，也纷纷伸出援手。

　　在永忠作品集《延芬室集残稿》里，有他对和邦额斯人斯文大为嘉许的诗篇，也有和邦额所留对永忠作品的一些批注文字。先来看永忠的一首诗：“暂假吟编向夕开，几番抚几詑奇哉。日昏何惜双添烛，心醉非是一覆杯。多艺早推披褐日，成名今识谪仙才。词源自是如泉涌，想见齐谐衮衮来。”这首诗题为《书和霁园邦额〈蛾术斋诗稿〉后》，永忠有三处加了注，第二句后注曰“奇哉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出内典”，第五句后注曰“先生绮岁所填《一江风》传奇早在舍下”，全诗结尾注曰“苏文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此诗及注，既表述了永忠对和邦额“谪仙”诗才的爱慕，也在今人仅能看到和邦额有《夜谭随录》创作(即“齐谐”所指)传世的时候，提供了和氏当时尚有《蛾术斋诗稿》和戏曲《一江风》传奇等作品流传的情形。在永忠《延芬室集残稿》当中，和邦额署名留下的批注均不太长，多是些“老树着花无丑枝”、“诗心类陶”、“自然妙谛，警绝千古”一类的读后随感，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永忠《过墨翁抱瓮山庄》诗后，和邦额注有“无一妄语”四个字。永忠这首诗中，描绘了携友人一同造访墨翁(即额尔赫宜，字墨香)别墅的场景：“荆扉多野趣，满眼菜畦青。近水因穿沼，连林别起亭。主人容啸咏，过客慢居停。黄菊全开日，还来倒醁醽。”批注人和邦额能那么亲切地证实此诗“无一妄语”，足见他对这回“容啸咏”、“慢居停”、在柴扉野趣间开怀饮酒恣意谈诗的活动，不但亲与亲历，并且有多么地留恋和喜欢!在这样的文学酬酢里面，永忠等满族文人想必也会不断地谈起和邦额《夜谭随录》的撰写，对他表示“词源自是如泉涌，想见齐谐衮衮来”的真诚祝贺。认为永忠等京师满族作家群的成员们是和邦额小说创作最切近的鼓励者鞭策者，洵属确当。

　　《夜谭随录》署名“䦵斋氏”(和邦额之别号)，是一部以志怪作品为主要内容的文言小说集，和邦额在“自序”中谈到该书写作的起因：“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酒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④]说明了他在资料搜集之时得到过“酒朋”们的帮助。而此书之最早刻本于乾隆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也就是1789年)问世，书前亦有署名“雨窗”者所作“序言”称：“吾人一生与二三知己晤对忘形，剧谈不倦，此境未易多得。回忆十多年前，春怡斋中，与霁园[⑤]、兰岩诸君子昕夕过从，或官街听鼓，夜雨联床，瀹茗清谈，至忘寝寐。因各出新奇，以广闻见。而霁园且汇志其所述，颜曰《夜谭随录》。……因念霁园之录、兰岩之评，向只缮成卷帙，未镌梨枣。吾独以枕秘私之，何如公诸同好。足以资艺林之谈助，文士之赏心;而余与霁园、兰岩诸君子生平交谊亦藉以永志而弗谖也。爰付诸剞劂氏。”[⑥]至今，人们在阅读《夜谭随录》的时候，时而还会读到这位雨窗以及兰岩，还有恩茂先、福霁堂等人的评语。

　　如果再将以上这两段话相比照，便可知道，雨窗和兰岩实际上是参与了这部小说集从早期故事搜集到出版之前的欣赏点评整个过程的工作;尤其是雨窗，甚至还是《夜谭随录》小说集终于得以印制出版的资助人。

 

 

　　经研究者查考，对于《夜谭随录》创作问世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这两个人——雨窗和兰岩，都是当时曾在京城生活过的满人。“雨窗”是正白旗满洲阿林保(舒穆鲁氏)的字，“兰岩”则是镶黄旗满洲恭泰(富察氏)的字。[⑦]至于恩茂先、福霁堂等参与较少的《夜谭随录》评点者，一时已难查考其确系何人，但仅从他们的名字来推测，也显然均为满人。

　　在谈到和邦额之前，需要提到的是他的祖父和明。和明是康熙年间生人，雍正初考取武进士，后半生多年以武官身份宦游于西北、东南及中南各省，最后死于福建汀州任所。青少年时期的和邦额，长期随祖父转勤国内各地，视野广博见闻芜杂，这为他日后成为书写天南海北奇闻轶事的作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何明给和邦额带来的又一层影响，是在文学上，他虽系武将却颇尚文风，撰有《淡宁斋诗钞》[⑧]，堪称文武全才，他的文学习养自然也就涵化于常伴左右的爱孙。

　　雍正至乾隆时期，满洲内部的精神取势渐显变化，有些人介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再像先前时代那么一门心思扑向功业向往，他们眼观心省于种种社会现象，胸间热度在暗自滑降。出任过清王朝多处总兵官职的和明也是如此。在他的诗作中，留有“七载宦情羞告雁，平生身世怕闻鸡”(《塞上春夜感怀》)和“虎头事业知犹在，鸡肋行藏渐觉非”(《怯寒》)一类诗句，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宦情”、“身世”开始生疑，这和当时渐起于一部分满洲中上层知识分子中的由本身际遇而寻索历史真释的思潮正相合拍。他们对“虎头事业”终还有些难以割舍，“鸡肋行藏”之感却时刻地在脑际涌动。

　　和明笔底流露的此种情绪，也同样影响了孙儿和邦额。《熙朝雅颂集》中收入了和邦额现今存世的9首诗[⑨]，篇篇均带有这种面对历史场景的伤感与置疑：

　　江静晚鸥多，斜阳挂女萝。淡烟迷古渡，骤雨乱春波。远岸飞黄蝶，当窗绾翠螺。韶华看冉冉，小泊感蹉跎。

　　——和邦额：《泊江村》

　　结侣登秋山，心仪水塔寺。塔寺两无存，临流空怀思。缅想建寺时，有人运智力。能将榛莽区，辟作清凉地。沧桑更变后，乌有先生至。色相刹那空，无人志一字。其在如来法，兴废原不系。不以隆而隆，岂以替而替。大千世界中，梦幻泡影内。凡此兴废者，难以恒沙计。譬如玻璃屏，倩人作图绘。丹绿在屏上，不与玻璃事。揩去丹绿色，依然见本质。寺塔既云无，即以作无视。归去复归去，从容觅晚醉。杖底吼西风，秋林黄叶坠。

　　——《水塔寺感旧》

　　一炬横江铁索开，孙郎霸业付蒿莱。荒祠秋老堆黄叶，野老犹携麦饭来。

　　——《孙郎庙》

　　此等以空空视史进而诘己何苦的心头况绪，后来亦成为《夜谭随录》书写之中一抹潜在的基调。

　　和明去世时，和邦额已18岁。他随父亲护灵回京，之后得以进入咸安宫八旗官学就读，并在京师生活了较长期间。自幼跟着祖父走南闯北的阅历，不但叫他有了充沛的人生积累，也使之养成了豪放交游的性情。居京生活之时，他把自己游历八方的生平见闻，以及不同阶段各式各样交往当中人们讲给他的故事，一一记录，用心书写，数年不辍，终于撰著成功了这部收有160篇作品、总计约18万字的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至40岁，和邦额中举，此后进入仕途，而从相关文献查考，也只能得知他出任过山西乐平(今昔阳)的县令。其晚年情景不详。

　　《夜谭随录》中的作品，题材纷繁广泛。一般阅读，留下印象较深的，常常是其中那些“说狐”“谈鬼”之类光怪陆离的故事。的确，这类故事不但在小说集里占的比例颇重，连作者本人也在书首“自序”当中对此类题材予以重点“推介”。何况，已有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先期问世且该书又以对花妖狐魅的出色描写著称，在时间与体裁上紧步其后尘的《夜谭随录》，就更容易被视作是沿“说狐”“谈鬼”一途出现的仿效之作。

　　《夜谭随录》确有对《聊斋志异》的模仿与借鉴，然而，假使把这种模仿和借鉴刻意夸大，便有可能妨碍对这部后起之作的解读。笔者感觉，虽蒲松龄写“狐”，和邦额也写“狐”，二者主旨却饶有差异。前者写“狐”人之情，其经典意义乃是要表达争取男女情爱自由的社会主题;而后者写“狐”人之情，表达重心则有游移，其主要意向并不在争取男女的情爱自由，却变易为借写狐鬼故事来针砭世人的伦理情态。

　　小说集中的《梁生》篇，讲述了仗义而为的狐仙不图财不图势，帮助穷书生来惩治浮浪子弟，给人的感觉，是人世间充斥了世态的炎凉险恶，反过来去作个“阿紫相依千载期”的狐婿，倒是件幸福的事。《某倅》说的是人与鬼已阴阳两隔，而鬼魅当中却实有坚贞的道德持守，两相比照，几令阳世之士子无言以对无地自容。《洪由义》叙述的是善良的主人公，因长年放生那些为渔人丢弃的鱼虾螺蚌，终至在不慎失足落水后，遇到了水下“贵人”的搭救。《红姑娘》篇在这类作品当中最是感人，其中描写了一位由“义狐”幻化的红衣少女，为了要报答三十多年前旗兵赫色的救命之恩，在赫色贫困孤独的晚年，连续十数载，坚持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位戍务在身的老人。

　　《夜谭随录》中写人与狐、与鬼、与仙之间的交往故事，尽管场景相殊情节各异，却多带有比较清晰的伦理色彩;而这部小说集里凸现出这种色彩的作品，还有许多，则是直接书写纯粹人世间的社会题材。例如《棘闱志异(八则之七)》、《某太医》、《赵媒婆》、《冯勰》诸多篇目，均对准世间各色人等的道德败落现象，给予尖锐的揭露和抨击。

　　和邦额所处的清乾隆朝，不仅就清代自身而言，就是对于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也属于由盛及衰的“盛世”尾端。当时，一系列社会矛盾相互激化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即便是在原本上下一致奋力进取的统治民族——满洲内部，也已酿成了多重无可排解的矛盾关系：像高层政治集团中的利益切割失当、旗族上下贫富两极分化明朗以及由底层旗人生存状况反映出来的“八旗生计”等问题，都在日趋表面化。作为社会矛盾的精神呈现，各个领域人际道德层面的种种不堪，也愈益地现象化与冲突化。

　　满洲民族自古以来曾葆有崇尚淳朴与正直的精神传统。有清一代该民族即使是进入中原变化了社会位置，就总体来讲也还是注重恪守此项传统，他们为人处世尤其讲求忠诚与纯正，将这看作是做人的至高荣耀。满族的传统理念还格外看重人生在世的自尊度，即无论处于盛世还是乱世都应有的道德自我规范。他们不但通过自觉的德行养成来表达对一己名誉的看护，在清朝建立后与他民族近相接触时，也看重对于本民族声誉的守望。和邦额，这位乾隆年间的满族作家，正是从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出发，才能那样深刻地觉察到民族内外伦理风习的变异轨迹。[⑩]

 

 

　　远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忠直廉洁与舍身忘我便是民族领袖们提倡的品行;至康、雍、乾三朝，君主对旗下官兵道德上的规范也很严格，他们最为忧虑者，是八旗子弟沾染上不良习气而迷失了本性。乾隆帝甚至颁布御旨，凡满洲人有行为及道德不堪者当一律革出旗籍。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清代君主们就自我修身的优良程度来看，在历朝历代都是数得着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历史的辩证法常常却只给其当事人留下相当有限的行为空间，凡封建君主受其政治地位的局限，都逃不脱施政法则中薄情寡恩一面，这也是一道历史的定数。所以，作为文学家的某些历史“在场者”其感受现实的切肤痛楚，往往与大历史的基本结论会相互参差，却也显示出一定的同时也是带有本质性的历史真实。

　　乾隆年间的京师满族作家群，便是这样的一批历史“在场者”。他们为了表达对于现实存在的真实感触，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写作(亦即“反馈”)方式。和邦额所择定的主要选项，就是主要反映现实社会道德走势的小说创作。

　　《陆水部》、《憨子》以及《猫怪》、《某太守》、《张五》等篇，都是作者从道德角度切入身边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特别是《陆水部》和《憨子》两篇，常会引起后世读者的更多注意，因为作家竟然敢于在那个存在“文字狱”祸患的时代，以正面的道德形象来描绘两名朝廷“钦犯”——陆生楠跟谢济世。陆生楠是雍正初年以“诽议时政”罪而被“军前正法”者，谢济世也曾是一度身负死罪的“要犯”。和邦额毫无避讳直呼其名地写他们的生活故事，还表达出对二人的同情与赞许，不能不说是对时政的一种不满与寻衅。[11]

　　《猫怪》在小说集里颇具代表性，可以把它当成批判官场道德时弊的一篇寓言来读。某官宦世家养有十几只猫，一日，其中一只忽然操起人言，主人深感不祥，意欲将它丢进河里淹死，不想此猫逃回他家——

　　猫登踞胡床，怒视其父，目眦欲裂，张须切齿，厉声而骂曰：“何物老奴!尸诸余气，乃预谋溺杀我耶?在汝家，自当推汝为翁;若在我家，云乃辈犹可耳孙，汝奈何丧心至此?且汝家祸在萧墙，不旋踵而至，不自惊怕，而谋杀我，岂非大谬!汝盍亦自省平日之所为乎?生具螾蚁之材，夤缘得禄，初仕刑部，以鉤距得上官心。出知二州，愈事贪酷。桁杨斧锧，威福自诩。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几。尚思恬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极也。所谓兽心人面，汝实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为怪，真怪事也!”遂大骂不已，辱及所生。举室纷拏，莫不抢攘。……猫哂笑而起曰：“我去，我去，汝不久败坏之家，我不谋与汝辈争也。亟出户，缘树而逝，至此不复再至。

　　后来，猫的主人家半年便染上瘟疫，几乎死绝。这篇作品，已将作者笔下的社会伦理叙事直接切入到仕途政治层面，假猫之口，痛快淋漓地戳穿官场人物岸然伪装下的道德真相。

　　和邦额写世人的善恶故事，经常都会给出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清楚结局。我们知道，因果报应的情形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多见。作者坚持这样写，体现了他持之以恒的正义感，也反映了他缺乏其他更有力量的思想武器的无奈。这种对社会正义的寻求和事实上寻求不到的无奈感，在和邦额身处的时代，也就很容易把他送向一种虚空的参禅昧道的境地——本节前面所引其《水塔寺感旧》诗，弥漫着的就是此等精神。这也是当时京师满洲作家群成员们普遍的思想渊薮之一。

　　和邦额《夜谭随录》“自序”曾申言他的创作是“谈虚无胜于言时事”，那不过是为自己涂上的一层保护色罢了。小说集中除借“狐仙”、“猫怪”之类故事外壳敷演了不少人间场景而外，亦确有些像《怪风》、《地震》、《蜃气》、《来存》、《落漈》等记录各地奇异自然现象及物产的篇目。相关内容当时看来不好捉摸，对后世人们认识自然界则是有价值的，也不可笼统纳入“谈虚无”范围。至于《米芗老》、《修鳞》、《铁公鸡》、《崔秀才》、《倩霞》等作，读来很有些引人入胜的传奇性，细加品味，便仍可嗅出呼唤社会正义、贴接民间生存的情感气息。

　　和邦额这位乾隆年间的满洲作家，也是这个历史阶段京旗满洲生存真相乃至于精神样态的忠实记录人。一部《夜谭随录》，中间大约有1/4的篇目，直接叙写了旗下官兵及其家眷的现实生活题材。就是通观满族小说写作的发展历程，这也是一件惹人瞩目的现象。

　　从康熙朝即已生成并于随后严重影响旗族生活几近200年的“八旗生计”问题，在乾隆时期的京师底层旗兵家庭里面已经反映得相当强烈。《某马甲》、《红姑娘》、《谭九》等篇都是对准这种场景予以状写的代表作。且看《某马甲》之描写：

　　马甲某乙，居安定门外营房中，甚贫，差役多误。其佐领遣领催某甲往传语：“亟出应役，不则必斥革矣。”甲素与乙相善，即往见之，入门，马矢满地，破壁通邻。屋三间，秸隔一间为卧室，妻避其中。时际秋寒，乙着白布单衫。白足趿决踵鞋。甲一见，恻然曰：“弟一寒如此哉!”因致佐领语，且曰：“料弟贫寒，我归见牛录章京[12]，当为缓颊。但日云暮矣，不克入城，舍此无信宿处。”解衣付之曰：“弟应久不举火，讵可以口腹相累?此衣可质钱四五千，姑将去，市肉沽酒，来消此寒夜。余者留为数日薪水费，幸勿外也!乙赧然抱衣去。

　　营房去市远，曛暮未归。甲独坐炕头，寂无聊赖，检得鼓词一本，就灯下观之。有顷，闻房中哀泣声，知为乙妻苦贫。窃为感叹间，蓦见一曲背妇人，蹒跚入室，至佛案前，塞一物于香炉脚下，仍出户去，面目丑恶，酷似僵尸。甲觉其异，起视脚炉下所塞物，则纸钱十余枚，深怪之，不禁毛戴，付诸丙丁。

　　房中泣声渐粗，倍觉凄切。潜于帘隙窥之，乙妻已作缳于梁间，将自缢。甲大惊，急入救之……

　　这户旗兵穷困得无以复加，“马矢满地，破壁通邻”，衣食了尽，鬼魅(即“曲背妇人”)穿行，直逼得女主人求生无路而要去悬梁自尽，真是凄惶到了极点。细想想，此刻距离当初明清易政才刚满百年，在封建“盛世”，在大清国都，所谓的“既得利益”民族其下层却已困厄潦倒到了这般田地，怎么不令旁观者百感杂陈。八旗制度是清代维护政权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说起来，清廷乃是其最大的受益者，而社稷与苍生也可以说是其间接的受益者，然而，愈来愈穷困的下层旗兵和他们的家眷，则成为无可逃逸的受害人，不能不隐忍着该制度所酿成的悲剧——而且，这悲剧越到后来越被加重与放大，一直到清末，到民初。和邦额是满洲籍作家中间率先反映这一清代根本性社会问题的人，可以肯定地讲，他是具备着深刻民族情感与非常社会良知的文学家。

　　与同时代一些勤于思索的满族知识分子一样的是，和邦额也力图通过他的小说作品，表达出对既有历史演进的寻绎与反刍。在这一题旨下面，他写了《戴监生》与《卖饼翁》。

　　《戴监生》叙述的是监生戴懋德乡试落榜抑郁归家，途中某晚独入山林，无意间听到了一老一少的对白。那少年嘲笑老人，说他只配去做吮食臭脚汉们的臭虫，却做不了夜入闺房叮咬小姐们玉肌香肤的蚊子。

　　老人揶揄之曰：“老夫年逾五十，讵意今日闻此奇谈，何其恢诡!夫乞丐小儿，宛转于百尺竿头，以为得计，自谓出人头地，初不知地下折臂叟，即是当时竿上儿。方叹天下险巇危途无有甚于此者，乃今子顾以此骄老夫耶?天能与人以寿夭之数，而不能禁人以撙节之方。设有两人于此，得青蚨一千，各分五百，数则同，而用必不同也。其一人一日一钱，或数日一钱，渐至不破一文，则此五百钱，虽终身不尽可也。其一人，初亦一人一钱，或一日四五钱，六七钱，渐至十百文，则此五百钱，其尽也可立而待也。子不明事理，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说着说着，老人竟评价起旁听的戴懋德来，说破他原本就不是个能够科考中第的人，却要苦苦折磨自己，无异于自我戕害。之后戴懋德发现，那夜间斗嘴的老少两位均系狐仙，不禁有悟，便在“再试不第”之际，“忆狐言”而“投笔经商”，最终以至“致富十万”。

　　《卖饼翁》说的则是某内阁学士正值仕途上平步青云，却在野外江边遇见早年结识的“卖饼翁”;他早就得知此翁已死，不禁诧异，老翁遂向他讲述了自己得道成仙的经过。内阁学士羡慕不已，“泣拜求渡”。

　　翁曰：“尚非其时也!君于名场中，官可二品，惟‘躁进’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志之志之!请从此别。”言讫，跃入江中，履水如平地，转瞬而逝，惟剩江心月白，一望无涯。

 

 

　　《戴监生》与《卖饼翁》的读者幸勿忘记，和邦额写出此等作品之际，恰好也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大唱“好了歌”的时节。“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盛世谶言”正在这个民族并不缺乏反思能力的知识阶层渐趋弥散。满洲社会就整体而言，一百年的光景虽尚未演示出“兴也勃焉败也忽焉”的全过程，其自身却已经显现了不少教人不堪凝眸、难以理喻的路数。可贵的是，和邦额这批满族文化人这时就辨识出了社会变迁的蛛丝马迹，看到那今日的“地下折臂叟”，正好就是当初在“百尺竿头出人头地”之“竿上儿”——故而，“名场”之上须用心牢记者，“惟‘躁进’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是也!

　　实际上早在康熙间，满族作家对自我民族的文学反思便初露端倪。“唐家宫锦汉家环，上有冰纹古色寒。道是韩王孙子物，前年卖此度朝餐。”——这是康熙末年诗人蒙额图的一首《偶见》诗，涉及到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严肃话题。而曹雪芹的爷爷、正白旗满洲内务府包衣人曹寅，身为最受康熙帝信任的朝廷大员，也用这样的诗句提醒过身边的人们：“开疆争捷论功多，绿酿葡萄金叵箩。自是勤劳防逸乐，西南兵甲渐消磨。”(《冰上打毬词》三首之一)而放眼乾隆朝以后，直至当代，满洲作家以文学来反省民族的，更是数不胜数。抑或可以认定：自我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正是满族书面文学传统及其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特性。

　　《夜谭随录》讲给读者许多鲜为人知的京旗故事，这对于了解清代满人的风俗习尚乃至精神征候，饶有价值。

　　凸现下层旗兵性情作派的《三官保》，是一篇有味道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满洲少年旗人三官保，外表帅气温文，实则“负气凌人，好勇逞力”之人，“往往于喧衢闹市间，与人一语牴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至狠斗凶殴”。他与另一旗人少年佟某酿成冲突，约好在地坛争斗，他只身前去，不料对方竟带了十五六个人来群殴。“保大笑曰：‘我苟惧打，岂敢复来?任汝鼠辈所为，但一皱眉一呼痛，非好汉也!’”对方“蜂拥其前，木棒铁尺乱下如雨，一霎体无完肤，四肢不能转侧，犹哂笑怒骂。”佟某为三官保的从容气势所折服，甘拜下风为三官保所驱使。三官保又以类似举动降服了市井另一霸张某。他们一伙人常聚啸街头，向各种势力挑战，甚而敢于教训和羞辱身着“貂皮狐裘”、“平日恣横恃势”的宗室子弟。不想终有一天，他们的不慎惹恼了江湖好汉的英魂，惨遭惩处。“保自此爽然若失，幡然而悔，遂折节读书，不复语力，见人谦抑巽顺，犯而不较，卒为善士。”他远离了佟、张等人，“入籍为羽林军，从征缅甸，阵殁，年甫二十有零。”

　　人们阅读《三官保》，常将它当成一则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作看，其实据旧京老旗人们介绍，乾隆年间确有过满洲少年三官保其人其事。和邦额的同名小说开头也是说：“友人景君禄为予言：其表弟三官保，满洲某旗人也。”可见，和氏亦是根据实有的三官保事铺衍撰写。不仅如此，有关三官保的民间故事，从乾隆年间起也一直在京城内外八旗营房中口耳相传。或许有人要问，一个三官保并非什么显要人物，为何会被这样一代代传说下来?其实这远非难以思议。在世代驻防的满洲营房里，下层士兵们尤其崇尚的是倔强勇武果敢之人，像三官保这般生性无畏天不怕地不怕的“游侠”风度，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他们的追捧对象及效仿楷模;何况三官保者，并无欺凌下层无辜的劣迹，却留下了敢于挑战权贵的举动，也会被引为主持社会正义的化身。三官保的结局，也不乏“荣耀”：他最终远离游侠帮伙，幡然而悔，从征疆场，以至英年捐躯。故而，今日读者惯常会以为是街头“混混儿”的三官保，在清代便长时间享有了旗族青年士兵们的推重。难怪有过民国年间外火器营(清代京师“外三营”之一)生活经历的满族文史大家金启孮作如是说：“在营房里，贾宝玉的群众只有我一个人，三官保的群众却有他们一帮年轻的营兵。”[13]同样是这位满族文史大家，还下过以下断言：“我以为《夜谭随录》一书之价值，全在此文(指《三官保》，——引者注)。我们知识分子每知满族少年有贾宝玉、安龙媒等典型形象，从未见人论及三官保的典型形象。是知满族上层、写满族上层的人多，知满族下层、写满族下层的人少。事实上清朝前期满族绝大多数少年是三官保式的，尤其是在京旗之中。”[14]

　　许多年来，社会上就有不少对满族女性的说道。满洲人的先世由于缺少对于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规范，女儿果为率性、妇女干练泼辣的居多。和邦额的小说集摹写了一批光华夺目的“野性少女”[15]，譬如《碧碧》、《娄方华》、《阿凤》、《倩儿》、《白萍》、《香云》等等，读到当中描绘的一个个特异的女儿形象，叫人时有如沐旷野徐风的清新之感。这里，或能允许笔者举个极端的例子，即书中的《护军女》，从题目上，就可读出它的满洲题材特征。小说叙写一位独自在家的护军女儿，为邻家轻浮的护军少年所羡艳。少年在间隔壁上钻出一孔，以言语挑逗，女儿把愤恨压于心头，与之周旋。不想“少年亟解裈出势，纳入孔中。女即捉之，佯为摩弄，潜扳鬓钗横贯之，脱颖而出。少年僵立痛甚，号叫声嘶。女出房扃其户，置若罔闻。”故事后面，是调戏人者得到救治，勇敢自卫的少女却在母亲归来时“大哭，觅死”。不管这则小说的读者会怎样评判此少女与彼少年的纠葛，毕竟作家是准确地写出了那个历史特有阶段的旗人特有故事。

　　此外，《夜谭随录》之中刻画京旗其他风俗的还有许多：《阿凤》涉及到旗人当时持有的不迎亲习惯，《额都司》、《塔校》与《嵩桬篙》讲述了旗人们不怕鬼的性格，《伊五》、《佟犄角》与《庄斸松》描写了萨满作法除祟的过程，《异犬》体现出满人爱犬的生性……

　　《夜谭随录》虽用文言写就，其选材，其眼光，其格调，其语言，却每每体现了平民化、市井化的选择。这也是满人文学写作的必有归宿。在了结本文之前，就再引述几句这部文言小说集里面的俚俗表达罢：

　　佟大言曰：“汝既称好汉，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坛后见我否?”保以手抚膺，双足并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岂畏人者!无论何处，倘不如期往，永不为人于北京城矣!”(《三官保》)

　　媒笑曰：“翁所谓‘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也!……”(《铁公鸡》)

　　夫人素严厉，怒曰：“不肖子!岂不闻‘不听老人言，凄惶在眼前’耶?”(《阿凤》)

　　夫人曰：“……正所谓‘自将马桶往头上戴’者!尚堪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噶雄》)

　　[①] 见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第11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满族入关初期，学习中原文化的教育体制尚未配套，故而一些宗室贵胄为了培养子弟及早掌握汉文化，只能采取聘请儒学名师进入府邸教习的方式。这一现象随后即有了较快的改变，到雍正朝，京师满洲子弟进入各类官办学校读书的情况已属正常，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八旗义学等学校逐步成龙配套，宗室子弟以及八旗中、上层子弟在这些学校里既可学到传统的民族文化也可以学到中原文化，他们总体的文化水准及文学修养均获得了显著提升。

　　[③] 弘晓(1722-1778)，号冰玉道人，康熙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之第七子，曾袭怡僖亲王，又被夺去爵位。是乾隆年间京城满族作家群体中间的一员，有《明善堂诗集》传世。

　　[④] 和邦额：《夜谭随录》，王一工、方正耀点校，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⑤] 和邦额号霁园主人。

　　[⑥] 转引自韩锡铎、黄岩柏《阿林保与〈夜谭随录〉》，《满族研究》1987年第1期。

　　[⑦] 关于“雨窗”即阿林保与“兰岩”即恭泰的考证，可参见韩锡铎、黄岩柏《阿林保与〈夜谭随录〉》(《满族研究》1987年第2期)与薛洪勣《试论和邦额和他的〈夜谭随录〉》(《满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

　　[⑧] 《淡宁斋诗钞》今已失传，现仅能从[清]铁保辑《熙朝雅颂集》中读到和明的10首诗作。

　　[⑨] 据文献记载，和邦额著有《蛾术斋诗抄》，惜未传世。

　　[⑩] 请留意，和邦额式的“道德敏感”，将在其后的满族文学史册上被一再发现。

　　[11] 嘉庆朝袭封礼亲王的昭槤，在其史学著作《啸亭杂录》中谈及此事，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著《夜谭随录》行世”，“至陆生楠之事，直为悖逆之词，批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所论劾者，亦侥幸之至矣!” 昭槤站在皇权正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是不奇怪的。不过，从后世所能读到的譬如敦敏、敦诚、永忠、永㥣等人的一些作品以及和邦额的这类小说来看，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或许还没有像日后传说得那么严酷密实。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满人而被网开一面，有证据证明，满洲大员身陷“文字狱”者也是有的。

　　[12] 八旗职官，牛录章京即佐领。

　　[13] 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58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 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第1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15] 可参见薛洪勣《试论和邦额和他的〈夜谭随录〉》，《满族文学研究》(内部发行)1984年第1期。

 

本文原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05期，由作者提供并授权“中国民族文学网”发布。